John Dardess在其对泰和县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研究中指出，16世纪的泰和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家族组织、观念的变化，泰和学者也因此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与关怀。在学术思想方面，Dardess选择分析罗钦顺、欧阳德、胡直等著名泰和学者，说明16世纪泰和学术声音多元、精英辈出，但基本上是以较个人的关怀为出发点，所诉求的学术认可也更宽广，已不同于明初泰和前辈较具地域色彩的关怀。换言之，晚明在泰和并没有出现具有地域基础的整体学术联盟或行动，或出现所谓的“泰和学派”。[1]这个观察当然有相当的正确性，随着明中叶以降交通管道的通畅、文人旅游风气普及、学术信息交流增加后所带出的学术冲激，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实际接触的范围，也重塑了人们心灵和观念的界域。许多学者们都不能无视于更宽广的学术社群间所进行的辩论，因此这种具宽阔视野和雄伟胸襟的现象，并非只限于泰和一地，而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晚明学术场域中，阳明学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而从阳明学派建构和发展的历史看来，也可发现“地域”因素并不能充分涵盖学术倾向，学派认同所强调的是一种致力于圣人之学的志向，乃是具跨地域性质的。虽然随着时代推进和学派发展，当阳明学传至三四代之后，地域学风的影响确实比早先更显重要，但也没有完全抹杀学派所具跨地域性的特质。我们从刘元卿、周汝登、孙奇逢（1584—1675）编纂的理学系谱中，便可清楚看出在这些晚明学者心目中，理学乃是一跨地域的场域。[2]

在晚明多元学术氛围中，同一地区其实并存着许多拥护不同学术兴趣的团体，理学只是其中的一支，理学家深切感受着他们是当时文人中的小群，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虽然这种现象和感受也有着地域上的差距。[3]因此，理学家们的交游以及认同归属感都倾向结合与自己抱持相同理念的朋友，其心理的或实际的连属范围通常是超越本乡本地的畛域。譬如，以杨东明的眼光看，万历年间具代表性的理学家至少包括：孟秋（1525—1589）、罗汝芳、杨起元、邓以赞、张淳、邵仰斋、[4]冯从吾、周如砥、耿定向。[5]这份名单当然不全，至少就遗漏了著名的理学家张元忭、焦竑、徐用检等人，不过已经充分显明他心目中跨地域的理学领域。而就当时讲会和实际交友的情形而言，无论是各地学者们齐聚一堂的大型讲会，或者当时学者们交换书信、书籍、子弟教育，和书写墓志铭、行状的师友网络，都可见当时理学领域，既具有划限区隔作用的学派意识和表现，另一方面又具有跨地域连属的性质，当然这并不表示地域因素可完全被漠视。

江右理学家自然不能自外于整个大的学术环境。从第三章讨论吉安府各县讲学活动的发展历史看来，我们也可证实江右理学家宽广的学术视野。我们发现那些足以在江右一地成为真正学术领导的学者，无论是早期的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或稍后的邹德涵、王时槐、胡直、刘元卿、邹元标等，都是能够突破乡里限制的大人物，都是见过世面、受过当时最顶尖学术洗礼的知名人士。更明确地说，这些人都成功取得功名、有仕宦经验，其中有些人甚至因政治壮举而举国闻名，又都曾在京师与其他著名学者一起论学，然后再还乡提倡讲学。正因为这些讲学领袖们，熟知当时不同地区的讲学风气与思想学说，他们的学术眼界与企图经常是宏远而超越地域的。他们的学术目标是指向超越且绝对的“道”，所设定的听众是广阔的知识社群，而与外地学者进行交流的经验，也让他们扮演着引介不同思想进入江右的角色。这现象呼应了Dardess的看法，说明晚明江右学术界与其他地区密切的关联性，也提醒我们在探讨江右学术时不能忽视其他地区介入的因素，尤其是江左（江南）文化的刺激。

虽然我赞同Dardess的分析和说明，也认为他对泰和一县的研究可相当程度地应用于对其他江右地区的理解，然而仍然感觉到有必要对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问题再做讨论。身处于文化交流和刺激日益增加的晚明江右学者，诚然已不再能单纯拥抱狭隘的地域认同，他们的学术和心灵眼界也都因此而增广扩大，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江右学者们失去了对本地的认同。[6]事实上颇相反，在面对来自江左的经济和文化冲激时，晚明江右学者对本地文化竞争力的危机意识也日渐增强，这危机意识似乎刺激了他们，更有意识地思索自身“传统”的意义，也更清楚地表达了对“传统”的信任和捍卫的决心。可以说正是在晚明时期，有一股强烈的地域认同之情油然而生。

本章主要讨论晚明江右理学家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的思想、工夫和所从事讲会活动的特殊风格，在某些意义上与第八章有密切呼应和对话的关系。晚明这个特殊的时期，以及此时江左与江右文化的相互激**，将是本章一个查考和思考的重点。我希望透过文化对话和竞争的角度，呈现出在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的发展和特色时，所不可忽略的江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