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阳明学者热衷讲会以亲师友的生活方式相呼应的是，他们在思想上也极力强调朋友之伦的重要。下文将分三点来讨论阳明学者对友伦的特殊阐发：第一，尽管阳明学在理论上重视个人自足的良知，成德的关键也落在个人的立志，但是阳明学者们却不认为成圣的历程可以不经师友扶助而得，相反的，他们极力强调朋友乃修身成德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如此不仅说明同志讲会存在的必要性，更有在学理上平衡阳明学可能流于过度道德主观化的作用。第二，阳明学者并不把朋友之伦的重要性局限于个人成德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指向“万物一体之仁”的终极理想。第三，相应于他们强调朋友之于精神生活和修德进业的重要，某些学者则高举友伦于其他四伦之上，以道义连属之同志朋友为社群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此便改写了传统五伦的位序，也为朋代的友论开出一新的含意。

（一）朋友之于修德的必要性

在谈论朋友之伦时，王阳明、欧阳德、王艮、王畿、罗洪先、罗汝芳等人都一致强调朋友之于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因相关的论述颇多，故仅在注文中标出，不一一在文中引述。[49]虽然阳明学强调“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与”，故“立必为圣人之志”乃是修身的最大关键，良知也是道德成始成终的根据，然而成德却不被认为可以靠个人力量而完成，是必须依靠朋友间互相帮助才可能。王阳明：

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50]

欧阳德也说：

今世通患大患无志，有志矣，患无师友讲明，安于所习，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自知其违道远矣。[51]

可见朋友讲学对修身成德的帮助不仅止于互相激励使不致散漫怠懈而已，更是在讲明致良知的真义，使不致落入“认气作理，冥悍自信”，或“自以为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不自知其违道远矣”的景况。换言之，朋友之于成德不只是激励、强化一个人的修德志向而已，更关系着这个人是否能正确地在成圣的道路上不断长进。

虽然我们知道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的心学理论可以说是标志着儒学高举道德自主性的高峰，人人相同且自足的良知不仅宣告了人内在成圣潜能的普遍性与完全性，也使其修养论的最大关键处落在“立志”与“自信良知”。[52]强调现成良知的王畿对此之阐述更是不遗余力：“吾人学问未能一了百当，只是信心不及”；“若信得良知及时，时时从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阳一出，魑魅魍魉自无所遁其形，尚何诸欲之为患乎。”[53]此处所谓“自信良知”指相信自己的良知是完美的，只要充分推致这至善良知本体即能成圣。但是高度道德主观倾向势必扼制客观性判断的空间，这也是阳明学在理论上的一个必然隐忧。在实际修德过程中，如何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否真的推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抑或是未能真识良知之义而所见有所蔽呢？对此，阳明学者并未强调自信自我的每一个判断，反而屡次提出在师友间问学验证，并警告无师友之助会落入“冥悍自信”的危险。即使像罗汝芳在强调良知之不假修为上是相当突出的学者，也十分强调在师友间质正的必要性：

只是时时刻刻将自己心肠与经书遗言精神查对，用力坚久则或见自己本心偶合古圣贤同然处往往常多，然细微曲折必须印证过后乃更无弊。若初学下手则必须一一遵守，就是觉得古圣经书于自心未稳，且当虚怀质正师友，决不可率意断判，以流于猖狂自恣之归也。[54]

志同道合之朋友间的议论与共识形成了某一种客观的判断标准，作为落实致良知修养进程的指标，由此我们可说阳明学者之重视友伦正有着互补制衡其理论中易流于人人自是之隐忧的作用。

（二）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

阳明学者提倡友伦不仅因为朋友对于个人修身成德的必要性，更是指涉一终极的理想，即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是宋明理学特殊的宇宙观，作为儒家的终极理想并企图与佛道二氏区别的标准，也是明代阳明学的核心。[55]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56]王畿也以“万物一体之仁”来区别儒学与佛道二氏：“佛氏行无缘慈，虽度尽众生，同归寂灭，与世界冷无交涉，吾儒与物同体，和畅欣合，盖人心不容已之生机无可离处，故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57]万物一体之仁不仅是儒家建构宇宙万物应然交互的关系，也是界定人类生存于此宇宙应有的理想，更为儒家之学与道德修养立下一定的规范。在人与万物时时感通的宇宙观中，人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于其他人与物之外，希冀过隐居或独修的生活。因此孔子所说“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常被阳明学者提出作为强调应时时与朋友聚会以亲师取友的论据，例如，王畿：“鸟兽不可与同群，非斯人而谁与，此原是孔门家法。吾人不论出处潜见，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内事。”[58]同志讲会的存在也因此更赋正当性。而且通过师友讲学以德风励俗，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更被认为是儒者经世济用的行为。

罗洪先说：

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阳明公万物一体之论，亦是此胚胎。[59]

纵然实际之政治境遇有出与处之不同，但罗洪先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却应该始终不变，即使退处在野的时候，仍然以天下为己任。我想此处除了指在野的士大夫可以参与地方事务，如罗洪先亲身参与整治田赋之弊、赈灾和策划抵抗流寇等地方事务以造福乡里外，[60]更广泛地指士大夫在师友间修身之实际行为与影响力而言，故以“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如此精微之语来论。关于讲学经世方面，王艮有更明白的阐发：

学不足以为人师皆苟道也，故必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家之法，是为一家之师矣；身在一国，必修身立本以为一国之法，是为一国之师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为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之师矣。故出必为帝者师，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学，足以起人君之敬信，来王者之取法，夫然后道可传，亦可行矣。庶几乎己立后自配之得天地万物，而非牵以相从者也，斯出不遗本矣。处必为天下万世师，言必与吾人讲明修身立本之学，使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夫然后立必俱立，达必俱达，庶几乎修身见世而非独善其身者也。[61]

对于王艮而言，士大夫“出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而孔子便是为万世师的典范。孔子虽然没能在政治场上大有作为，却因其品德上的成就而成为万世师表，因此王艮将孔子所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诠释为：孔子虽不仕，却“修身讲学以见于世，未尝一日隐也”，[62]绝不同于隐居避世之徒。王艮认为这种德性之彰显以及讲学的成就便是最高超的入世精神，故他说：“学不厌、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便做了尧舜事业。”[63]同样地，王畿屡次劝人当以实际讲学行动来表达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不可以做一个自了汉：“大乘禅宗尚不肯作自了汉，况兄平生种下万物同体真种子，世间痛痒素所关心，天机感触，随处生发，岂容自已”；“夫吾人以经世为学，乃一体不容已本心，非徒独善其身，作自了汉”。[64]

因此，阳明学者显然不愿将其同志讲会局限于个人成德的层次，而是进一步将之推向实际参与社会教化的经世之举，是实践儒家万物一体之仁的实际作为。生活在与人交涉的社群中是儒者应该也是必要的生命职责，而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聚论学则是最理想的社群环境，也是实践万物一体之仁所不可或缺的场域，朋友讲学成了经世济用的实际作为，因此，讲会的存在不仅对个人修德是必要的，对于移风易俗和经世济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思想，就个人抱负而言，可以让那些必须退离政治舞台的学者们更崇高、更有意义地专注于讲学活动，并且坦然自豪地宣称“人生惟此（讲学）一事”；[65]就推动地方事务而言，也使得士绅和地方官员联手推动讲会、建书院等活动时，更能宣称其具有移风易俗的正面政治意义。

（三）友伦为其他四伦之所赖

在儒家由自身、家庭，到国家、天下，层层推致有差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不仅孝悌被认为是“仁心”体现最自然浓厚的情感，家族也一直是人伦关系的最核心组织，家庭人伦更占传统五伦中的大多数。这种对家族的重视即使在强调朋友之伦的明代亦没有改变，大多数强调友伦重要性的学者也并未刻意凸显朋友这外在于家族的人际关系与其他家族内人际关系间的对比或冲突，而通常是并提它们的重要性。但是从《大学》修齐治平的本末之论而言，修身正是一切完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起手处，而讲求这起手的大本工夫又不能不倚赖朋友间的责善辅仁，因此朋友之伦可能被高举为其他四伦所倚赖的道义之属。这样扭转友伦在五伦中的地位，的确出现在某些热衷于讲会的阳明学者言论中。

下文将简论朱熹、陈淳（1159—1223）和黄榦（1159—1221）等南宋道学家对朋友之伦的议论，以比较与阳明学者论友伦之同异。朱熹在《跋黄仲本朋友说》说：

父子兄弟为天属，而以久合者居其三焉，是则若有可疑者，然夫妇者天属之所由以续者也，君臣者天属之所赖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属之所赖以正者也……此其所以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为者也。[66]

这里朱熹把友伦与其他四伦的根源都推及天理之自然，由此来肯定五伦的必然性。同样的看法也显明在陈淳的《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源》：“夫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既皆天命所必然，非由外而来，则自此身有生以至没世，决无所逃于天地间，亦决不能一日而相离。”[67]

朱熹在《跋黄仲本朋友说》又说：

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交尽其道而无悖焉，非有朋友以责其善，辅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于人伦，其势若轻而所系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关为至亲，其名若小而所职为甚大。故古之圣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此处朱熹申明朋友之伦虽不像君臣涉及政治权势的利害关系，亦不若父子兄弟之家庭情分的自然相亲，但因关乎修道立教却能直接影响其他四伦之是否能尽。同样的观点也可见于朱熹的女婿并弟子黄干之《辅仁录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失其序，则天典不立而人道化为夷狄矣。朋友道绝则此四者虽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则朋友者，列于人伦而又所以纪纲人伦者也。”[68]如此将友伦视为“天命之必然”且“纪纲人伦”的见解，多见于宋元学者之论，是传统的见解，当然也为阳明学者所强调。

在传统并列五伦的重要性时，也同时强调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不特别凸显其间的从属或本末位序。虽然关于五伦的记载存在着或以君臣为首或以父子为首的差异，也暴露了家庭与政治关系可能存在的冲突，[69]但是以朋友为第五位则是没有争议的。徐道邻就指出五伦中的前三伦——君臣、父子、夫妻——是构成具极度权威色彩之三纲的主要人际关系，其受重视的程度也远在其他二伦之上。[70]朱熹等人在强调友伦的重要时，也只是强调其互补于家庭、政治关系的功能，并未掀引孰重孰轻的议题，也绝无以友伦涵摄其他四伦的意思。

相对而言，阳明学者虽然也重视五伦并列互补的重要性，然而前文论及在阳明讲会中，学者们实则向往能暂抛家庭俗务、得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追求圣学，或者在面对求友远游与家庭生活取舍的冲突时，某些人也以道义为连属的朋友社群为重，以此为男儿之志，因此在以讲学为人生第一事的理想下，也极可能出现以志于圣道的理想同志关系来涵摄家庭关系的言论，例如王畿说：

古人谓父子兄弟不责善，以责善归之朋友者，为不同志者言也。若文王之于周公，明道之于伊川，即父子兄弟为师友，家庭唯诺，尤一毫躲闪不得，此志苟同，千百年之远，尚得相应；志苟不同，尧舜之于朱均，亦徒然耳。[71]

王畿认为即使父子兄弟间血缘之亲亦必须在同志于道的追寻中才得以完美，文王和周公、二程兄弟正是这完美的典范。没有共同作圣的志向，即使生为尧舜圣人之最亲密的家人，也是没有价值。因此王畿不但一改孟子之言，以为父子兄弟间仍应相互责善，他自己与儿子王应吉也在天心精舍中立盟为同志师友。[72]换言之，道德上的成就被推举为至高，而与成就德性深切相关的同志关系被认为应该涵摄家庭中的血缘关系和政治上的臣属关系，成为最崇高也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这在概念上相当接近某种因着共同宗教信仰所开创出崭新的，同时也是隐含着一种比血缘更亲密、更崇高、连属更广阔的人际关系，只是明代讲学的同志会仍主要是在士大夫圈内的活动，同志关系并不涵括其他的社会阶层与妇女。

深受王阳明和王艮影响的何心隐，在高举友伦上有极特殊的发挥，他在《论友》一文中说道：

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能不骄而泰乎？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骄而泰乎？……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妇；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73]

何心隐在此不仅高举友伦于其他四伦之上，以为最能尽于学道成圣之助，更把朋友相交的特性推至形而上的意义，视为最能代表天地之法象，也视朋友为联系社会组织最重要的环节。这样的议论曾招致时人的批评：“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74]由此可见何心隐显然比朱熹等人更凸显朋友之伦于其他人伦之上，他也试图据此建构一具有家族组织或政治官场无法比拟的社会乌托邦。[75]

阳明学者如此的友论显然被晚明学者继续承接、发挥，虽然此处未能对晚明学者的友论做全面的探讨，但由吕坤（1536—1618）、陈继儒、顾大韶等人之论，仍清楚可见高举友伦之见。吕坤说道：

友道极关系，故与君父并列而为五。人生德业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责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伤爱；妇人主内事，不得相追随规过；子虽敢争，终有可避之嫌。至于对严师则矜持收敛而过无可见，在家庭则狎昵亲习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与，既不若师之进见有时，情礼无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语有忌。一德亏，则友责之；一业废，则友责之。美则相与奖劝，非则相与匡救，日更月变，互感交摩，骎骎然不觉其劳且难而入于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伦之所赖也。[76]

这段话基本上与朱熹在《跋黄仲本朋友说》所论相近，然而除了阐述朋友之于成德的重要性因而为其他四伦所赖以外，吕坤进一步将优游朋友间有助于问学进德的良好环境对比于“对严师则矜持收敛而过无可见，在家庭则狎昵亲习而正言不入”的困难处境，以凸显在家族组织之外由同志好友连属而成的师友圈的重要性，这应与吕坤本人热衷参与讲会有关。明末的陈继儒在为利玛窦所著《友论》所题之小序，也明显地将朋友与其他四伦对比：

伸者为神，屈者为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者庄事者也，人之精神，屈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而伸于朋友，如春行花内，风雷行元气内，四伦非朋友不能弥缝。[77]

从此一屈一伸之论，朋友社群无疑被高抬为比家庭或政治场合更有帮助于人类精神的环境。朋友对陈继儒而言实则最亲密的人伦：“夫天孰能舍人哉，人则朋友其最耦也。”[78]而顾大韶之言更明确表达了以朋友为五伦之首的看法：

父子以身属者也，朋友以心属者也。人之身或殇或天上寿，百年而死矣，既死矣，乌在其为父子哉。若夫心，则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为首者，名教也，为善无近名，则不仕无义可也；以父子为首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则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可也；以朋友首者，真心也，且于心则无复之矣。故朋友者五伦之纲也。……所谓朋友，谓其超五伦者也，谓其成五伦者也，非谓其间五伦者也。[79]

此外，上文所引周汝登自述一生仰赖朋友，也道尽晚明学者对友伦的看重；其好友陶望龄更直言：“世间惟道德朋友是真，余悉假伪。”[80]这样的议论都反映了阳明学者对朋友之伦的重视，更与明代中期以降文人结社作会的普遍社会情境相呼应，呈现了对外在于家庭组织之朋友社群的高度倚赖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