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和弟子们型塑“颜子之学”为不重读书著述而重心悟的特色，并以此作为圣学的象征，且宣称良知之学乃承继颜子的千古绝学。这个宣称在观念上既是承继了宋代以来，尤其是朱熹建构的道统观，却又明显地欲取朱子的地位而代之，与朱子学争正统地位的意图相当明显。从学术的发展史看来，配合主流的概念是学说发展十分重要的过程，因为只有因应配合一些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与主导的思潮在某个程度上调和、在有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才可能有效地推展一新的学说或改变既有的概念。毕竟人的观念相当程度地受限于当代的普遍共识，超越性不可能太大，在铺衍、传达一新观念时，也必须奠基于许多不受质疑的共识上。而阳明学者在运用道统观为自己学说和学派定位的过程即是如此，虽然在道统传承的内容上，他们试图取代朱子学，为阳明学开拓一崇高的学术领域，但是在观念和语言上，却几乎完全承袭自北宋以来即受重视的道统观，亦即在承认圣学传承及其正统权威的前提下，试图以自己学说赋予道统和儒学正统新的意涵。而且，因着阳明学者争正统的举动，道统和学承的观念不但未消失，反而随之而高涨，黄进兴便指出，树立学承的风尚源于阳明学派的兴起，也是陆王与程朱学者角力的一个面向，从王阳明时代起，许多叙述宗派源流、塑造传道正统的书籍大量问世。[64]
这里所谓争取正统主要指获得当时学术宗主地位与官方的正式认可，虽然学者个人可能真切地相信他们的宣称，亦即王阳明及其他服膺良知学的学者可能真切相信：良知学就是圣学的主要内涵，是直接千古圣学道统血脉的精髓。因而他们在宣称良知学乃颜子之传时，可能确实触及了一种主观对真理的认识和信念，这也使得他们的宣告在某一层次上，带有个人信仰的纯度，超越了纯粹学派竞争的政治性。但是，无论个人的信仰纯度如何，也无论个人在宣告其信仰时是否掺杂其他的意图，宣告的本身即赋有社会历史意涵，也免不了涉入学术政治的争辩。王阳明提出良知学，在当时学术界立即引发质疑，王畿云：“先师忧悯后学，将此两字（良知）信手拈出，乃是千圣绝学，世儒不自省悟，反哄然指以为异学而非之”；“先师一生苦心将良知两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尧舜孔颜命脉……世儒不此之察，顾一倡群和，哄然指以为禅”。[65]而阳明学者在致当时学者问辩的书信中，积极强调良知学即颜子之学、为圣学宗传，就是试图在当时纷纷质疑的学界中为阳明良知学争取儒学正统的地位。
除了宣告个人的学术信念、争取儒学正统性以外，当学者为阳明学争取陪祀孔庙时，也常以颜子之传作为论述的根据。例如，王畿在写给陶大临（1527—1574）的信上说：
颜子没而圣学亡，后世所传者子贡、子张一派学术，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师所倡良知之旨，乃千圣绝学，孔门之宗子也。汉唐以来，分门传经，训诂注述之徒，所谓庶孽者，昂然列于庑下，而为宗子者，尚泥于纷纷之说，不得并列于俎豆之间，以承继述之重，岂亦有似是而难明者乎？[66]
这封信写于隆庆五年之后，万历二年之前，[67]在此之前浙江抚按徐栻（1519—1581）[68]与陆树声（1509—1605）等连疏申举王阳明从祀，皇帝允廷议，但会议结果，仅薛瑄获得从祀。[69]王畿在向陶大临推荐阳明学时，以颜子之学为嫡传，子贡、子张之学为支派，论述良知学为孔门宗子，比起汉唐以降注经之儒更有资格陪祀孔庙。根据黄进兴的研究，从嘉靖朝起，已渐有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的趋势，并且表现于孔庙增祀和罢祀的具体规制上，在为陆九渊和薛瑄请祀的上疏中，均反映当时学界以“立德”凌驾“立言”之上的看法。[70]因此，此处王畿贬抑汉唐注经之儒为儒学支派，而标举立德明道之儒为嫡传，其实相当符合当时对儒学的普遍看法。站在当时学界普遍的共识上，王畿进一步牵合良知学与颜子之学，试图确立阳明学为孔门宗子的地位，并借此为王阳明陪祀孔庙说项。
宋仪望在《阳明先生从祀或问》中也是极力为阳明学的正统性辩护，在回答“知行合一之说，则既闻教矣，先生（王阳明）又专提致良知三字，以为千古不传之秘，何也？”之问时，他也是宣称致良知直承颜子之学，为孔门传授心法：
孔门之学，专论求仁，然当时学者各有从入，惟颜子在孔门力求本心，直悟全体，故《易》之复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颜氏之子，殆庶几焉。”此致良知一语，盖孔门传心要诀也。何也？良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则善之真妄，如辨黑白，希圣希天，别无路径。[71]
宋仪望基本上仍沿袭王阳明、王畿等人的说法，以良知学来诠释颜子之学，使颜子之学成为直捷用功于心体的圣学代表，并以此作为孔门传心的要诀，再反过来以颜子之学和孔门传授心法的圣学高超地位来肯定阳明良知学的正统性。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的背景则是关于阳明从祀的政治事件。
综合以上所论，道统观既是当时学术界和政治界承认的正统圣学传承，试图为道统注入新的诠释，并在道统传承上占一席之地，则是争取学派正统地位极重要的步骤。阳明学者一面以良知学来诠释颜子之学，一面则以所诠释的颜子之学来为阳明学在圣学传统中定位。他们的举动具有多层次的意涵，既可能是真诚学术信仰的表白，又关涉着学派间的政治角力，更有争取官方庙廷祭祀的意图。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论到，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官方既有体制和政治权威间，本存有一种暧昧复杂的关系，亦即一种既倚赖体制内的权力又企图改造官学内涵的复杂性格，本章所论阳明学者借道统观以争取阳明学正统地位的做法，也透露着同样的两面性格：既依赖当时强势的道统观为论述的基点，也不排除以获得朝廷祀庙的政治权力为目的，而在这些努力的同时，又明显地塑造了一新的道统系谱与圣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