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阳明学者运用当时盛行的道统观以宣称良知学为颜子之传，以及其争正统的目的之后，我们也许该问他们的目的是否圆满达成？或者从明代的学术现象看来，“颜子”这个圣学象征又展现何种意义？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也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却让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让我从第二个问题说起，虽然黄进兴论到从宋代以降，至元朝“改赐孟子为‘亚圣’、颜子为‘复圣’，颜、孟易位，大势底定。从此，‘孔孟’并称，主导后世儒学之发展，迄今未改”。[72]但是在明代，不仅阳明学者乐谈“孔颜”之学，颜子之学作为圣学的象征更是学者思索、诠释、追寻的对象。除了前文已提及张星所撰的《颜子绎》和徐达左编、高阳删补的《颜子鼎编》都是倾心阳明心学的学者着力于阐发颜子之学的著作以外，从胡直在《困学记》中表明自己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质疑以及自得之学时，我们也看见他主要思索的对象乃孔颜之学的真义。他对朱子学的质疑包括：

先儒所谓穷理，则专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读书为功，然孔子则尝以多闻多见为知之次，今乃独举其次者语颜子，而其所语曾子、子贡一贯之旨，颜子不得与焉，何其厚曾子、子贡而薄颜子也？恐亦不然。况其对哀公并不言颜子闻见之多，读书之富，惟独称曰：“不迁怒，不贰过”，以此为好学之实而已。则颜子之所学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73]

胡直质疑朱子因为重视闻见读书为穷理之功而不能适当称举颜子之德，以及其多阐发曾子一贯之旨为圣学真谛而忽略颜子之学的倾向。胡直对阳明学也有质疑：“今之语良知者，皆不免涉于重内轻外，其言亦专在内，不知夫子言礼而不言理者，正恐人专求之内耳。是近儒之训，亦似于孔、颜宗旨未悉。”仍是以孔子告颜子“克己复礼”为思索的重心，认为阳明学有重内心而轻外物之倾向，矫朱学太过，亦陷入偏差。[74]从胡直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索质疑中，我们发觉“孔颜之学”是他思索圣学的一个重点，他自己也说：“予既有是疑，因日夜默求孔颜宗旨”，[75]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心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明代儒者如何以追求孔颜宗旨为圣学标的的求学心得。

从明代盛行一时的丰坊（1523年进士）的《大学》改本，即《伪石经大学》，也可看出当时学者对颜子之学的重视。这个改本曾经盛行于晚明，就思想内容而言，有调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倾向，且以“修身”为宗旨。这个改本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所谓修身在正其心”的一章中加入“颜渊问仁”二十二字，以阐明“修身在正其心”。李纪祥认为丰坊此举，有讥评朱子之孔、曾、思、孟道统中遗漏颜子之意。[76]姑不论丰坊个人的意图如何，以《大学》一书所论为学次第在明代学术所占的重要性，而加入“颜子问仁”一段的丰坊版本竟然为多数学者认肯的事实，亦可见颜子之学在当时受重视的情况。

另外，从陈继儒（1558—1639）的“颜子身讽”说，[77]也可见明代学者如何以自我思想投射、塑造“颜子”这个圣学象征。陈继儒以颜子王佐之才而居陃巷，不只是安贫乐道而已，更有“以身讽孔子之意”，亦即孔子要等到周游列国无所得之后，“归宿到蔬水曲肱地位，而后知颜子之早年道眼清彻”。[78]文中塑造的颜子形象大有超越孔子的意味，曹淑娟指出这样的文字隐隐投映着晚明文人重视才性、退离政治等时代性格。[79]

从以上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孔颜之学”和“颜子”这个象征符号在王阳明之后的明代持续受重视、运用的情形。我并非要说明这些明代的学术现象与阳明学者宣称“颜子之传”及重视颜子之学之间存有一因果关系，而是想借此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属于同时代的呼应关系。亦即，阳明学者宣称良知学乃颜子之传，以及借此以争取学术和政治正统地位的举动，都是在明代逐渐重视修身、立德的学术环境中完成，而阳明学者塑造颜子之学的心学色彩，以及阳明思想的风行也更加强、持续了这个学术风尚，或所谓的时代精神。如此因应着当代思潮再寻求创新的学术性格，正是阳明学于明代兴盛的重要特色。

至于第一个问题：阳明学者以良知学为颜子之传以争取学术正统的目的是否圆满达成？从某个意义上言，的确是达成了。阳明学的确在当时的学术圈内吸引许多跟随者，他们都相信阳明学阐发儒家圣学的真谛，而且献身于此学脉的传承；阳明学者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也终于在万历十二年促使王阳明陪祀孔庙，从此阳明学不但正式获得官方的肯认，也成为正统的内容。虽然晚明和清代的学者对于阳明学有许多批判和修正，但是王阳明被奉祀于官方庙廷的事实并未改变，阳明学也仍然在学术领域内占据重要的一席，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阳明学成功地赋予中国儒学正统重要的内涵。

然而，若从阳明学者欲借宣称良知学乃颜子之传而扭转王阳明和朱熹的地位而言，则显然是失败的。即使在阳明学最兴盛的时日，所谓“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盛况下，[80]朱子学仍然稳居官学的地位，为当代学术的宗主。虽然王阳明得以奉祀孔庙，但是从陪祀的位序而言，朱熹位次节节上升，终于高居十二哲之中，王阳明则仅位列先儒之群，[81]地位远在朱熹之下。阳明学虽然获得跻身庙堂的殊荣，但就某个意义而言，则是为官学所吸收；又因此时王门第一代弟子们多已凋零，师门内的同门意识以及为学派奋斗的意图也随之转化，加上讲学普及产生的异化现象，使昔日欲矫程朱官学流弊的阳明学也显出许多弊病，招致学界严厉批判，学派亦逐渐衰微。而除了从官学与朝廷祀典的角度上看，王阳明无法取朱熹而代之，从学术界的议论看亦然。虽然阳明学曾经极盛一时，但是除了王阳明与少数及身弟子以外，毕竟不多人承认阳明学直承颜子之传而贬抑朱熹的地位。颜子之学固然是个热烈的学术课题，但对其内容的诠释则相当多元而开放，反映学者个人求学的历程。学术界一般对阳明学的定位，则是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一个高峰。

[1] 黄进兴从孔庙从祀制度与从祀标准的改变等来讨论唐宋以降儒家的正统观及其变易，见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218～299页。关于塑造儒家传统正统内涵的历史，参见Thomas A.Wilson，Genealogy of the Way，pp.23～71.

[2] 黄绍祖以为道统观源于孔子，陈荣捷、张亨以为源于孟子，高濑武次郎则论及《论》《孟》中的道统观，参见黄绍祖，《道统的由来与周易道统思想》，《孔孟学报》，38期（1979年），45～90页；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1～35页；张亨，《朱子的志业——建立道统意义之探讨》，《台大中文学报》，5期（1992年），31～80页；高濑武次郎，《道统传》，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贺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书房，1926年），405～444页。关于朱熹创用道统一词，亦见陈荣捷和张亨文，张亨指出朱子在知南康时的牒文中已用此词，非首用于《中庸章句》序。

[3] 例如，孙复（992-1057）：“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信道堂记》，《孙明复小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35a页（175页）；石介（1005-1045）：“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怪谈中》，《徂徕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5，3页。

[4]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72年），卷1，7～11页。

[5] 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6] 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又参见张亨，《朱子的志业——建立道统意义之探讨》。

[7] 《河南程氏文集》，卷11，《二程集》，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640页。

[8] 关于朱熹之学如何在南宋道学家中，经过论学逐渐成熟，并蹿升为集大成的宗师地位，见Hoyt 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

[9] 朱熹早期承程颐之见，以二程子直接孟子之传，后来修正，在道统系谱中加入二程的老师周敦颐，参见张亨，《朱子的志业——建立道统意义之探讨》。

[10] 朱熹编，《近思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14，1页。

[11]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42，821页。

[12] 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13] Hoyt 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pp.236～238；Thomas A.Wilson，Genealogy of the Way，pp.72～111.

[14] 王阳明巡抚江西南赣与福建汀州、漳州等处时，抚守李茂元重刻象山文集，请王阳明为序。嘉靖元年，王阳明牌行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免陆门嫡派子孙差役，并选俊秀子弟送学肄业。席书也著《鸣冤录》，为象山伸冤。载《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册一，190页；册四，125页。

[15] 黄佐，《行人司司正薛侃传》，收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81，8页。

[16] 参见Thomas A.Wilson，Genealogy of the Way，附录B。

[17]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年不详，卷97，14页“朱泽澐，《朱子圣学考略》提要”。

[18] 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朱学论集》，353～383页。

[19] 《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全书》四，85页。

[20]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书》一，77页。

[21]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书》一，190页。

[22] 这里并非讨论王阳明学说是否受陆象山影响的问题，而是王阳明如何为其致良知之学定位的问题。

[23] 朱熹读李公常语不以孟子传孔子之论，辩曰孟子阐明孔子之学，自孟子没未有唱为仁义之说者，此道所以不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卷73，15～16页。

[24] 王阳明，《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书》一，178页。

[25]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书》一，190页。

[26] 王阳明，《答储柴墟》，《王阳明全书》二，68页。

[27] 邹守益，《叙永丰乡约》，《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41a～41b页。

[28] 邹守益：“先师之训曰，颜子没而圣学正派遂不尽传，学者往往疑之。”载《正学书院记》，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13a～13b页。直到晚明王时槐仍为此辩驳，载王时槐，《答钱启新道长》，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40a～40b页。

[29] 王阳明，《传习录》上，见《王阳明全书》一，20页。

[30] 王阳明，《王阳明全书》一，149～151页。

[31]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2页。

[32] 陈荣捷论道王阳明在揭致良知之教后，直以道统为己任，几连周程都皆抹杀，而自己直承孟子绝学，可见王阳明对自己学问的信心与定位，在揭致良知之学后，有所改变。本文认为王阳明虽然极尊崇孟子，但在义理之间他隐然以自己的良知学比配颜子之学，门人王畿等更极力以阳明学为直承颜子之传，见下文讨论。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

[33] 王阳明，《传习录》下，见《王阳明全书》一，87页。

[34]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5页。

[35] 邹守益，《复古答刘让甫问四条》，见《东廓先生遗稿》，卷8，15b～16a页。

[36] 邹守益，《论克己复礼章》，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31a页。

[37] 邹守益，《再简聂双江》，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7，21a～21b页。

[38] 王阳明，《象山文集序》，见《王阳明全书》一，190页。

[39] 邹守益，《广德州新修复初书院记》，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5，4a页。

[40] 邹守益，《正学书院记》，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12b～14b页。

[41] 王畿，《答季彭山龙镜书》，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21a～21b页。

[42] 王畿，《致知议略》，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6，3a页。

[43] 王畿，《与孟两峰》，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12b页。

[44] 王畿，《答茅治卿》，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44b页。

[45] 王畿，《答吴悟斋》，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0，22a～22b页。

[46] 王畿，《与陶念斋》，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36b～39b页。

[47] 崔铣，《与太宰罗整庵罗公书》，见《崔文敏公洹词》，卷1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14b～15b页。

[48] 崔铣，《太宰罗公七十寿序》，见《崔文敏公洹词》，卷10，13a～14b页。

[49] 朱熹以“允执厥中”为尧舜禹先圣传授道统心法，载《中庸章句》序，见《四书集注》。

[50] 朱熹，《戊申延和奏札五》，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7～8页。

[5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31，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800页。

[52] 黄佐记朱熹言，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1，1206～1207页；亦见《朱子语类》，朱子与叔器之问答：“问：‘叔器看文字如何？’曰：‘两日方思量颜子乐处。’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后，见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间义理纯熟后，不被那人欲来苦楚，自恁地快活。’”卷31，799页。

[53] 关于朱子的博约工夫、以道问学而尊德性的工夫过程，参见钟彩钧，《朱子学派尊德性道问学问题研究》，《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3年，1273～1300页。

[54] 《朱子语类》，卷36，962页。又朱熹：“颜子博文约礼，工夫缜密，从此做去，便能寻得个意脉。”见《朱子语类》，卷31，799页。

[55] 朱熹：“颜子天资高，精粗本末一时见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学上达去。只是被他一时见透，所以恁做将去。”见《朱子语类》，卷41，1048页。

[56] 朱熹：“曾点却有时见得这个气象，只是他见得了便休。……曾参则元来未见这个大统体，先从细微曲折处行都透了，见得个大体。曾氏父子二人极不同，世间自有一样人如此高洒，见得底，学不得也。学者须是学曾子逐步做将去，方稳实。”见《朱子语类》，卷40，1037页。

[57] 朱熹：“曾子一贯，是他逐事一做得到，及闻夫子之言，乃知只是这一片实心所为。如一库散钱，得一条索穿了”，与朱熹所理解的格物致知的为学历程相近。《朱子语类》，卷26，673页。关于比较朱熹和王阳明因思想型态不同而运用不同的比喻诠释“一贯”，参见吕妙芬，《胡居仁与陈献章》，128～130页。

[58] 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59] 王畿，《抚州拟岘台会语》，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23b页。

[60]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人间世》《大宗师》篇，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146～148、282～285页。

[61] 熊赐履，《学统》，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卷二，26页。

[62] 徐达左编，高阳删补，《颜子鼎编》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儒家存目一，卷95，33页。

[63] 张星，《颜子绎五卷》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儒家存目二，卷96，46～47页。

[64] 黄进兴，《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见《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394～420页。

[65] 王畿，《致知议略》，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6，1a～4b页；《答茅治卿》，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42b～46a页。

[66] 王畿，《与陶念斋》，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36b～39b页。

[67] 因为书中已提及薛瑄陪祀孔庙事，而薛瑄于隆庆五年陪祀孔庙，陶大临卒于万历二年。

[68] 此浙江抚按当为徐栻，徐栻曾任浙江巡抚，隆庆初年曾上书请王阳明、陈献章从祀孔庙。见夏燮，《明通鉴》，卷68，528页；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卷77，1～9页。

[69] 王畿，《与陶念斋》，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9，36b～39b页。

[70] 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

[71] 宋仪望，《阳明先生从祀或问》，见《明儒学案》，卷24，561页。

[72] 黄进兴，《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267页。

[73] 胡直，《困学记》，见《明儒学案》，524页。朱熹以“不迁怒，不贰过”为颜子好学之符验，描述学已成处之言，非言用功处，故不欲学者从此学起，学颜子应专在非礼勿视、听、言、动上用功。见《朱子语类》，卷30，767页。

[74] 胡直，《困学记》，见《明儒学案》，卷22，524、525页。

[75] 胡直，《困学记》，见《明儒学案》，卷22，524、525页。

[76] 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145～154页。

[77] 陈继儒，《颜子身讽》，见《晚香堂小品》，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影印，东京：高桥情报，1991年，卷24，2～3页。

[78] 陈继儒，《颜子身讽》，见《晚香堂小品》，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刊本影印，东京：高桥情报，1991，卷24，2～3页。

[79] 曹淑娟，《颜子身讽说的义理性格与时代性格》，见《鹅湖月刊》，207期（1992年），17～24页。

[80] 《明史》，卷282，7222页。

[81] 朱熹淳祐元年（1241）从祀，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加封齐国公，明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儒，崇祯十五年（1642）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上，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十二哲，称先贤朱子。参见陈锦，《文庙祀位考》，《文庙从祀位次考》，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18页（1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