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理学的范畴，程朱、陆王是最常被用以区分学派的两个学脉。从学术的内涵以及历史关系的回顾上着眼，王阳明学说的内容近似南宋的陆九渊，被认为是直承孟子性善学说的真谛；而且陆九渊之学在经历隐微不彰之后，也的确由于王阳明的大力提倡，才再获重视，不仅《象山全书》得以重新付梓，[14]陆九渊更在阳明弟子薛侃的提议下，获得朝廷肯认，陪祀孔庙，[15]重获学术和政治的肯定。因此，一般学者都以王阳明上接陆九渊、遥承孟子，来为阳明心学定位，如黄卷的《道统正系图》，便是以“周敦颐—陆象山—王阳明”为道统系谱。[16]更有人完全以陆学来涵括阳明学，以论述明代学术，例如，四库馆臣在《朱子圣学考略》的提要中云：“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申朱而绌陆。”[17]

这样的看法，在思想内容的比较与学术发展史的探讨上当然有其意义，但却不能反映出王阳明本人及弟子们如何为其学派正统性定位的手法。我们若细观他们的言论，将发现他们显然不强调致良知之学乃接续象山之传，毕竟诉诸与朱熹论学的对手陆九渊，不足以超越朱学。陈荣捷曾说：“普通所谓阳明有得于象山者厚，或谓其如为象山心学之开展，均乏根据”，并指出王阳明并未全然拥陆，他既赞美陆九渊，也批评陆九渊。[18]王阳明曾告诉席书：“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9]答陈九川之问时说：“象山只是粗些。”[20]虽然他称赞陆九渊之学“简易直截，直有以接孟子之传”，[21]但是他却从未将其致良知之学归功于陆九渊的启发。[22]实际上，他为良知之学找到更高超的学承关系，也就是接续颜子圣学的真谛。

在朱熹的道统系谱里，作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当然也占一席之地，不过颜回、曾子之学并不被认为有大差异，或者应该说，虽然朱熹也认为颜子和曾子在天资与德性成就上有高下之分，但二人均传孔门圣学之真传，他并不认为圣学在颜子之后即失传。毕竟孔门圣学经由曾子又传子思，子思再传孟子，至孟子始无传。因此，朱熹认为上古的道是中断于孟子，所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23]比较上，王阳明虽然也袭用朱熹的道统系谱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24]同样肯定曾子、孟子的圣学地位，也肯定北宋周程诸儒的成就乃直接孟子之传，在北宋诸儒中，王阳明特别推崇周敦颐和程颢，认为他们是“追寻孔颜之宗”，都是能领悟圣人心学要旨的大儒，[25]他也曾表示：“仆常以为世有周程诸君子，则吾固得而执弟子之役，乃大幸矣。”[26]邹守益也说：“我阳明先师绍明道而兴者也。”[27]然而，在肯定朱熹道统系谱之外，王阳明显然更多地强调“颜子殁而圣学亡，正派遂不尽传”。这宣称在当时学界也引发许多人的质疑。[28]他强调“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29]他在主山东乡试时特别问“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并谓“颜子四勿之训，此盖圣贤心学之大”，孔门“独唯颜子而后可以语此。”[30]这不仅凸显颜子在圣学中高超独特的地位，也强调其学之精髓未能为后儒所得。尤其在他揭致良知之学之后，更说此为“千古圣学之秘，从前儒者多不曾悟到”，[31]则有以己学直承孔颜圣学之意。[32]

虽然王阳明本人并没有明白说自己是接续颜子之学的传人，但是若我们比较他如何理解颜子之学以及自己的良知之学，不难看出他联系两者的端倪。他说：“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33]又说：“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学之秘”“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34]他不仅用“滴骨血”“真血脉”相近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良知之学和颜子之学一样，都是圣学的嫡传，而且点出颜子之学的精要在“有不善未尝不知”，即天理本具的心体能全然知善知恶，此亦即是良知的要义。因此，王阳明俨然是以他体验提出的良知之学来诠释颜子圣学，并作为颜子圣学的承续。

关于良知学与颜子之学的关联，王阳明弟子邹守益和王畿有更充分的阐发。邹守益在答刘让甫之问时说道：

颜子克己复礼一章，是圣门传授正脉……今以非礼为己之私则可，以己为私欲则不可。己既为私欲矣，则礼安顿在何处？又从何处得复礼也者？……续传习录中云，颜子择乎中庸，就己私之动处，辨别天理之善来，是搀克去己私，旧见以失，先师之意，历稽古训，曰恭己，曰正己，曰求诸己，未有以己为私欲者。本章所指为仁由己，正靠此翁作主宰。[35]

邹守益是根据王阳明良知说以诠释“克己复礼”，他认为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毫无私欲，反对朱熹训“己”为私欲，他以为“己”若为私欲，就不是全善天理的着落处，礼将无安顿处，“复礼”也将无根据而不可得。他在别处论克己复礼章时，曾引王阳明之言：“心之本体，原只是天理，原无非礼”以阐明，[36]他认为“复礼”就是在回复此纯然天理、原无非礼的心之本体。在与聂豹讨论《周易》复卦中“频复”之义时邹守益则说：“复者，以不失其本体言也，集义所生，则本体流行矣。……若服膺而勿失，便是颜氏矣。”[37]王阳明和邹守益都认为颜子之学的要旨就是在能够就着自己心体所赋的良知，分辨是非，有不善未尝不知，知未尝复行。也因为心体扮演的重要角色，王阳明称圣人之学为心学，[38]邹守益也称克己复礼为“昔者孔颜之授受，千圣心法之要也”。[39]另外，邹守益在《正学书院记》中，也同样指明良知说乃传继颜子以降之千载绝学。[40]

王畿对于阳明学乃承继颜子之传的宣称更有力也更明白，他不仅强调良知学与颜子之学的关联，且明白指称王阳明是继颜子之传的第一人，不但欲取朱子而代之，更有超越周程之意。他说道：

颜子发圣人之蕴，以教万世，所学何事，颜子有不善未尝复行，不远而复，复者复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时时作得主宰，才动便觉，才觉便化，譬如明镜，能察微尘止水，能见微波，当下了截，当下消融，不待远而后复，谓之圣门易简，直截根源。当时子张、子贡、子夏诸儒，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见上择识，言语上求解悟，忆上求中，凑泊帮补，自讨繁难，所以不及颜子，故颜子没而圣学遂亡。[41]

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未尝复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门致知之学，所谓不学不虑之良知也。……子贡务于多学，以亿而中，与颜子正相反，颜子殁而圣学亡。[42]

老师良知之旨，原是千古绝学，颜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两字。自颜子没而圣学亡，世之学者以识为知，未免寻逐影响，昧其形声之本耳。[43]

以上引文均明白将良知之学等同于颜子之学，即以王阳明所提出的“良知”接续亡佚两千年的颜子之学，所谓：“先师一生苦心，将良知两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尧舜孔颜命脉。”[44]而且上面所引三段文字在宣称良知学即颜子之学后，都紧接着批评多识的取径乃圣学的偏离，这样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子贡、子张之儒而发，毋宁更具当代意义地针对朱子学而发，乃欲借学派之分为朱子学、阳明学重新定位。在答吴悟斋时，王畿又说：

颜子没而圣学亡，后世所传乃子贡一派学术。濂溪主静无欲之旨，阐千圣之秘藏，明道以太公顺应，发天地圣人之常。龟山、豫章、延平递相传授，每令观未发以前气象，此学脉也。文公为学，则专以读书为穷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法，程门指诀，至是而始一变。[45]

此处王畿承王阳明之意，推崇周敦颐和程颢之继承圣学，却明白指称朱熹专以读书为穷理之要的学说，已背离圣学正脉，属子贡一派的学术。他更以“道统”所采用之宗族谱牒的语言来为此学脉关系定位：

夫学有嫡传，有支派，犹家之有宗子与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明睿所照，默识心通，颜子之学，所谓嫡传也。多学而识，由于闻见，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贡、子张所谓支派也。[46]

王畿宣称良知之学承继失传二千年的颜子之学，才是圣学的嫡传，而朱熹道学乃承继子贡、子张一派以识为知之学，只是圣学的支派。此处王畿完全袭用明代盛行的道统观念和语言，在圣学传统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颜子，作为圣学的象征，并赋予它高度的阳明学色彩，再借此以高举阳明学，欲扭转阳明学与朱子学在道统中的地位，因此学派竞争的意味十分鲜明。

关于阳明学者喜言颜子，从当时学者的评论亦可见一班，例如，崔铣（1478—1541）曾批评阳明学者“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叹颜子之后无传”；[47]又论及阳明学对士习的不良影响：“乃厌训经之卑而谈心学，是故慨颜后之失传，申象山之独造，创格物之解，剽禅寤之绪，奇见盛而典义微，内主详而外行略矣。”[48]可见崔铣对阳明学者借“叹颜子之后无传”以斥文公、标榜己学的意图，深知其意且不以为然。

其实朱熹在论道统内涵时，也强调“孔门传授心法”，[49]也以孔子告颜子的“克己复礼”为千圣相传心法之要，[50]所谓传继道统，并非只限于亲身接触或语言文字上的相传，而是在传得先圣之心。因此从表面文字看来，朱熹和阳明学者对道统传心的见解相似，然而最大的歧见却是根植于两家的思想内涵，即对心、理、气、性等相关概念理解上的差异。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原是天理，原无非礼”，克己复礼的工夫即就着自己天赋的良知辨别天理之善，反复纯然天理的心体，亦即是让良知心体时时作主宰，才动即觉、才觉即化、当下了截、当下消融，所以称此为易简的圣学精意，也是孔门传授的心法。相对地，朱熹并不认为心即是天理，而是天理之所在，亦是人欲之所在，因此克己复礼的工夫重点是在克胜己身的私欲。私欲既存于人实在的存有、为一切不善之根源，克去私欲便是最踏实、刻不容缓的工夫。虽然他也说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的心法，却反对把孔门心法诠释为当下了截、当下消融，顿悟般的过程，他认为得圣人之心正是在去私欲，使“人心”完全听命于“道心”，是永不止息的努力，所以他教人只是思量人心、道心，使道心做主人，说道：“便颜子也只是使得人心听命于道心后，不被人心胜了道心。”[51]因此，因着两家思想内容的差异，对于孔门传授心法以及圣道内涵的认识也相应地不同。

换言之，在推崇颜子高超的德性成就、好学，及其代表孔门圣传的地位上，朱熹和王阳明并没有歧见；但因着思想的差异，将自己思想投射以理解何谓颜子圣学以及颜子之学对学圣者的意义则有了差异。朱熹肯认颜子德性成就的高超，却不愿人专注思想其高超处，他说：“不用思量颜子，惟是博文约礼后，见理分明，日用纯熟，不为欲挠，自尔快乐。”[52]朱熹思想所透露的博文以约礼、格物而知至、由道问学而尊德性的特质，[53]使他在为学的方法上，不愿意强调颜子的高超处，而更强调着实用功，认为“夫子教颜子，只是博文、约礼两事”，而此处“博文约礼”的意涵当然是根据朱熹自己的理解。[54]他说毕竟颜子是天资极高的人，他精粗具见，故所见极高，功夫却仍扎实，[55]若无此超凡的天资，实无法学颜子。以曾点、曾参父子之对照看来，朱熹显然取资质鲁钝的曾参，因为他初时虽未见得大统体，却着实做去、功夫扎实，其成就亦得孔门圣学之精粹，身系道统之传。[56]而且，从思想内涵而言，朱熹所重视于事事物物上穷理以致知的为学次第，亦与他所理解的曾子“一贯”之学相近，都是透过扎实的下学工夫，经过积累，终至豁然贯通的过程。[57]因此，朱熹虽然肯认颜子之学乃圣学真传，他却不要人太多思想颜子高超的德性成就，恐流于好高而着虚，而是强调其博文约礼，或者说：天资鲁钝、为学工夫扎实的曾子更符合朱熹学圣的典范。而且就德性的成就和传圣人之学而言，朱子显然不强调颜、曾的差异，故无“颜子没而圣学亡”之叹。

不同于朱熹，阳明学者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诠释颜子圣学，认为良知心体是一切为学工夫的关键，是直捷易简的圣学精髓，离开此，一切的工夫都将流于支离而偏颇。他们认为颜子圣学的精要乃在于其有不善未尝不知、未尝复行、不远而复，亦即让良知时时作主宰，故能于德性有精进。于博文多识中求知，则是走了岔路。因此他们虽不否认曾子传圣学，却难掩其更推崇颜子之意，而有“颜子没而圣学亡”之叹。综言之，两家对道统的诠释其实是根据两家思想的内涵而定，道统观的差异也只是思想内容差异的一端而已。

颜子作为圣学的象征，如何符合阳明学的学旨以及其争正统的需求？颜回是唯一被孔子许为好学、三月不违仁的弟子，其高超的学问品格便不容置疑了。而且从三国齐魏以降，颜子配享孔庙规制已定，是众弟子中最早陪祀孔子的，也是陪祀圣贤中的第一人，历朝更赐以“亚圣”“先师”“复圣”等尊号。[58]颜子这样独特高超的地位向来未被质疑，只是关于他的生平和学说，除了《论语》《孟子》中零星的记载外，几乎不可考于经传，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著述。从立德、立言、立功的标准看来，颜子既没有立言也没有立功，但其德行上的成就却可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模糊而高超的形象，虽然难以被具体描述，却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让后代儒者描摹想象。颜子气象、颜子之乐、颜子之学都成为学者探究的课题，对颜子的描摹也可能十分超然神化。试看王畿的这段话：

曾子、孟子尚有门可入，有途可循，有绳约可守，颜子则是由乎不启之扃，达乎无辙之境，固乎无藤之缄，曾子、孟子犹为有一之可守，颜子则已忘矣。喟然一叹，盖悟后语，无高坚可着，无前后可据，欲罢而不能，欲从而无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语此。[59]

王畿在此很清楚地区分了颜子与曾子、孟子的德性成就，虽不否认曾子、孟子传圣学，却更高举颜子高超的学问品格，一方面要强调“颜子没而圣学亡”之可叹，另一方面也高举被宣称为接续颜子之传的阳明良知学的地位。其实把颜子描述为得孔子守虚之道、同于大道的高蹈形象，始于《庄子》的《人间世》与《大宗师》，在孔子告之以“心斋”及颜子进言“坐忘”的两段文字里，颜子成了“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能扫除一切障碍我执，守虚应道的真人。[60]这个心斋坐忘、高蹈超凡的颜子形象显然与晚明阳明学的思想有所契合，也因而有密切关系。清代的熊赐履（1635—1709）便说：“终日闭眉合眼，树拂擎拳曰，我颜氏子也，我心斋坐忘也，甚至略无知识，但年寿稍促者，即以颜子称之，盖自张子韶而外，若金溪姚江之徒为甚”；[61]《四库全书》中《颜子鼎编》的提要，说及该编经高阳删补后，“所引庄列连篇累牍，且所注提唱心学，剌剌不休……盖姚江末派借颜子以阐禅宗”；[62]《颜子绎》的提要中也认为此书说及心斋坐忘之颜子，乃著于心学横决之时。[63]

从这些说法均可见在王阳明、王畿等人以良知心学为颜子之传之后，许多阳明学者继续以心斋坐忘、守虚合道的内涵来型塑颜子作为心学的象征。他们运用抽象、高超的语言赋予颜子一与道合一、超越世俗之见识与分辨的神妙超然形象，而相形之下，立言与立功的实质性就显得次要而低下。因此，这个没有著述、缺乏事功，却有独特高超德性的颜子形象成为阳明学的“圣学”象征，而这象征符号不仅符合阳明学以良知心体为主宰的主观、抽象特质，更成为批判朱子学重视读书穷理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