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讲学，在张居正毁书院以前，主要以志学书院和宛陵精舍为中心，万历七年，志学书院被改为官园、宛陵精舍被改为理刑公署，田产经费均移作公用，讲学活动受到重创。[82]万历中期以后的的讲学活动，据方志记载，则有陈履祥和弟子们所组成的同人会，并建有同仁会馆。
宣城讲学的开创同样应归功于邹守益、欧阳德、王畿、钱德洪等人，这些著名阳明学者在宣城培养了许多门人。前文我们已谈到戚衮、贡安国、沈宠、梅守德等宣城年轻学者，曾追随王畿、钱德洪到江西青原会，与邹守益等共同筹创水西六邑大会。《王阳明年谱》也记载，早期王畿和钱德洪路过宣城时，曾与当地诸生二百多人在景德寺聚讲，[83]但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提学御史耿定向和宁国知府罗汝芳，才在景德寺后兴建志学书院。志学书院的结构为：中间大堂、后方会讲堂各五楹、左右号舍四十楹。[84]在志学书院的西方，知县姜台又建了宛陵精舍。[85]宛陵精舍的规模为：北有致道堂，中为咏归亭，南有观复楼，西为号舍。致道堂后为罗汝芳生祠，仍为讲学所。[86]
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期间，对于讲学活动的倡导不遗余力，他特请于巡抚、督学、巡按，发征租以供应会讲及王阳明祠祀之需，还设诸生二名司出纳，并详细登籍以备稽核。当时主讲会事者为沈宠和梅守德，生员郭忠贞、吴箕、胡希瑗、王点等先后出任会长，司出纳。[87]在罗汝芳的倡导下，当地讲学快速成长，宛陵精舍于某些特殊场合所举办的讲会，人数甚至多达千人。王畿曾记道：“近溪罗侯之守宣也，既施化于六邑之人，复裒六邑之彦，聚于宛陵，给之以馆饩，陶之以礼乐，六邑之风，蹶然震动。甲子（1564）春暮，予以常期赴会宛陵，侯大集六邑之士友，长幼千余人，聚于至善堂中。”[88]这是一次因王畿莅临而召开的特别聚会，人数应比平日多，不过亦反映当时宁国府讲学的兴盛。
关于罗汝芳在宁国府的讲学活动，《盱坛直诠》有一段记载：
师之宁国……且联合士民，各兴讲会，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学书院。堂事稍毕，即集郡缙绅周潭汪公、受轩贡公、都峰周公、砰石屠公、毅斋查公辈，相与讨论。郡邑庠生侍坐听之，人各感动，其中奋发兴起者如沈子懋学、徐子大任、萧子彦、詹子沂、赵子士登、郭子忠信等百余人。[89]
从这段文字记载志学书院兴建完毕时所举办的讲学，我们可知当时参与讲学者多达一百多人，也得知当地代表性学者的姓名，以下对这些学者稍做介绍。
贡安国是贡汝成（1476—1539）的长子，[90]为诸生时曾从邹守益学于广德复初，又从欧阳德、王畿等人往来讲学。1556年为贡生，授湖南训导，升国子学录，出任东平知州，不久罢归，主志学书院，受到督学耿定向和知府罗汝芳的尊重。王畿在信中曾勉励他：“吾弟为坛上主盟，须拼些精神，为之缉熙联翕，真见此生有不容自已之机，不因人起倒，始为自成耳。”[91]查铎亦说他晚年“往来于水西、志学之间，日以兴起后学为己任”；[92]又说：“宛陵之学，向未成风，自先生倡盟，六邑之士，皆津津知所向。往今之称道会者以水西为最，皆倡导之功也。”[93]可见贡安国是宣城讲学的领袖人物。[94]
贡安国教学首重“不离伦物，直透灵根”之法；[95]“凡玄谈异论不一挂齿颊间”。[96]门人曾私录其讲学语，题名为《学觉窥斑》。据查铎《学觉窥斑序》，书名之“觉”字指人人本具的灵性，“学觉”者指去迷而还吾之觉性，意指无待于外之学；“窥班”则表示其不自满假的心意，由此可略窥贡安国学问之要旨。又根据查铎所言，贡安国之学旨在洞见心体，他曾说：“终日应感，不动一念，即是立命功夫”，即主张顺应心体之动静消息，不稍涉己见。查铎称其学已深窥太极之妙，不落五行之偏，深得阳明良知之传。[97]
戚衮，初学于邹守益，后师王畿。《明儒学案》说他的求学历程：“往来出入就正于师友者，凡七、八年，于是始知意气不可以为志，闻识不可以为知，格式不可以为守。志益定、业益精、其及人益广也。”[98]贡安国曾推崇他是宣城讲学的开创者。[99]
汪尚宁（1509—1578）是徽州歙县人，与阳明学者交往密切，因慕陈献章名而拜湛若水为师。[100]我们从王畿给他的信得知，王畿赴水西会时，曾与之相会于敬亭山，当时汪以“气弱为患，时有所滞”向王畿问学，王畿告以研几之旨。此文并说：“周潭子学道二十余年”，[101]两人此番相见的时间应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102]由此推见，汪尚宁开始接触理学应在嘉靖初年，与贡安国、戚衮从邹守益问学时间相当。而从王畿之信，以及周怡（1506—1569）所言：“今春夏间，龙溪先生过水西聚处，时汪周潭、沈古林二兄，连榻半月，似有指授。”[103]亦可见汪尚宁热切参与水西会讲学的情形。
沈宠，1537年成举人，官至广西参议。少曾师贡安国，后又师欧阳德和王畿。居官期间，曾在福建建养正书院，并刻《传习录》教诸生；在湖南建崇正书院，延名儒讲学，士多兴起。[104]后以母老告归里，与郡守罗汝芳、给事梅守德交相切劘，引掖后学。罗汝芳兴起志学书院的讲学，即沈宠和梅守德主会事，王畿在《与沈思畏》信中曾说：“志学书院闻已就绪，同志聚会不减近溪在任之日，皆吾弟与纯甫二三君，维持兴发之力。”[105]可见罗汝芳离开宁国府后，宣城讲会仍靠其主领而聚讲不辍。沈宠著作有《古林摘稿》。[106]
至于沈宠之学，从他和王畿的一段论学可稍窥风貌，这是发生于沈宠将转任湖南之前，也是他从王畿游十七年之后，在宛陵的一次相聚。此次相聚两人共处问学达十余日，沈宠向王畿表示：“思畏自谓于慎独研几之旨，闻说虽熟，而直下承当，尚有所未能。”深切困扰他的问题是：“平时此几未尝不明，才遇感触，未免为气所动，往往过而后觉，虽觉亦未能即化，未知所以悟也。”[107]亦即如何才能真正将平时的心性修养扎根，使其临事能不为气所牵动，始终保持心体之灵明，达到“才动即觉、才觉即化”？或者更简单地说，如何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道德实践的有效性？由此可见沈宠和当时许多理学家一样，讲学的目的是类似宗教的实践，所关注的问题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并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面对在心性修养与忙碌复杂官职生活间的张力。[108]
梅守德，1541年进士，授台州推官，晋升户部，改官给谏，出守绍兴，官至云南左参政，以母老不赴，归建书院讲学，与沈宠共主志学书院的讲会。梅守德出身宣城的文学世家，敦文学、尚气节，著作颇多，包括《宁国府志》《徐州志》《沧洲摘稿》《宛陵人物传》《宣风集》等。[109]
上文所引《盱坛直诠》记1563年聚集志学书院讲学，列名于缙绅中的尚有：周都峰、屠石砰、查铎。周都峰即周怡，[110]是太平县人，于下文介绍；屠砰石是宁国县人；[111]查铎是泾县人，上文已论及。当年尚为庠生，听讲感动而奋发兴起者有：沈懋学（1539—1582）、徐大任、萧彦、詹沂、赵士登、郭忠信。其中萧彦和赵士登是泾县人，其余为宣城人，简介如下。
沈懋学是沈宠的儿子，1577年进士第一名，授翰林修撰。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沈懋学与赵用贤、吴中行约定上疏，吴、赵疏先入，被旨廷杖，沈懋学急持章往救，申言若言官直言受罚，必阻良谋、塞言路，由此得罪张居正。后来，宣城诸生吴仕期（贡安国的女婿）拟上相国书，其稿外流，张居正党人中丞胡槚和太平同知龙宗武（1542—1609），遂以诽谤将之罗狱，目的在胁使其词连沈懋学，但吴仕期无一语连及，终遭瘐死狱中。自此之后，沈懋学扁舟野服，放浪西湖苕霅间，登白狱、九华，痛饮歌诗、挟声伎。[112]
沈懋学的作品有《郊居遗稿》留世，从其致王畿、罗汝芳等人书信，可清楚看出其对当时讲学有严厉的批评，尤其无法认同当时借禅语机锋讲儒家圣学的风气，他说：“时之所谓学，吾惑焉，谭良知者率以知识为性真，以本体即戒惧，卒流禅语。于王文成致良知三字漫不知求，而任职莅官，每每废事，分门立户，好为人师。将以万物为体，则淑慝莫辨，无所劝惩，是高者趣于空谭，卑污者笼于名利，险诈而犯法者，借以为避祸之渊敝也久矣。”[113]即使对老师罗汝芳和王畿的做法，沈懋学也直言批判，例如，他说罗汝芳到京师，张居正见他，罗汝芳竟然与二僧逞机锋谑谈竟日，这种做法正是使讲学受人厌恶、遭到贬抑的主因：“先生（罗汝芳）此行非惟自取侮辱，而善类沮抑之端亦从兹著，圣学如是乎？能致良知者果如是乎？不肖尝观今之高明豁大者，皆种禅根而假圣学为训……援圣入禅，推禅附圣，则本原先已不清，何以成己成物？”[114]另外，沈懋学对于讲学者好立门户而引发党派之争，也有高度的警觉，[115]对于讲学者高举讲学而忽略实际政治作为，亦不能认同，[116]此都是他不积极参与讲学的原因。
从徐大任和詹沂二人的传记，我们看不出他们对阳明讲会的积极参与。[117]至于郭忠信、郭忠贞兄弟二人，在罗汝芳守宁国时曾以诸生身分参与讲学，耿定向督学南畿，欲礼聘真士，于十四郡中得十一人，两兄弟在其中。隆庆三年（1569），郭忠信以恩贡判辰州，廉介独立，忤时相，谪婺源教谕。后自免归，称梅井先生。《宁国府志》：“时吾乡洪林三十里上下有贡受轩、沈古林与梅井兄弟，理学相望，几近邹鲁焉。”[118]沈宠和贡受轩都卒于隆庆五年（1571），[119]此处所记的讲学盛况当在张居正毁书院之前。
杨起元的《明逸儒黄峰杜先生墓志铭》记载了另一位宛陵讲学者——杜蒙。杜蒙是太平县人，大约生于1502年，卒于1591年，[120]弱冠时学礼于祁门汪禔，年三十四，从湛若水讲学于南都，绝意仕进，喜周游四方求友讲学。罗汝芳守宁国大开讲席，时杜蒙六十岁，“为宛陵会长，四方来学者皆先生领袖之，而门人日亲，近溪先生喜，大书黄峰高仰四字以赠。”[121]罗汝芳丁忧回旴江（1565），[122]杜蒙往吊，留旴江半年，归仍主宛陵会。杜蒙晚年与毕心坡一同兴起太平县的九龙会。[123]
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简介可见，宣城年轻一辈学者的成就，在理学领域并不突出，若论对讲学的倡导贡献，显然早一辈的贡安国、沈宠、梅守德等人更为重要。贡安国、沈宠等人虽然与罗汝芳讲学，但属于地方乡绅和官员的合作关系，或说是志同道合的讲友关系，并非师徒关系；论辈分、感情和学问师承，他们似与王畿的关系更深。从王畿与沈宠和梅守德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诲的语气。[124]而王畿对罗汝芳带领宁国府的讲学风潮，虽然肯定，却也稍有微词，还不时叮咛其弟子要小心，例如，他对贡安国说：
近溪兄主盟一方，吾道尤幸，闻提省人颇涉禅家因果，中人以下，以此作接引阶梯，坚其信道之心，亦是权法，其上根敦行之士，不能相谅，或不免于有疑，亦或不可以不慎也。[125]
这显示学者（或学派）间的差异仍存在。万历后期的宣城讲学，沈宠、梅守德的传人表现并不突出，反而是罗汝芳一脉的泰州学，有较突出的表现。
根据方志的记载，晚明宣城的讲学几乎与上一代完全脱节，亦即原来志学书院和宛陵精舍内的讲学活动，几乎没有延续的迹象，只看到一群以陈履祥为首的布衣讲学者的活动。陈履祥，字文台，号九龙，[126]是祁门县人，十九岁为诸生，一生未仕。他在金陵、宛水一带讲学，兴起多士，据称门人多达八百余人。[127]陈履祥曾问学于罗汝芳，邹元标所写的《文台陈公传》有一段纪录他与罗汝芳问学的经过：
公（罗汝芳）每夜至，必令先生歌，歌罢，公启曰：“子圣人耶？神人耶？”先生曰：“我做得圣人。”公摇手去曰：“未，未。”如是者，庚旬以为常。先生披衣旁皇，废寝者连宵。越旬，公复至，问如初，先生曰：“师即圣即神。”公曰：“问尔而以我对。”先生曰：“师即我。”公命人取席约先生弟子籍，先生又连举所疑信者质公，公喝曰：“不信所疑而疑所信。”益大省。从公之扬州，公复再讯曰：“何似？”先生曰：“不离戒慎恐惧。”公曰：“既契本体，何说戒慎？”先生曰：“只着不得不戒慎。”公大笑曰：“如是，如是。今吾为吾喜。”既而，耳属先生曰：“陈君，陈君，予守宁国时，启迪告戒，时杂禅语，今年来一尊孔矩，且知孔矩之无以尚，更不必从它门乞灵。子为我以移吾邦人士，俾知吾学有归。”[128]
从这段记载，我们看见陈履祥虽然诚心就学罗汝芳，后来也真的有所受益，不过罗汝芳带有禅学意味的教导方式，其实与陈履祥并不相契合，也因此给他相当大的压力。当然，这样的压力对陈履祥学习的成长可能有所帮助，不过从他和罗汝芳在扬州的问答，归结于“戒慎恐惧”，以及罗汝芳因此说明自己过去喜用禅语，进入晚年“一尊孔矩”，而且“知孔矩之无以尚，更不必从它门乞灵”，并对陈履祥在宣城领导讲学有所期许等处看来，陈履祥虽师承罗汝芳，却不是高谈玄虚一派的泰州学者。事实上，陈履祥早年曾参加过地方上的讲学，不过当时他显然与讲学者不甚密契，一方面他不能在实际操练中体会什么是讲学者所说的“心未发”；另一方面他也不满意讲学者之间互不相下的情形，于是他离开讲会去参与诗社。后来对于《易经》有所领悟，才又接触当时热衷讲学的大儒焦竑和罗汝芳，终于拜在罗汝芳门下。陈履祥是个注重道德纪律、不爱言谈机锋的学者，邹元标说他不是不能有时人之谈锋，只是端严为学，不愿启学问之弊端：“盖宁使人游于彀之内，不欲使人跳于彀之外。盖彀之内，力也，可得而步趋也；而彀之外，巧也，不可得而言也。故传之千载无弊。”[129]
有限的资料显示，陈履祥的著作主要在经学方面，在他就学罗汝芳以前，曾“默契生克之旨”，而作《易彀》一书，亦曾携此书就正于焦竑；后来又着有《九经翼》，也带着这本书去会晤邹元标，时应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左右。[130]《祁门县志》记载他的著作尚有《四书翼》《易会通》。[131]陈履祥讲学地在云山上的传经台，[132]据说此处可容百余人，山顶更有藏书洞。[133]虽然陈履祥的著作是经学方面，但此并不意味其学问不以理学为基础，或已具清朝朴学的色彩，明儒（尤其理学家）许多经学的讲论都是以理学的信念和关怀出发，在经书上寻求印正，正如王畿所说治经之益处乃在：触发、栽培、印正，[134]这就是王阳明作《五经亿说》的态度，即在经书中找寻印正自己的思想。[135]与陈履祥同时，太平县的杜质著《明儒经翼》也是秉持这样的态度，杜质因从王畿游，闻阳明学宗要，并于六经之义博而求之，恍然有所契，“乃集师说及同门诸君子与夫明兴诸先辈之言，有契于经旨者”，裒聚而成书。[136]
由于史料的欠缺，我对陈履祥的议论和教学情况所知有限，不过根据其弟子从学的经历，仍可约略看出其传泰州之学的精髓所在：宁国县的杨逊从陈履祥学，陈履祥令其自识其心，杨逊一意内守，浃旬忻然，自喜见孔颜乐处，在接受《九经翼》之教后，久之，觉性体自然，神智开畅。[137]又太平县的汪有源从陈履祥受《罗旴江集》，其学问“以复还本体为则”。[138]由此可见，向内在心体上用功，以期良知本体的自然朗现，这种明代理学的特色仍是陈履祥教学的重点。
根据方志资料，陈履祥的弟子中以宣城施鸿猷最著名，两人情谊笃厚，在师友之间。施鸿猷曾患疾甚重，陈履祥为之斋戒，并为文吁天请代曰：“惟施子能昌吾道也。”后来施鸿猷疾愈，次年，陈履祥却殁于京师，施鸿猷“哀恸如失父母”，在迎灵归葬、为祠祀之聚等事上，均多为效力。施鸿猷率众弟子聚集讲学，每叹曰：“先师实假我年，敢不毕力以大张师学。”[139]施鸿猷曾得宁国知府金砺[140]的器重，延之入北楼讲学，事多咨度，并以之为布衣交。他也曾与焦竑讲学，焦竑更为之在金陵城北耿公祠后建一讲所，名曰“依仁斋”。[141]
据施鸿猷的孙子施闰章所言，施鸿猷之学“以见性为宗，以同人为大。尝言：‘吾性既尽，直见千圣无不同之道；吾善既明，当使天下无不明之人。’”[142]这种相信圣人与愚夫愚妇同性、学以见性为主并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都直承罗汝芳之教，体现晚明以讲学教化经世的精神。[143]施鸿猷也与太平县的汪有源联集同人会，[144]连同其他诸生发起六邑及南都十四郡大会。[145]
万历中期，陈履祥的弟子们在宣城县西门内建造了同仁会馆，倡建者包括：宣城的施鸿猷、章仲辅，南陵县的陆行素，泾县的万国寿，宁国的杨逊，旌德县的吕坚，太平县的汪有源。或许仍受朝廷毁书院的影响，他们刻意避用书院之名，而称“会馆”，但实质上此会馆与水西等以讲学为主的书院并无差异。同仁会馆中祀罗汝芳和耿定向，陈履祥去世后，从祀。同仁会馆中的讲会每月举行一次，参加者有地方官员及乡父老子弟，每年的四月朔日，集六邑学者共聚讲学，大会三日。[146]从其规制上看，同仁会的讲学与水西讲会颇近似，分别有每月一次的地方性小会，与每年一次六邑毕集的大会。同仁会馆的讲学活动在明亡之际中辍，施闰章于康熙六年至十七年（1667—1678）致仕居乡期间，曾修葺同仁会馆，并定期岁举二会讲学，[147]但成效如何，持续多久，则没有记录。实际上，晚明宣城这一波以陈履祥为首的布衣讲学活动之所以能够在地方历史书写中留下痕迹，实与清初施闰章个人的理想与政治权力大有关系，我已在导言中提及，并已撰有专文讨论，在此就搁笔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