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县的讲学以水西会最有名，水西会讲学始于嘉靖初年，由欧阳德和邹守益带出风气。欧、邹两人都是在年轻时即跟随王阳明，后成为阳明学派的重要领袖。欧阳德于嘉靖二年（1523）成进士，知六安州（今安徽省北部），建龙津书院，聚生徒讲学，后入为刑部员外郎。嘉靖六年（1527）为翰林院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南京尚宝卿、召为太仆少卿、复改南京鸿胪卿。[3]嘉靖二十六年到三十年（1547—1551），欧阳德任南京国子祭酒，[4]官至礼部尚书。在十多年身任南直隶教育官员期间，欧阳德主领讲学，宣传阳明学，是阳明弟子中对官僚层级宣扬阳明学最有成就的学者。

邹守益则在正德六年（1511）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4）因礼议疏谏被贬南直隶的广德州判，他在广德成立了复初会，又兴建复初书院，带动讲学风气。邹守益后又历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出掌南京翰林院。[5]他以官员和阳明学者的身份，对南中一地讲学影响甚巨，宁国府著名学者如戚衮（1532年贡生）、贡安国、董景、周怡、沈宠、梅守德（1510—1577）、戚慎（1544年进士）、[6]孙浚（1550年进士）等，均师事之。

图3

明代宁国府界套于现今县界图，本图由“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空间信息技术小组制作。

泾县阳明讲会的兴起略晚于江右，泾县士人中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有张棨。张棨从欧阳德领受良知教，后归里筑室，聚徒讲论，开泾县讲学风气之先。[7]王汝舟也是早期的学者，他一生为布衣，嘉靖十七年（1538）从江右周子恭闻欧阳德之良知教，豁然若悟，遂弃举业而专心讲学，次年亲就欧阳德从学三年，又从邹守益、王畿、钱德洪等游，往来各地讲会。其学获王畿、罗汝芳等人的赞赏，创建水西书院时，他也积极参与，[8]周怡盛赞他是水西会中少数真正知学的学者。[9]

水西会成立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当时贡安国等诸生追随王畿和钱德洪赴江右参与青原讲会，讲学于匡庐、复古之间，并与邹守益等大儒商议借泾县的水西上、中、下三寺，[10]正式成立宁国六邑的大型讲会。水西会成立后，王畿和钱德洪受邀主持讲席，邹守益和刘邦采亦曾莅会，据称每次聚会参与人数逾三百。此时的水西会每年举办两次，春季自三月朔日起至晦日止，秋季自九月望日起至次月五日止，并于三月望日和十月朔日释莱王阳明。[11]

水西三寺位于泾县大溪之西，初期讲会在各寺方丈内举行，后因人数增加，僧舍不能容，当地士人遂敛金构屋上寺（即宝胜寺）左方的空地，建成明德堂五楹，退省楼五楹。[12]后因空间又不敷使用，提学御史黄洪毗和知府刘起宗（1538年进士）[13]创议建精舍于宝胜寺右方，但没有成功；后来巡按御史闾东、提学御史赵镗继任，刘起宗再议，于是水西精舍终于在知县丘时庸的督导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成。[14]水西精舍的格局：前为院门三楹，中为明道堂五楹，后为熙光楼五楹。明道堂左右各有厢房三楹，宿舍（外号舍）二十楹，熙光楼后面为仰止堂，院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15]

水西精舍建成后，知府刘起宗正式礼聘王畿和钱德洪主会，他们至泾县主会，便带动了宁国府各县的讲学活动。水西讲会在王畿、钱德洪的带领下，名气渐闻于天下，施闰章曾说：“钱王两公更迭往来，学士荐绅云集，弦歌洋洋，由是水西之学名天下。”[16]

水西会的讲学活动，在罗汝芳出任宁国知府时达到空前的盛况。罗汝芳于1562年将水西精舍扩建为书院，又在宝胜寺的左方增建退省所，位置即在从前诸生所建之明德堂的后面。[17]后来明德堂内的怀德祠便奉祀刘起宗、罗汝芳这两位对水西书院建制最有贡献的宁国知府，怀德祠毁于万历年间。罗汝芳任知府期间，曾数度亲临水西会，与当地学者周怡、贡安国、沈宠、张棨、查铎（1516—1589）、翟台（1558年进士）、萧良榦（1571年进士）、萧雍（1583年进士）、徐榜等，相互切磋问学。张尧文《复建水西书院记》中记道：

嘉靖甲子（1564）间，盱江罗公守宛陵时，过水西，谈说古今性命之学，本原文成公宗旨。当是时，周司成、贡太守、沈少川、吴文学、沈贡士、张本静、查宪副、翟驾部、萧开府、萧宪副，咸相与切劘，其间一禀于钱塘天真条教。诸士蒸蒸然向学，何其盛哉。[18]

此时水西会的讲学盛况，无论在内容、规制和精神上，都可与浙江的天真书院相提并论，是南中一地最具代表性的阳明讲会。

以上所记是张居正召毁天下书院以前水西讲会的盛况。张居正毁书院的行动对水西讲会造成重创，张尧文：“柄臣操切，毒流道脉，毁天下名儒书院，水西不得独存”；[19]清代赵绍祖（1752—1833）亦曰：“江陵柄国，恶讲学，撤天下书院，水西鞠为茂草矣”。[20]

晚明兴起水西讲学的另一波风潮，主要与王阳明其人及其学术身价的转变有关。当廷议王阳明陪祀孔庙获得成功之际，[21]邹元标上疏请复书院之毁于江陵者，亦获准，各地纷纷重修书院。[22]泾县士人于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在孔庙奉祀礼仪之后，也共议修复水西精舍。此次修复的工作主要在知县张尧文及乡绅查铎、翟台等人手中完成。土地的合理取得由张尧文负责解决，材料和工资则由大夫士人捐献，张尧文强调：“诸木石工役费，毫不及民，且不效异端家募化。”[23]这可能与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建书院敛财为由毁书院有关。[24]这次的修复工程费时两年四个月，始于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五日，成于十五年（1587）九月，改建后称为水西书院。[25]修复后的建筑包括：文成公祠五楹，明道堂五楹，门三楹，号舍二十二楹。兴建的规模以原水西精舍的前部为主，后面的熙光楼和左方的退省所均未修复。文成公祠内正祀王阳明，陪祀者为阳明高弟：王艮、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王畿。

虽然经过毁书院、禁讲学的重创，万历年间水西讲会仍然非常兴盛，此时水西会每年举行四次（季聚会），每季以五日为会。从书院修复后所作的《水西会条》可见，此讲会强调以会证学，以“立真志、用实功、销旧习、求益友”为学的。[26]这期间领导讲会的最重要学者是查铎。赵绍祖说：“江陵既败，震川翟先生、毅斋查先生，合而复之。而力以阐发文成之旨为己任，俾水西之学有所归一，则毅斋之功独多。”[27]

查铎，字子警，号毅斋，曾亲灸宣城的贡安国、沈宠，拜王畿、钱德洪为师，是阳明学在泾县传承的关键人物。他于1549年成举人，[28]但却到1565年方成进士，十几年未仕的时间，他曾开馆书院，与二三同志讲学，门人达百十人之多。他也曾与许国（1527—1596）、焦玄鉴（1520—1572）、萧良榦等人聚集台山讲学，泾县年轻一辈的学者如萧彦、萧雍、赵士登（1580年进士）、赵善政（1571年进士）、王廷楠、郑岱、张应泰（1592年进士）均出其门下。[29]查铎中进士时年已届五十，授任湖广德安府推官，后转刑科给事中，因不悦于高拱（1512—1578），外转至广西副使。查铎在京师其间，曾与赵志皋（1524—1601）、张位（1568年进士）、邓以赞（1542—1599）、张元忭（1538—1588）、汪文辉（1534—1584）等著名学者结社讲学。[30]万历初移疾归，缮水西书院，倡明理学，终身笃信王阳明致良知之说，晚年主讲水西书院。

从查铎的履历看，他中进士晚，出仕时间又不长，长期居乡讲学，此对后期水西会的兴起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从当时水西讲会的情形看来，查铎显然有能力担当水西会的主盟地位，当时会中诸学者的师承和论学内容颇有差异，他虽然未必能在学理上统合分歧的看法，却能凝聚讲学的重心，重振水西会的盛名。查铎之学深受王畿影响，学说多有承袭王畿的现象，他也能深契无善无恶的玄旨，不过他也展现一种比较折中、平衡的色彩。譬如，他强调“从伦物中修、不离物亦不累于物”的学习要旨，[31]即所谓“彻最上之微机，兼中下之修证”的为学态度，[32]而且讲学不涉释道之论。这样的讲学倾向也为当时其他水西讲友，甚至其他地区讲学者所强调，主要是因为讲学活动在当时已遭受许多批评，而批评的主因都是：流于虚玄的谈说而不务实行。因此即使深契“无善无恶”学说的学者，也都普遍强调应不涉虚玄、要崇实尚行。

在万历年间，与查铎同时倡导水西会的著名泾县学者尚有：翟台、萧雍、萧良榦、徐榜等人。以下简短逐一介绍。

翟台，1555年成举人、1558年成进士，历任长沙推官、南驾部主事。致仕归乡后，筑室考溪，率同志兴复水西书院，集四方学者发明姚江学。赵绍祖曰：“水西书院之复建也，先生与查毅斋实司其事，一时同学诸君子推毅斋为主盟，而先生翼之。毅斋殁，先生为之恸，既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责也，盖自是遂独肩水西之事矣。”[33]可见翟台和查铎共同推动水西讲会，也是继查铎之后，主导水西会的领袖。事实上，翟台和查铎求学、取功名、出仕的经历相似，查铎曾述说二人亲密的关系：“余与君（翟台）幼同习举子业；及长，同游龙溪、绪山二先生之门；挟策入试，先后同举于有司；释褐，服官政，同司理于楚。”[34]

翟台著有《考溪集》，[35]已不可见，其作品收在《泾川丛书》者尚有《惜阴绪言》和《水西答问》。《惜阴绪言》是翟台为长沙推官时，在长沙城南兴建惜阴书院、群十三庠士子会讲时所著，此绪言强调六条为学之要：辨志、识性、致和、敦行、敦本业、会友。《水西答问》是他于水西书院讲学的记录，形式是一问一答的语录体，内容包括义理诠释、工夫进程、评品前辈学者、讨论三教异同等，与前代理学语录相近。由此问答可略见翟台的思想和所关切的议题，例如，他批评当时学者爱谈释道二氏之学，认为释道是自私自利、不能治天下的学问，强烈主张儒家圣学主于经世，缘于万物一体休戚相关之情，与二氏绝然不同。[36]他的学问大抵以“千圣相传只是慎独工夫”为宗旨，与晚明许多阳明学者一样，他以“独”为至虚、明、灵、神的独知本体，慎独就是保任此灵明本体，时时于性天昭察的境界。[37]至于应从事何种工夫，才能时时保任灵明本体？他则以“摄念以归寂，着察以为力”，时时兢兢业业为教，反对不假人力修为的说法。[38]由此观之，他的学问思想大多前有所承，且与查铎相近，均以比较持平综合的态度，强调修悟、内外、动静的均衡统合。

萧良榦资性淡泊，[39]年少慕范仲淹义田故事，欲仿效之，历官三十余年归里后，果然割腴田二百余亩为义田，以竟初志。萧良榦弱冠时即慕王阳明良知学，经常会同志讲究，多所自得，师承钱德洪和王畿。其仕宦经历，由户部主事、绍兴知府、贵州副使、河南右参政、至陕西布政使，于裁抑矿税、修三江闸、筑海塘、修书院讲学等，多有政绩。黄宗羲将水西会之盛，归功于他：“水西讲学之盛，萧氏之力也。”[40]赵绍祖则说萧良榦与查铎二人“幼同志，长同学，其立身之品行同，其立朝之节概同，其入道之浅深同，则其立言之无不同也”。[41]

萧良榦的著作有《水西会约》《稽山会约》《拙斋十议》《拙斋笔记》和《学测》。《水西会约》今不可见，不过依赵绍祖之言，其内容与《稽山会约》相近。[42]《稽山会约》是萧良榦任绍兴知府时，在稽山书院中申饬诸生之会约，举三事为约：立真志、用实功、涤旧习。绍兴的稽山书院，曾是南大吉敦请王阳明讲学的所在，此书院同样在万历年间遭毁于张居正，萧良榦出任绍兴知府正逢朝廷准许重修书院之际，他便顺势修复了书院。《拙斋笔记》记载当时人物逸事，《拙斋十议》则是作者揣度当时政治经济时势而做的私议，内容包括税粮、盐法、漕运、吏治、采木、土田、皇庄、国财耗蠹、河西关钞。《学测》是一部理学作品，包括《大学》古义一条，答问臆说十七条，内容包括：心学即圣学、工夫要旨在净人欲使本体朗现、儒家生死观异于二氏、批判世俗养生理论、一贯之旨等。所论与王畿颇相近，并无太多新意。[43]

萧雍，是萧彦（1571年进士）的弟弟，幼志圣学，熟读诸先儒语录，虽登进士，官工部主事，升员外郎，浙江副使提学，却常有归田之志。[44]据赵绍祖所言，萧雍的著作有《泉河纪略》《古今伦鉴》等书，又刻有《牧民要语》《读律员机》，今均未见。[45]《泾川丛书》收有他的作品两种：《赤山会约》和《赤山会语》。赤山会显然是以同乡族人为主组成的会，每岁二会，每会持续三日。[46]《赤山会约》的内容多关乎地方风俗，包括申讲圣谕六条，冠婚丧祭四礼的具体实行细节，提倡节俭、和睦、正分、广仁、积德、慎言、忍气、崇宽、止讼、禁赌、备赈、防盗、黜邪等有助和睦族人、端正风俗之事，且以浅显的语言写成，与日常生活和邻里关系十分密切的主题。

《赤山会语》是萧雍启迪其族人及会中同志的语录，由此可略窥萧雍之学。会语中对于当时讲学者受到讥评有所反省，认为此当归咎于“一二谈学之辈立论过高。其言天理人欲，曰人欲即是天理；言人心道心，曰人心即是道心；言操则存舍则亡，曰本体上着不得一操字；言克己，曰克不了；言庄敬，曰恐犯手。愈说愈玄，愈玄愈惑，遂令寡闻浅见之夫，借一二笼侗之语，以文其陋；而嗜利规势之徒，借广大圆融之说”。[47]因此会语中对讲学时如何“平心定气、肃容端坐、虚怀求益”，多有提醒；强调于会中、会后，均应默默自省、务实修、勿尚高论，也明白反对重悟轻修。从他推崇薛瑄甚于陈献章，亦可见其重实行的态度。[48]

另外，萧雍的道统观也较宽广，他认为世之讲学者只推尊濂洛诸君子，将中间数百年的贤者一举尽扫，是不公平之见：“孔孟之后，名贤代不乏人，若汉之张留侯、诸葛武侯，唐之李邺侯，宋之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出处事业尽是合道，难说不自学问中来，特未尝著书耳。”[49]在赤山会讲堂上，他们也讨论伯夷、伊尹、柳下惠何以不入道统？萧雍的看法是：此三圣人虽不若孔子之宽正浑融，但皆合于道，绝不可视为道学外之人物。[50]

徐榜，1582年选贡入太学，延试第一，1583年成进士，除工部主事，八迁至浙江右布政，卒于任。[51]《宁国府志》说他性笃刚、行醇朴、平生志在濂洛、厌华丽、寡笑言、重礼法。一生清廉贫困，却热衷讲学，[52]时聚讲于水西书院。赵绍祖言其讲学之志“在官在家始终如一日”。[53]《白水质问》是其讲学语录，从此语录可见徐榜与查铎、翟台等人的学问相近，都严厉批判“以虚无为宗、实践为粗”的讲学态度，[54]主张不可舍工夫而谈本体。[55]他认为圣学的要旨在修道立教，而修道须从性上修，修的门路则是我本即有的，不必外求。至于教学，则主张以学为教，方能物我兼成。[56]

除了泾县本地学者以外，当地的儒学教谕和训导对于提倡讲学也有重要贡献。例如，儒学教谕夏珂，[57]为诸生时已习闻良知之学，并注有《太极测》《圣学渊源》《希颜录》等书。查铎说他：“其于性命之微，究心已久，故其教授诸生，后文艺而先德行，轻货利而重名节。”夏珂不愿看到讲学活动消沉，便在学宫尊经阁下聚讲，立为月会，据称“荐绅士庶咸得与闻，环桥门而观听者济济焉”。[58]后来，在知县张尧文修复水西书院时，夏珂亦捐俸助修，并因此获嘉奖。[59]另外，训导张继哲也时与夏珂等人论学，故“多士津津然，益知所兴起”。[60]

这些讲学领袖们虽然能够振兴泾县的讲会，却不能解决讲论内容的争议。萧雍曾说：“吾郡会所颇多，但议论未得归一，执辩求胜有如聚讼，总之不越修悟两端。”[61]根据查琪所记，当查铎初主水西会时，会中诸讲友，因各有师承，其说颇为分歧：有人讲太极与五行，而有寂感之分；有人喜讲心体本无善无恶；有人强调学贵悟，悟则无修；有人则谓学重先修，修则自然得悟；或有重兢兢业业、一毫不可放松；也有谓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62]这些争议基本上都围绕在阳明致良知所引发工夫论的问题，尤其是修与悟的关系，各种不同的主张其实多有实践的经验支持。不过从上述各位学者的主张看来，万历中期水西讲会的领袖，虽深受王畿的影响，同意良知现成、不假外求，也深刻体验直悟本体在心性修为上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多强调悟修兼具，更以实践力行为其讲学的着力处，不仅响应了时议对讲学的批评，展现更稳健、更配合其官绅责任的风格，也以此稳健而折中的态度来整合讲学上的分歧看法。

除了水西书院之外，泾县阳明学者又创建多处会所，赵绍祖曰：

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岑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63]

云龙书屋位于泾县东二十里的台泉山上，原为太平县人焦玄鉴在嘉靖年间所建，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涵[64]礼聘许国至台山教授其子王廷楠，并招焦玄鉴、萧良榦、查铎同会于云龙庵读书讲学，第二年之后，因许、查、焦、萧分别考中进士，此读书会即散。[65]考溪书屋坐落于西麻溪口，是翟台于嘉靖年间倡建以聚同志讲学之用，书屋成，匾其所曰“进修”，是取《易》君子进德修业之义，并请查铎作《进修说》。[66]赤麓书院位在县西赤麓山上，是董杰、萧雍、徐榜等水西讲友所建的讲所，翟台也曾在此讲学，万历年间在知县何廷魁和李邦华（1574—1644）任内才改建为书院，其规模则仿效水西精舍。蓝山书院设在县西大蓝山壁寺东，是徐榜与萧良榦等水西讲学者所创建。[67]这些书院讲所的存在见证了此地曾经盛行一时的阳明讲会活动，然而它们的规模都不大，所建地点多在山上，且在明清之际多已残破废置。[68]

查铎、翟台等人去世后，门人弟子们继续讲会，不过年轻一辈的阳明学者或因早卒，或限于功名不彰，阳明讲学的影响力已逐渐衰微没落，呈现后继无人的现象。例如，年轻一辈的郑岱虽致力圣人之学、精研经书，惜因疾而早卒；[69]王廷楠也比老师查铎早逝。水西讲学终于在明末兵荒马乱间辍废，不过在讲会未辍之时，书院中的从祀已有了一些改变，此也反映了学风的转向。天启（1621—1627）初年，赵健（1577年进士）追祀朱子，改文成公祠为朱王二先生祠，又增加罗汝芳、何迁（1501—1574）、耿定向三公配享。[70]

赵健的父亲是理学家赵仲全，据方志的记载，赵仲全少补诸生，博览群籍，读宋儒诸书，叹曰：“道在是矣，安事雕虫为。”遂引疾罢诸生业，隐居教授。著有《道学宗师录》五卷，考述先秦汉宋诸儒，又著有《语录》《诗铭》《易学》《古本大学》《朱陆辨》《赵氏家乘》等书，学者称梅峰先生。[71]赵仲全致力于道学本受到宋儒的启发，我们从其《语录》也可以清楚发现，他并不主张良知学，更多引述程朱和薛瑄之言。根据赵绍祖，过去为赵仲全书作序的学者对其学的评论是：“或谓其有味于程、朱、薛，在善人有恒之间；或谓其人品当与胡敬斋、陈布衣相伯仲。”[72]可见赵仲全之学近于程朱，与当时泾县流行的阳明学不同。[73]

赵健“少承家学，端严廉洁”，又曾刻父亲著作《梅峰理学正宗》行世。他对晚明泾县的讲学亦有相当影响力，《宁国府志》记其“家居淡泊，日集诸儒讲学水西，一时翕然宗之”。[74]可见赵健实为天启年间水西书院讲学的领袖，当时水西书院中的王文成祠改为朱王二先生祠，以祠祭来推崇朱子学，可能直接受到赵健家学的影响，也可能呼应了当地学风已渐由阳明学转向程朱学的变化。

水西书院在清代又曾经过数次修建工程：清初，知县银文灿重建熙光楼；康熙十九年（1680）知县邓其棻[75]增置馆舍；雍正元年（1723）贡生赵淳等重修；[76]乾隆十九年（1754）知府王廷栋等重建仰止堂等屋舍十数楹、三十一年（1766）重建大门、厅五楹和左边披屋三楹。[77]在每次的修建中也不断加入新的配飨者，配飨者到明亡时止8人，清初加入李邦华而为9人，雍正二年又增入黄翠崖等33人，乾隆二年又增入从祀76人，乾隆十八年又增入从祀13人。尽管如此，水西讲学的风潮在进入清代后就没有恢复过，虽然直到清嘉庆年间仍维持每年春秋两祀，但当时书院为三乐书院义学[78]的老师借居，县民多已不知水西书院过去风光的讲学历史。[79]

泾县其他的讲所也同样没落，清嘉庆年间（1796—1820）赵绍祖曾试图探访旧址，然而蓝山书院的遗址已不可知，赤麓山上的赤麓书院亦变为禅林，赵曰：“是萧、徐当日之所经营，今惟禅林在焉。”[80]道光年间的泾县知县赵仁基也说：“卑职到任后，稽求邑志，所谓书院，仅属虚名。赤麓、蓝山、震山等本同社学，近已尽湮。水西旧号名区，曾有明儒讲学，近复修葺，而限于基址，无可扩充，不能为肄业之地。云龙书院僻在台山，虽有薄产，可具束修，而膏火无资，院宇颓废，课式不便，修复维艰。”[81]由此可见，嘉靖到万历年间曾在泾县兴盛一时的讲学活动，以及因讲学而兴建的书院，到了清朝已全数没落，具有盛名如水西书院者，纵然几经修复，作为一讲学教育的机构而言，早已名存实亡。

综合上论，水西讲会的历史发轫于嘉靖初年，主要受到欧阳德、邹守益的倡导。1548年到1565年是重要发展期，讲会和讲所的规模都有了重大的扩展，在刘起宗知府的领导下，水西精舍于1552年建造完成，王畿和钱德洪成为此地讲学的教师，带领一大批当地学者进入阳明学讲学的领域。接着罗汝芳守宁国，耿定向为提学副使，加上此时徐阶为首辅，徐阶对讲学活动非常支持，因此水西讲会的规模得以更进一步扩展，水西精舍也在1562年扩建为水西书院。这样的盛况到了张居正执政的16世纪70年代严重受挫，必须等到后张居正时期，加上廷议王阳明陪祀孔庙成功的帮助，水西讲会方再复兴，而此次复兴主要由查铎、翟台、萧良榦、萧雍和徐榜等人主导，此时讲学内容则强调修悟兼备、重实行而抑玄虚，充分显示响应当时讲学所遭受的批评，也符合士人教化乡里的社会责任。万历晚期以后，阳明讲学风潮已渐衰退，天启年间赵健将书院中的王文成祠改为朱王二先生祠，显示阳明学主导水西讲学的情势已不再，此时水西讲学也呼应了其他地区的学风，转向程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