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阳明讲会在诸县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吉安府阳明讲会大致的兴衰状况，依时序可整理如下：吉安府第一个阳明讲会成立于1526年，是由安福南乡刘邦采等领导组成的小型地方讲会，16世纪30—40年代由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家居，欧阳德亦有四年的时间居乡，这些著名学者在本乡极力倡导兴会，加上程文德出任知县以及徐阶担任江西学政的双重帮助，阳明讲会在吉安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533年首次召开青原大会，从此青原会成为江右阳明讲学的象征；1536年复古书院建成，使安福县的阳明学更具扩展、传承的实力；1558年复真书院建成，则是安福刘氏学者惜阴会讲学的成果。吉水县由罗洪先带动讲学风气，从1543年玄潭雪浪阁的兴建，1546年辟石莲洞，到1557年石莲洞扩大增建，虽然罗洪先本人日益倾向潜居静修，但一直到1564年他去世为止，石莲松原始终吸引着各地学者前来请益讲论，实为一重要的学术中心。永丰县的阳明讲学以聂豹为领袖，他虽没有建立自己讲学书院，却带领众多弟子，并参与青原、玄潭的讲学。1543年曾梦祺构龙冈书院讲学，1559年刘沈等学者建立了太极书院，也都有阳明学的渊源。泰和县则靠欧阳德于1542—1546年的兴发，带出一批年轻学者，加入青原、松原石莲讲学的行列。

欧阳德逝于1554年，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均凋谢于16世纪60年代早期，此时阳明讲学的气势已明显衰弱。然而不久，第二代的江右学者成功地接棒，再度兴起青原山讲会的盛况，这一波的复兴主要靠邹德涵、邹德溥兄弟于1569—1571年的提倡，以及王时槐、胡直、刘元卿、邹元标、郭子章等人的参与和带领。这一波的复兴也带动了新地方讲会的成立，以及地方书院、讲所的兴建。例如，1567年以来王时槐带领庐陵县的能仁会，成为日后兴建西原惜阴会馆的基础；1573年刘元卿等人兴建的复礼书院，是安福西乡讲学的重要里程碑；1577年泰和的求仁书院则是胡直领导讲学的成果。

然而1570年兴发的讲学活动，不久便遇上最强劲的对手——张居正主政时期对讲学的压抑。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阻力，讲学活动虽未被完全扼杀，却受创颇深，尤其像复古书院这样著名的大书院，所受冲击更深。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上疏请复受毁书院获准，于是1583—1585年，各地纷纷展开重修书院的工程。1583年仁文书院建成，日后成为邹元标讲学的重镇，也是吉水县的讲学中心；1585年安福复古书院也重新完工；1583—1587年王时槐的讲学中心——西原惜阴会馆——兴建完成；安福西乡以刘元卿为中心的讲学，则分别于1592年和1603年兴建了识仁书院、中道会馆。

综言之，从正德末年开始，江右阳明讲学共经历了三波兴盛的风潮，都是靠各县学者彼此联合、共同讲学所带出的结果。这三个时期分别为：16世纪10年代当王阳明亲身讲学江右时期，此时许多学者信服良知学，归入王门，此也是阳明学派正式形成的年代；第二个时期是16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靠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等人的带领，青原会与复古书院的讲学从此成为江右阳明学的代表，此也是阳明讲学到达鼎盛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6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江右王阳明及身弟子均已去世，讲学气势衰微，此波复兴讲学的运动则由第二、第三代阳明弟子领导，主要领袖是邹德涵、邹德溥、王时槐、陈嘉谟、刘元卿、胡直、郭汝霖，仍然聚讲青原山。

进入17世纪，阳明讲学气势明显不彰，一方面学术社会舆论纷纷指责讲学的弊病、思以矫正之；另一方面阳明学在经过三四代的传承之后，学者对王阳明的学术虽依然尊重，但对这位先师本人则不再有那种全然相信、愿意奉献己生以传其学脉的个人情感，加上不同思想论辩的激**、阳明学被严格地反省与修正，即便晚明东林、复社等结社讲学的风尚更盛，但已有意识脱离阳明学的内容。从吉安府阳明讲会的发展情形，我们看见参与讲学的人数减缩，连带效应则是：能够在困难的科举中胜出，且愿意投身阳明讲学的精英，变得非常稀少。上述吉安各县，进入晚明都面临缺乏缙绅之士提倡兴会的局面，因此在17世纪初，除了吉水的邹元标、庐陵的贺沚所带领的讲学外，阳明讲会活动已明显衰微。再经过1625年魏忠贤的摧毁，更是雪上加霜。尽管后来仍有修复书院的举动，以及施闰章试图再兴青原会的努力，但毕竟阳明学的时代已过去，新修的书院可以承载另一种学术活动的进行，施闰章主盟的青原会，与其看作是对阳明学的提倡，毋宁说是对阳明学黄金时代的眷恋。

从本章所论吉安各县讲会活动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安福以外，泰和、永丰、吉水三县的讲学风尚均不能持久。泰和的欧阳德因长期仕宦在外，儿子欧阳绍庆同样居乡日少，因此虽然欧阳出身泰和望族，父子两人又热衷讲学，但其讲学并没有在泰和县内扎根。而胡直一辈的泰和学者尽管有心讲学，却或困于功名，或早逝，不能成大气候；胡直功成名就之后虽回乡主持求仁书社讲学，也无法形成一活络的讲学中心。永丰和吉水也同样在晚明呈现后继乏人的情形。永丰的聂豹曾经有力地吸纳当地本有的白沙学风，与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讲学联结，在永丰县带出阳明讲学的风潮，不过其门人中只有郭汝霖能够承接在本乡倡导讲学的工作，郭汝霖晚年结合刘沈等地方学者，创建太极书院和敦复会，可惜从现有资料中几乎看不出此地方讲会的活动与后续发展。吉水县的情形则是，罗洪先后来转向静修，对讲学不热衷，加上许多吉水门生早逝，使得吉水县的讲学活动在罗洪先之后出现断裂的情形；后来的邹元标，其学实得于胡直等人16世纪70年代在青原山的会讲，而邹元标于万历年间兴发的吉水讲学，则又多赖时势与其个人声望所成，且已不惜放弃阳明学的标志。若先不论邹元标的讲学，吉水、泰和、永丰三县从16世纪30年代陆续兴起的阳明讲学风尚，其实在16世纪80年代已明显不能继续。

相较之下，从安福县扩大到庐陵的讲学，则有较长的延续性，地方乡里的小型讲会与复古、青原大会并存的情形，也较明显。邹守益的家族能够长期取得学术与社会精英的地位，并且至少五代传承理学、投身讲会，使得邹氏家族主盟的复古书院、东山会，得以长期经营，且持续带领青原讲会。而安福南乡刘文敏等学者，则成功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术领袖，如王时槐、陈嘉谟、刘元卿等，并且将地方惜阴会的运作模式与精神，配合着学说的内涵，扩展到安福西乡和庐陵西原。位于庐陵的青原会，同时担负着江右讲学精神象征与实际凝聚各县精英会讲的双重功能，也有助于安福、庐陵地区成为江右讲学的中心。

[1] 王畿：《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6，34b～36a页。

[2] 魏嵩山、萧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七章。

[3] 魏嵩山、萧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第九章。

[4] 《吉安府志》，余之祯修，王时槐纂，明万历十三年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卷13，1a页（189页）。

[5] 关于各县户丁数与田地山塘面积，参看《吉安府志》，万历十三年刊本，卷13。

[6] 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进士人数的明显差距可见二县学术水平较弱，永宁和龙泉县仅分别产生1名进士，安福县则有72名，庐陵县和泰和县亦分别有57、53名。亦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70～71、81页。

[7] 永新县内有甘公亮、刘孔愚、颜铎、贺世采、戴有孚、甘雨等人参与阳明讲学，见《永新县志》，萧玉春修，李炜纂，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16，31b～40b页（1293—1310页）。万安县有朱衡、周贤宣等人聚讲精修观，后于嘉请二十七年，兴建云兴书院。《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4页。其他两县的阳明讲学者，可参见县志的记载，但主要跟随在本文所讨论的讲学领袖下，从事讲学活动。另外，永新县是颜钧的家乡，颜钧二十五岁时接触阳明学而有得，在家乡成立“三都萃和会”，宣讲儒学伦理要义。又曾师安福刘师泉，但无所得，后拜王艮为师，成为泰州学派著名的讲学者，然颜钧中年讲学地多在大江南北各地，并不在永新，晚年虽居乡多年，但却没有太多讲学的记录。关于颜钧生平，见《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8] 刘宗周：“东廓以独知为良知，以戒惧慎独为致良知之功。此是师门本旨，而学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东廓斤斤以身体之，便将此意做实落工夫，卓然守圣矩，无少畔援。诸所论著，皆不落他人训诂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赖以不敝，可谓有功师门矣。”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8页。

[9] 关于邹守益家族，见Kandice Hauf，“The Jiangyou Group：Culture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1987，pp.131～142.

[10] 一纪为十二年。引文载邹德涵，《文庄府君传》，见《邹聚所先生文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3，55a～55b页。

[11] 邹守益生平，参见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14，10a～29a页（353～362页）。亦见张廷玉，《明史》，卷283，7269～7270页。

[12] 邹守益与欧阳德等人对南中一带讲学有极大启发作用，见第四章。

[13] 南乡惜阴会成立于1526年。

[14] 邹守益，《书青原嘉会卷》，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14b～16b页。

[15] 释笑峰等撰、施闰章补辑，见《青原志略》，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16] 邹守益，《简方时勉》，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7，14a页。

[17] 王畿和钱德洪曾带领贡安国等诸生赴青原会，并商议泾县成立水西会之事，见《宁国府志》，庄泰弘等纂修，康熙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卷5，22a～22b页（275～276页）。

[18] 邹守益，《青原再会语》，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9，19a页。

[19] 《宁国府志》，康熙十二年刊本，卷5，22a～b页（275～276页）。

[20] 第一个惜阴会成立于南乡，北乡有东山会与连山书院，东乡有道东书院，西则有识仁书院等，见下文。

[21] “按书院惟复古公于一邑，若东之道东，南之复真、同善，西之识仁、复礼、中道，北之宗孔，则又各乡所建者。”见《安福县志》（张绣中等纂修，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5，10页（233页）。

[22] 王畿，《漫语赠韩天叙分教安成》，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6，34b页。

[23] 邹守益，《复古书院记》，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17a～19a页。

[24] 书院结构为：前为道德门，中为文明堂，左右有忠信、笃敬两斋，后为茂对堂。东西两侧共有号舍八间，尊经阁下祀王阳明。见《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3，6b页（226页）。

[25] 王时槐，《东山会田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3，38a～39b页。

[26] 当时为诸生，大约生于1561年，因其自述“弱冠失怙”，而其父邹德涵卒于1581年。载邹衮，《邹氏学脉序》，见《邹氏学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7] 刘元卿，《题东山会志》，见《刘聘君全集》，卷12，30b～31b页。

[28] 创建道东书院的谢时泰亦参与东山讲学，见《安福县志》（张召南等修，刘翼张纂，康熙十八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3，76b～77a页（424～425页）。潘浚任安福县令共七年，始于万历十七年，见《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7，11b页（300页）；邹德溥，《贺邑宰潘澄源公擢大司马郎序》，见《邹泗山先生文集》（清安成绍恩堂刊本，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卷3，5a页。

[29] 邹善生平，载邹德溥，《先考中奉大夫大常卿颖泉府君行状》，见《邹泗山先生文集》，卷7，28a～40b页。

[30] 刘元卿，《邹聚所先生言行录》，见《邹聚所先生外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79a～79b页。

[31] 刘元卿，《邹聚所先生言行录》，见《邹聚所先生外集》，80b页。

[32] 邹德溥，《伯兄汝海行状》，见《邹聚所先生外集》，94a～94b页。

[33] 刘元卿，《邹聚所先生言行录》，见《邹聚所先生外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80b页；伍尽吾即伍惟忠（1537—1577），字效之，其传见刘元卿，《进士尽吾伍先生行状》，见《刘聘君全集》，卷8，21a～24a页。

[34] 刘元卿，《邹聚所先生言行录》，见《邹聚所先生外集》，80b页。

[35] 邹德溥，《伯兄汝海行状》，见《邹聚所先生外集》，98b页。

[36] 《明儒学案》，卷16，335页，记邹德涵年五十六岁，误。又见刘元卿，《邹聚所先生言行录》；邹德溥，《伯兄汝海行状》，见《邹聚所先生外集》，77a～90b、90a～99b页。

[37] 朱调，字以相，弃举业，学于邹守益和刘邦采，得其微旨，遂涉吴楚，走新安诸郡，求友质订。归侍刘阳于三峰，郡邑岁举道会，祁寒暑雨必赴，著有《梅山语录》。其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15a～15b页（301～302页）。引文载邹德涵，《复朱易庵先生》，见《邹聚所先生文集》，卷4，31b页。

[38] 傅应祯的记曰：“倪侯不得已，委曲迁就核复古原田若干亩，损其什三，变价以应，又不足，则捐俸助之，告佃于当道，易名三贤祠。”刘元卿记曰：“核复古所置田之半，鬻之得数十金，告佃于当道，易名三贤祠。”傅应祯，《重修复古书院记》，见《安福县志》（姚浚昌修，周立瀛纂，同治十一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17，33a页（421页）。刘元卿，《复古书院续置田租》，见《刘聘君全集》，卷7，18a页。

[39] 刘肇衮的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15b～16a页（302～303页）；黄旦，字朝周，其传见《安福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卷11，13b页（201页）。

[40] 关于杨廷筠的事迹与研究，参见丁志麟，《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见《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1册，217～237页。Nicolas Standaert，Yang Tingyun，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Leiden：E.J.Brill，1988.

[41] 吴应明先捐俸三十金，增置院田，后潘浚又得九十余金，徐振雅又捐四十金，黄与参益助十金，都为增置院田之用。载刘元卿，《复古书院续置田租》，见《刘聘君全集》，卷7，18b页。

[42] 傅应祯，《重修复古书院记》；王时槐，《重修院古书院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31b～34a页。

[43] 欧阳瑜，字汝重，其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16a～b页（303～304页）。

[44] 尹一仁，字任之，其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14b～15a页（300～301页）。

[45] 彭簪，字世望，正德二年举乡，为衡山令。晚年与罗洪先、邹守益讲学。其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13b～14b页（298～300页）。

[46]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3，6a页（225页）。

[47] 《安福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5，8b～9b页（304～306页）。

[48] 罗大纮：“青原会讲始于邹文庄、罗文恭两先生……后刘狮泉、胡庐山、王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罗大纮，《青原鼎革议》，见《紫原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8，22a页。

[49] 平观澜等修，黄有恒等纂，《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18，45b页（1264页）。

[50] 释笑峰等撰、施闰章补辑，《青原志略》，卷3，1a页。《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5a～5b页（239～240页）。又见罗大纮，《青原鼎革议》，见《紫原文集》，卷8，22a～23a页。

[51] 《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18，47b页（1267页）。

[52] 见《施愚山先生年谱》；施闰章，《施氏家风述略》（清康熙至乾隆间刊本，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亦见本书第四章。

[53] 释笑峰等撰、施闰章补辑，《青原志略》，卷3，17b页。

[54] 李元鼎，《青原山观瀑小记》，见彭际盛等修，胡宗元纂，《吉水县志》，光绪元年刊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56，29a页（779页）。

[55]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44页。

[56] 《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13a～13b页（297～298页）。《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91～92页。

[57] 《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4b～7a页（280～285页）。

[5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3页。

[59] 我未能见到原文，此转引自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25页。

[60]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12，4b页（680页）。

[61]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12，4b～5b页（681～682页）。

[62] 彭簪，字世望，东乡松田人，正德丁卯（1507）举于乡，为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之。后转仕常州、靖州，致仕归乡后筑玩易草堂，构卧云亭于石屋上，邹守益时与剧谈。其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13b～14b页（298～300页）。

[63] 《明儒学案》，卷19，443～444页。亦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3a～4b页（277～280页）。

[64] 见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27页。

[65] 复真书院结构为：前后有楼，中堂有庑，东及四层，层各五间，左右翼以厢房。堂扁为砥德砺材，楼名为萃胜，后楼名为聚奎。见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28页。

[66] 书籍卷数据称“书数千卷”，见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28页。县志中记王仕翘置田复真书院以赡学者。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71b～73b页（414～416页）。

[67] 根据《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此四人陪祀是据复真会册所记，若按旧志，则陪祀者为：朱调、王钊、王铸、朱叔相。见《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5，8b页（230页）。

[68]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5，8b～9a页（230～231页）。

[69] 引文转引自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30页。

[70] 万斯同，《儒林宗派》，见《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3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902页。

[71] 据称陈嘉谟先师事刘文敏，以其说告诉王时槐，王时槐心动，亦往师之，一时同志邹光祖、敖宗濂、王时松、刘尔松等十七人，共学两峰之门，螺川人士始知有学。见王补修，曾灿材等纂，《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19上，7a页（471页）。

[72] 王时槐生平，参见《明儒学案》，卷20，468～469页；《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11，5b～6a页（682～683页）。

[73] 邹元标，《答刘云峤太史》二，见《邹子愿学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明万历四十七年序刊本影印，1990年，卷3，15a页。

[74] 《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4，16a页（365页）。

[75] 王守仁，《王阳明全书》一，165～166页。

[76] 刘学朱，字道明，号述亭。其生平与学旨，见《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0，16a～17b页（2043～2046页）。

[77] 刘教，字道夫，号建川，或见川。曾任泰兴江阴教谕、梧州知府，晚年辟芝园山房，隐其中，与周禄、陈嘉谟诸君订西原惜阴会。《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0，14b～15a页（2040～2041页）；又胡直，《梧州知府刘见川先生墓志铭》，见《衡庐精舍藏稿》，卷26，1a～5b页。陈嘉谟亦有记，见《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9，17b页（2774页）。

[78] 我无法找到此四位学者的传记，故不能知其名。

[79] 周禄，字以道，号罗山，受学王阳明。以贡历青阳训导，黄冈教谕，曾于京师与聂豹同讲学一年，深契，回乡后与同志订西原惜阴会，风雨寒暑必赴。周祉为其弟。见《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0，13a～13b页（2037～2038页）；聂豹，《赠周以道分教青阳》，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4，20a～22a页。

[80] 贺沚，字汝定，随王时槐讲学，时槐卒，贺沚心丧三年，益以斯道为己任，主持西原惜阴会，与邹元标讲学青原白鹭间。其传见《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30，18b～19b页（2048～2050页）。

[81] 郭育显，号笔峰，受业于刘学朱，讲学西原。其传见《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9上，8a页（472页）。

[82] 陈钟，师事王时槐，与师讲学青原白鹭之间，邹元标雅重之，又曾讲学吴越间，与焦竑为性命友，晚年结茅独坐，蔬水啸歌以终。见《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9上，8a～8b页（472页）。

[83] 刘叔鳌，字而强，师事王时槐，研究性理，万历年间以贡选知乐会，月集士绅辟廨讲学为常，病归，贫如初。刘日升，字扶生，号明自，万历庚辰进士，累官至应天府尹，引疾归，杜门却扫，师事王时槐，晚年日守一编以自娱。见《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9上，8b～9a页（472页）。

[84] 《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18，49b～50a页（1272～1273页）。另外，有一惜阴会馆位于吉安府府治（庐陵县内）南方江边，于1579年左右改建，为王时槐讲学根据地。此禅寺原是王时槐过去读书之地，根据王时槐所述，大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时，他很希望找一远离市嚣、僻静之处以精研学问，后来找到郡城近郊的金牛禅院。此地背郭面江，因为路径险阻、僧舍敝陋残败、无丹垩之饰或结构之巧，所以人烟罕至。王时槐喜欢此地静阒朴质之气，遂寓榻于其间。二十年后，王时槐居乡讲学，门人渐多，于是将旧读书之处加以整葺，建成内省轩、崇正堂、高明光大厅，并题为惜阴会馆，又辟门通径使往来方便。王时槐与弟子经常讲学其中，不过在王时槐去世后，禅寺毁坏不堪，后有一僧发弘愿欲振新之，每日持斋诵经礼佛拜忏，一准于禅者之威仪，寺门因之改观，寺院又经重修，焕然一新。载王时槐，《惜阴会馆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30b～31b页；罗大纮，《重修金牛寺记》，见《紫原文集》，卷7，35a～36a页。

[85] 王时槐，《西原敬止堂记》《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42a～44a页；卷6，17b页。

[86] 敬止堂之建费百余金，倡建者为王时槐门人贺沚等，载刘孔当，《题西原敬止堂敛金簿》，见《刘喜闻先生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年间刻本，1993年，卷10，10b～11a页。

[87] 王时槐，《能仁会志序》，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15a～16a页；《书西原惜阴会籍》，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a～2b页；《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4a～20a页。

[88] 王时槐，《书西原惜阴会籍》，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a～2b页。

[89] 罗大竑，《贺定斋先生七十序》，见《紫原文集》，卷5，15a～17a页。

[90] 罗大竑，《贺定斋先生七十序》，见《紫原文集》，卷5，15a～17a页。另外，庐陵县儒行乡的复初书院也是贺沚的讲所，性存书院则专祀贺沚，由此可知其与儒行乡讲学的密切关系，见《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4，22a、23a页（368页）。

[91] 见刘遇奇的序，见《庐陵县志》，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18，51b～52b页（1274～1276页）。

[92] 见《庐陵县志》，民国九年刻本，卷19上，5b～6a页（470～471页）。

[93] 王时槐，《书辅仁会簿》，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29a～31a页。

[94] 王时槐，《书淡江会簿》，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34b～35b页。

[95] 王时槐，《续白鹭洲书院正学会条三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42b～43b页。

[96] 刘元卿，《简刘养旦先生》，见《刘聘君全集》，卷2，2a页。

[97] 刘元卿，《寿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见《刘聘君全集》，卷6，17b～19b页。

[98] 刘应峰，字少衡，号养旦，荼陵人，与胡直同年（1556年进士），又同学于罗洪先，累官至江西参议，云南提学副使。载胡直，《贺刘养旦宪副归省齐寿序》，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0，19a～21a页；耿定向，《明提督云南学校按察司副使刘公墓志铭》，见《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2，16a～18b页。

[99] 与邹德涵等人讲学，载刘元卿，《荼卿月会序》《寿萃南尹君六十有一序》，见《刘聘君全集》，卷5，44b～46b页；卷6，17b～19b页。

[100] 刘元卿，《答刘养旦先生》，见《刘聘君全集》，卷2，2b页。年代见《明儒学案》，卷21，498页。

[101] 刘元卿，《报沈少林大史》，见《刘聘君全集》，卷2，6b页。

[102] 《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刻本，卷3，8b～10a页（288～291页）。

[103] 邹德溥，《翰林院编修喜闻刘公墓志铭》，见《邹泗山先生文集》，卷6，17a页。

[104] 见《泾县志》，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卷8，1a～3a页。

[105] 荼陵在湖广，位在吉安府西方。

[106] 见《泾县志》，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卷8，1a～3a页。

[107] 《复礼书院记》记载当地父老本以为讲学之事甚高难，在刘元卿的传讲鼓励下，开始相信人人皆有可为，讲会从季会开始，到后来感觉每季五日之会不够，终于酝酿书院之建。载刘元卿，《复礼书院记》，见《刘聘君全集》，卷7，1a～3b页。

[108] 邹元标为刘元卿撰写的墓志铭说：“而所创复礼、识仁、中道、一德诸院，岁有常会，西乡诸习俗，得公一变。”可见是讲会式的书院，而各版本方志均无记载一德书院，可能指一德会，刘元卿在《一德会规引》中说此会是王、严、张、谢共组而成的。载邹元标，《明诏征承德郎礼部主客司主事泸潇刘公墓志铭》，见《邹子愿学集》，卷6，29a页；刘元卿，《一德会规引》，见《刘聘君全集》，卷9，3b页。

[109]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3，9b页（232页）。

[110] 《安福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5，11a页（309页）。

[111] 刘孔当，字任之，号喜闻，1592年会试第三。其传载邹德溥，《翰林院编修喜闻刘公墓志铭》，见《邹泗山先生文集》，卷6，16a～20b页。

[112] 刘本振，字思德，别号双潭，从刘元卿讲学，是刘氏家族的一员。晚年津津嗜学，什九于识仁书院，什一家居，家居时又集子弟月一再会，读约申法。刘孔当，《双潭公传》，见《刘喜闻先生集》，卷4，16a～19b页。

[113] 刘弘达，字孚之，号西野，别号念行。是刘孔当的族叔，其行以悫著。刘孔当，《冽井公墓志铭》，见《刘喜闻文集》，卷5，15a～18b页。

[114] 关于刘孔当、周惟中，以及刘学古同王时槐讲学，载刘孔当，《贺学古刘先生七秩序》，见《刘喜闻先生集》，卷2，6a～9a页。

[115] 刘元卿，《识仁书院记》，见《刘聘君全集》，卷7，3b～5b页。

[116] 刘元卿，《识仁书院记》，见《刘聘君全集》，卷7，3b～5b页。

[117] 《安福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5，10b～11a页（308～309页）。

[118] 刘孔当，《家会引》，见《刘喜闻先生集》，卷12，10a页。

[119] 刘孔当，《家会引》，见《刘喜闻先生集》，卷12，10a页。

[120] 刘孔当，《家会条规》，见《刘喜闻先生集》，卷12，11b～13a页。

[121] 刘元卿，《题修中道会馆募书》，见《刘聘君全集》，卷12，37a～38a页。《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3，9～10a页（232～233页）。

[122] 《安福县志》，乾隆四十七年修本，卷3，9b～10a页（232～233页）。

[123] 刘元卿，《一德会规引》，见《刘聘君全集》，卷9，3a～4a页。

[124] 刘元卿，《谋道会籍引》，见《刘聘君全集》，卷9，5a～6b页。

[125] 刘淑唐，号养冲，东乡阳屯人，曾任祁阳县令，后居乡倡学，殁祀道东书院。传见《安福县志》，康熙十八年刊本，卷3，19a页（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