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县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阳明学者是欧阳德。欧阳德的仕宦生涯颇平稳，他并不像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因仕途困挫而居乡讲学长达二三十年，也因此他对于泰和的讲学活动，虽不可谓没有影响，却明显受限。以实际师承启发与主盟讲会而言，欧阳德实在无法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三人之于本乡的影响相提并论。倒是他长期在南京为官，对官僚阶层与南中地区的讲学有极大兴发之功。因此，泰和县虽有不少王阳明的及身弟子，但县内直到1540年仍然没有组成阳明讲会。第二代阳明弟子中，固然许多人拜在欧阳德门下，但他们同时也师承邹守益、罗洪先、刘阳等常年居住江右的学者。[249]在泰和第二代阳明弟子中，以胡直最著名，胡直与学友们辗转求师、组会讲学的困学经历，标志着嘉靖、隆庆年间阳明学在此地继续发展的精神，而其晚年主讲的求仁书社，则是乡里支持讲学的例子。进入晚明，泰和县的讲学活动似乎完全沉寂，显然第三代弟子不能在科举上争得功名，或在地方事务上立功绩，因此无法留下历史记录。下文将按着时序，讨论阳明讲学在泰和县传承演变的情形。

正德年间王阳明在南赣的讲学，吸引不少泰和县学者的参与，其中著名者有：王思（1481—1524），他是王直（1379—1462）的曾孙，正德六年（1511）的进士，因上疏获罪，被谪潮州三河驿丞，此时亦从王阳明游。王阳明讨宸濠时，檄王思赞军议，世宗嗣位，王思得复故官，但不幸却在大礼议之争时，被下诏狱，因杖成伤而卒。[250]刘魁（约1489—1552）是正德二年（1507）举人，王阳明讲学虔台时，他与欧阳德等人从之受业，嘉靖初谒选得宝庆府通判，历官至工部员外郎，嘉靖二十一年（1542）因上疏谏止徙雷坛于禁中，而下诏狱。在狱中，日与杨爵（1493—1549）、周怡（1506—1569）讲学相淬砺，[251]嘉靖二十六年（1547）才获释，但不久即亡。[252]李鎜是王阳明聘请主教虔台的学者，其子李淐与兄李绛，也都受学于王阳明。

最早接触阳明学的泰和学者中，日后以欧阳德最著名。欧阳德出身泰和望族，家族中共产生了125位官僚，其中有14名进士。[253]欧阳德天资早慧，九岁以奇童著称，十三岁为弟子员，二十一岁便取得举人资格。他因慕王阳明之名而至虔台从学，又因一心向学，竟二度不赴会试，直到嘉靖二年（1523）才应试，并顺利成进士。他的仕宦生涯颇平顺，从六安知州、刑部外员、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司业等职，官至礼部尚书。其中大约有十五年时间在南京为官，并职掌教育的官职，积极宣扬阳明学理念、提倡讲学活动，对后辈学者的影响极大。[254]在出任礼部尚书居京师时期，又于1553—1554年，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共同主盟灵济宫的讲会，学徒云集，黄宗羲说：“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255]

王阳明及身弟子中的泰和县学者，尚有：胡尧时（1499—1588），嘉靖五年（1526）进士，历官贵州按察使，在贵州修建阳明书院、刊行王阳明的著作，对阳明学于贵州的传播有重大贡献；[256]曾忭（1498—1568）也是嘉靖五年的进士，王阳明在浙江讲学时（1521—1527），曾忭出任光泽知县，遂前往受业，从此不仅在宦地提倡讲学，晚年与郡邑同志集讲青原、白鹤、云津，并与郭应奎等人共创聚〔萃〕和书院；[257]王贞善则是先受业于王阳明，再学于湛若水，他在嘉靖七年（1528）成举人，授揭阳县知县，但因忤上官，不满岁而归。王贞善居乡时，与儿子王一俞、王一视，共同讲学于邹守益、罗洪先之门。[258]据胡直言，王贞善为人凛若严师，性不喜辞华，曾著有《静谈》《法言》《势论》等篇章，后题为《王氏内外篇》。[259]

从上述这些王门第一代弟子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在江右的讲学虽然赢得不少泰和年轻精英加入其阵营，但是这些精英学者或因政治抗争而英年早逝，或因长期仕宦生涯而远居外地，或因学识不足以号召、承担一独立讲会的成立，故讲学成效较不显。总之，泰和县没有产生一位像邹守益之于安福、罗洪先之于吉水、聂豹之于永丰，能够在本县内大力倡导讲学的学者。因此在嘉靖初期，泰和县并未能形成自己的讲学中心，主要是参与青原山、石莲洞的讲学活动。这样情形到了16世纪40年代才稍有变化。

欧阳德于1542年因奔丧回乡，并一直待到1546年，才再度出仕。在此段家居的时日，他不仅与聂豹、邹守益、罗洪先等人“周旋于青原梅陂之上，相与求未发之真知，究先师之遗旨”；[260]也兴发了不少本地的年轻学者。根据胡直的追忆，1542年，欧阳德“自乡出邑城，会友讲学，倾城士友往会。”[261]可见官位与声名的确是号召讲学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这个机缘，许多年轻一辈的泰和学者走进了阳明学领域。

当时胡直二十六岁，起先并没有随同倾城士子们去拜访这位著名的前辈学者，可能因为他对于理学本没有太大兴趣，也不太想跟随流俗。[262]胡直自述其年少以来喜辞章之学，羡慕孔融（153—208）、李白（701—762）、苏轼（1036—1101）之为人，并曾著书驳王阳明之说，后虽觉非而欲自奋为学，但终不得要领而仍取旧习。后来在好友欧阳昌的力邀下，胡直终于前往普觉寺拜访欧阳德，没想到欧阳德一见他辄亲切呼其旧字——宜举，他又因见欧阳德态度诚恳、不摆官架子，便颇心服。紧接着听取欧阳德阐明“惟仁者能好人”一章时，更觉字字为其所发，深受感染。事后再度拜访请益，欧阳德以立志勉之，胡直终于豁然有契，便归入欧阳德门下。[263]

然而胡直学道的路途，并没有因为欧阳德的启发而一帆风顺，其《困学记》详尽记载了他漫长迂曲的为学历程。胡直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之后，要一直考到三十五年（1556）才成进士，这段辛苦而挫折的科举之路，也同时是他学问与生命意向摆**不定、辗转求师未决的历程。胡直在二十六岁（1542）立志学圣之后，仍时时摆**于辞章旧习与学圣之间，又因科考的挫折，内心多忿欲，致屡兴屡仆、不能专志。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有“飘然遐举离世之兴”，但因好友王托鼓励“遐举不如力学”，两人遂偕往吉水拜访罗洪先，居石莲洞一个多月，亲受罗洪先的教诲。此时罗洪先教之以“专在主静无欲”，胡直虽不甚相契，但日日操持，于精神日履之严谨亦有帮助。

次年（1548），胡直游韶，拜陈大伦学玄，与邓鲁问禅。在长期打坐修心的操练之后，他经历了心思开悟、洞见心体、宿疾痊愈、能感异梦等奇妙经验。之后又因起念，遂失初悟。一日又忽得悟，遂印证先贤语言，无不合旨。在此一失一得之后，胡直立志更笃，不为世网所累。第二年（1549），胡直回乡后便与邑中诸友共组一会讲学，此会应该就是他在《亡友月塘曾君墓志铭》中所说的“五人会”。[264]与胡直共同组会讲学的学者则有：曾于乾（1520—1562）、王托、欧阳昌（1516—1567）、罗潮、萧隆佑。这些人是泰和县第二代阳明学的主力，不过除了胡直以外，其余都未能取得进士功名，由于作者无法找到罗潮和萧隆佑的传，下文则分别介绍另外三位学者。

曾于乾，字思健，号月塘，与胡直在少年时已成好友。既壮，又共同师事欧阳德。曾于乾年少尚气概，有烈士独行之风，但随着年纪增长，向道之心日增，其行也愈端凝平和。他是当地人争相迎聘的教师，也是生员中的领袖，相当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颇获官员赏识。他曾上万言书争取开关籴盐，又曾力抗知县和庠师对学生的高压态度，也曾受聘修县志。遇大饥荒，他也出己赀赒济本支与乡里之贫者，又因感于古道不复，常以正风俗、成人才自任，并申订罗钦顺云亭乡约，并推行于乡达数十年之久。许多人慕名，不远千里来拜其为师，故其及门弟子多达百余人。[265]

当五人会成立时，欧阳德为他们写了会籍之引，勉以知方立志，对于曾于乾有极高的期许。后来，曾于乾接受罗洪先的邀请，为罗家子弟的教师，处松原长达六年，与罗洪先相问学。他曾说：“予从是毕志斯学，即终身焉可矣。”嘉靖四十一年（1562）九月，曾于乾约了诸同志到松原聚讲，却于九月七日中风，病卒于松原，享年只有四十三岁。曾于乾虽一身为布衣，但其行卓异，乃得以列祀乡贤祠。[266]

王托，字有训，是王直之兄王信的后代，弱冠契王阳明良知之旨，师罗洪先。又与胡直深交共学，相偕至松原向罗洪先问学。胡直言其好学：“取友四方，远越数千里，近或百里，多至逾年，少或逾月浃旬。”[267]县志则记其与罗钦顺、欧阳德、胡直交相讨论，得学正宗。[268]王托亦以布衣列祀乡贤。

欧阳昌，字文朝，号蜀南，是欧阳德的族孙。少即有出色文才，年十三补弟子员，与胡直、王渤（1540年举人）共学，治古诗赋，三人最为友善。方壮，偕曾于乾问学于欧阳德十年，后又偕胡直、王托共事罗洪先三年，其学浸入精微。欧阳昌的父亲是欧阳乾元，官至刑部郎中，致仕之后，欧阳昌筑爱日堂以奉居，号称父子两人以道交相成。[269]然而欧阳昌一生读书，却未能获取功名，徒忧时爱国，颇有感慨，1567年忽染痢病，卒。[270]

除了五人会的学者，欧阳绍庆（1517—1574）（欧阳德的仲子）也是泰和第二代阳明学者中的佼佼者。欧阳绍庆秉承家学，早年除了经史教育外，也接受理学熏陶，更有许多交接各地阳明学者的机会。王阳明去世时，欧阳德制服设位，率子弟哭奠，当时欧阳绍庆十二岁。欧阳绍庆于十六岁（1532）随父亲宦居南京，每当父亲出郊寺讲会，他总是随从在旁，故得与宣城贡安国（1556年贡生）、沈宠（1537年举人）等学者相交。[271]嘉靖十六年（1537），他回乡参与考试，获选补邑庠生。欧阳德回乡家居时，经常出会江右同志，欧阳绍庆也多跟随，遂“得闻所未闻”，遂结交更多江右著名学者，如宋仪望、张春、周贤宣（1553年进士）、[272]萧廪（卒于1587年）、[273]邹善等人，并与本乡的曾于乾、胡直定交共学。但因着欧阳德再度出仕，欧阳绍庆也离开家乡，随父亲讲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欧阳绍庆通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但会试屡次不第，后终在隆庆二年（1568）得中书舍人之职，此时则集同志数十人会讲于灵济宫、西瓦厂。欧阳绍庆后官至工部主事，隆庆六年（1572）左右回乡丁忧，万历二年（1574）且偕胡直共赴青原，与四方同志举会，并相期偕隐共学，然天不假时，欧阳绍庆即亡于此年。[274]从其一生经历看来，欧阳绍庆因为早年随父亲居宦地，中年又出仕在外，居乡时日极短，因此他虽与胡直等泰和学者定交，但真正一起讲学的机会却很少，其对于阳明学在泰和一地的传承，贡献亦不大。

上述这几位泰和第二代阳明学门人，虽然都因跟随欧阳德讲学而兴发立志，又在1549年组成以泰和为核心的讲学会，然而当时他们尚挣扎于科举考试，且大多无法获取功名，曾于乾和欧阳昌又亡于16世纪60年代，使得阳明学于此地开拓的工作无法展开，最后此重责也只能落在胡直的身上。

胡直于1549年居家结五人会讲学之后，次年再赴会试，再下第，之后他接受李春芳（1510—1584）的聘请，至兴化教导李氏子弟。胡直因此番机缘而得闻王艮之学，且以其严谨态度一矫兴化人对泰州末流自恣放达的观念，并开始立会讲学。嘉靖三十二年（1553）胡直再次下第后，他终于接受众友之劝，就选学职，遂得句容教谕之职。次年（1554），欧阳德去世。胡直自从拜入欧阳德门下至此时，已历十数年，他屡兴屡仆的学道历程，虽然迂曲，却也逐渐凝结出自己的心得。《困学记》中大段陈述其对程朱先儒与阳明近儒之说的质疑与批评，要言之，乃疑先儒以多见闻之博文穷理为专，忽略理在吾心；也疑近儒未言良知之天则，故使人不复知有至当至善处，遂堕猖狂自恣。并悟出自己的博约之说，又说：“由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应酬，似稍得其理，处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论仁体之旨。”[275]

经过这番自悟，胡直又赴南京会友，与何迁、谭纶（1520—1577）、唐顺之、赵贞吉（1507—1560）等著名学者讲论，最后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成进士，之后更有机会结交海内学者。[276]胡直初成进士尚在京时，因不愿接受严嵩的延揽，不久即外放，先后出任胡广佥事、四川参议，又以副使督学四川。隆庆元年（1567）他自四川归乡，三年后诏起湖广督学，移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于万历元年（1573）致仕。

胡直成名之后，对于家乡讲学与教化的工作有了更具体的贡献。他自四川归乡后，乡之缙绅学者，无论老少，立即请为学会，而且动辄数百人参与，一时蔚为风尚。他对于地方乡约的推行，也有重大贡献。当时，门人胡舜举（1522—1576，胡尧时之子）带着自己两个儿子来问学，胡舜举有感于盗寇作乱严重，乡民不得安宁，希望仿效胡直在四川施行乡约御寇的方式来团结乡民。经过胡直的指导，胡舜举偕二三友人倡议决行，除了组织数百乡民御寇外，又印行求仁乡约分给各家，终于使盗寇之乱渐息。[277]

因着参与讲学的人数增加，众人遂决议在觉山寺之右兴建书院。但因胡直的再度出仕，此议稍悬。万历元年，胡直致仕归乡后，友人康宗望暨诸耆宿复申前议，又得门人胡舜举率先捐金号召，终于在万历五年（1577）建成求仁书社。[278]清人梁弓复为书院作序曰：“求仁书社者，邑前明隆庆间高行、信实两乡士耆为胡庐山先生建也。先生博古嗜道，渊源伊洛，其学以仁为宗……既请告退，居两乡之间，社建而来学者益众。先生乃于讲学外，立为条约，岁之期会，无贤不肖胥纳于教焉。”[279]可见这个讲所与地方教化的密切关系。此书社后毁于明季兵燹，根据《泰和县志》中所载梁弓复与周召所写的序可知，入清后书社又在胡直的后代与乡民的共同努力下，重建复会，并且仍与教化乡俗为主要诉求，此与阳明学已无直接关系。[280]

万历九年（1581）以后，胡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求仁书社，与乡人康宗望（时年约六十）及另一位乐君（时年约七十）共学。胡直描述他们共学的情形曰：“与二君凭栏啸歌，二三子和之。”并请画工画了三人于书社共学的图，称《仁社三逸图》。[281]然而，我们从胡直的文集和泰和县志的记载，都无法见到门人环集于书社讲学的景象，此固然可能受到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影响所致，但恐怕更反映了阳明学无法在泰和县内持续有力发展的情形。胡直逝于万历十三年（1585），此际正是各地展开重修书院、恢复讲学之际，此种现象在泰和县也看不到记录。整体而言，从现有文字资料，的确不易找到晚明泰和县内阳明讲会活动的例子。虽然胡直确有门人，[282]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吉水的邹元标及泰和的郭子章。郭子章一生游宦在外，看不出他对泰和本地阳明讲学的贡献。[283]正如John Dardess所论，即使欧阳德吸纳了不少门生，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泰和学派，不仅胡直没有承继欧阳德的学术，胡直之后，也后继乏人。[284]

当然，影响阳明学在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尚有著名理学家罗钦顺。罗钦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又里居二十余年，对地方家族整合、乡约推广极有贡献，也深获乡人敬重。在理学方面，他对宋儒之学以及王阳明之学的反省与批判，颇具哲学深度；王阳明、欧阳德都以他为主要对话者。虽然罗钦顺反对阳明学，并没有完全阻碍阳明学在泰和县的传播，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唯关于罗钦顺的研究，Irene Bloom对其思想已有深入研究，John Dardess书中也详述其与王阳明、欧阳德之互动，故不在此赘述。[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