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丰县的讲学传统悠久、学术渊源丰富，从阳明学在此地的发展，更容易看出阳明学实为宋以降理学传统的一部分。永丰于15世纪，已有罗伦（1431—1478）的讲学，这位以直节著名的状元，不仅是永丰人尊崇的典范，当他回乡讲学后，更兴发当地讲学之风。罗伦的朋友和弟子们，纷纷与当时著名理学家陈献章交游讲学，因此永丰在阳明学兴起前，实已相当程度地接受了白沙学的洗礼。直到嘉靖中期，永丰的讲学又汇入当时鼎盛的阳明学。而随着阳明学派内部掀起的纷纷争议，永丰的讲学也呈现热络的论辩。下文将以时代为主轴，介绍永丰县讲学的历史。
罗伦，是明代永丰县最具典范风格的儒者，十四岁即授徒于乡，十五岁入郡庠，志圣贤之学。成化二年（1466）举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当时内阁大学士李贤（1408—1466）遭丧，朝廷留之，台谏皆不敢论说，罗伦私劝无效，遂上扶植纲常疏，历陈古今起复之非，因此被谪福建泉州市舶司副提举。罗伦虽因此事见逐，声望却也因此日荣。来年，奉召复翰林修撰职，改南京，然不久即引疾归乡，不复出。[188]
罗伦为人刚正清廉，律己甚严，生活穷约，身后除御赐袍服外，别无所存，赖门人故友助以衣冠，始殓葬。罗伦致仕里居时间，开门授徒，日以注经为业，又倡行乡约，也曾欲仿古置义田以赡族人，治丧不用浮屠法，乡人多受其教化影响。[189]后来同邑友人张邦俊为之在金牛山上筑金牛洞书院，建会秀堂，罗伦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众，相与讲论身心性命之旨。[190]从《永丰县志》可知，在阳明学兴起前，永丰县内的讲学以罗伦为依归，刘彦刚、罗孔哲、张邦俊、刘彬（1478年进士）、刘环、王守鼎等当地学者是其学友，罗奎（1474年举人）、赖丕、罗养明、杨敷为其门人。[191]而罗伦与当时闻名海内的陈献章虽未亲交，却彼此仰慕。陈献章为罗伦撰写传记，对其推崇备至，称其为才大志大的“豪杰之士”。两人也互派门人向对方学习，[192]陈献章之学也因此深入永丰。
陈献章是王阳明之前重要的理学家，也是当时海内闻名的讲学者，从学术思想言，陈献章之学已明显脱离程朱学的典范，讲究在静中涵养心体，与阳明学的取径有相当程度的契合，一般将其学问视为明代心学的开端，是介于明初朱学和阳明学兴起间的重要学说。[193]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更于弘治十八年（1504）与王阳明定交，以倡明圣学为共同的志向。[194]永丰县在阳明学尚未进入时，已有不少陈献章的追随者，例如，罗伦的学友刘彬，晚年与陈献章讲学于碧玉楼；罗伦的从叔父罗奎，曾受聘主讲南雄的大中书院，也与张元桢、刘彬、陈献章往来讲学；罗伦的从弟罗养明，依罗伦的指示从游于陈献章；罗伦的弟子杨敷，在罗伦去世后，又前往广东受业于陈献章。[195]永丰县这股白沙学风对于稍后学者接受阳明学有相当的帮助，毕竟陈献章与王阳明两人的学问有相当类似的倾向，都是以回归自己的心体为用功之把柄。而永丰浸染于向内静修的白沙学，与稍后聂豹提出归寂说，也应有某种学术氛围的关联。聂豹晚年的确喜好白沙学术，并刻了《白沙绪言》，自序言：“予尝与士友谭学，言必称白沙先生，并歌咏其诗以自娱。叹曰：‘此周、程之坠绪也。’”[196]
嘉靖初年永丰县的讲学，仍承续罗伦和陈献章之学，最重要的领袖是刘霖。刘霖，字中山，学者称中山先生。刘霖的父亲就是罗伦的学友刘彬，刘霖十二岁便随父亲官粤而得以面见陈献章，他本欲拜陈献章为师，父亲因顾及他方学习举业，劝其师同邑的杨敷。杨敷曾先后学于罗伦、陈献章，故刘霖为罗、陈二先生的再传弟子。刘霖终于还是放弃了举业，专心理学，也一偿夙愿再度旅粤，师陈献章，居数月而返。回乡后，他“笃志圣学，尝为崇正会，与诸士讲求古人所学何事，及身心理欲之微”。[197]他又建构离明书院，优游于中；又因志行孚于乡，能解决乡党间争执斗气之事，故聂豹称其学“以静虚为本体、以孝弟忠信为实地、以施贫活族正俗化乡为实用”。[198]可见刘霖不仅继承陈献章讲学的精神，也是地方上有声望和影响力的领袖。
阳明学进入永丰县始于1530年，即当邹守益等人在青原山大开讲会之时。刘霖较聂豹约长二十岁，[199]因此在1530年，刘霖已是六十余岁的长者。对于这位在地方上享有学术和道德声望的长者，邹守益等后辈自然力邀其共襄青原盛会，邹守益在书信中便如此力邀其出席讲会：“敝邑同志拟以九月举九邑之会，念庵诸公皆许临之，敢屈先生为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赖。秋气日清，正东游西泛时也，幸不靳命驾以对群望”；“八九月之交，敝邑图举大会，莲坪、南屏、念庵皆许临之，执事幸倡贵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专以请。”[200]而刘霖对于这波鼎盛的阳明讲学，也没有排拒，不但参与讲学，稍后更“信余姚良知之说”，使得永丰的白沙学传统自然地汇入当时最盛行的阳明学。[201]
永丰学者中全心接受阳明学洗礼并积极传播者，当首推聂豹。聂豹是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他与王阳明在嘉靖五年（1526）首次见面，当时聂豹已年届不惑，且有近十年的官宦经验。经过短暂的晤谈，王阳明对他有非常好的评价，认为他天资甚厚、有志学古，勇于任道，可惜因公务不能久留，担心他虽已信良知，但未能洞彻所得，恐难免为旧闻所障。[202]聂豹在拜谒王阳明后，也致书向王阳明请教。然而两年之后，王阳明即病逝，当时聂豹任福建监察御史，曾重刻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大学古本》。王阳明去世后第四年，即嘉靖十年（1531），当时聂豹任苏州太守，才正式设香案拜王阳明为师。[203]
嘉靖十年十月，聂豹因父亲去世归乡丁忧，此后一直到嘉靖二十年（1541）冬再起赴平阳知府职，其间有十年之久，聂豹都居乡过着授徒讲学的日子。从前文我们已知，罗洪先于1533年回到吉水丁忧，邹守益也于1533年回到安福，同年首次举会青原山，之后江右各地讲学活动就是以这几位讲学领袖为中心分别兴起的，也透过他们彼此密切真诚的交往论学，[204]使得阳明讲会的规模更扩大为整个江右的盛事。
根据永丰后学宋仪望（1514—1578）所记，聂豹家居时，“每接引同志，惓惓以躬行孝悌为致良知下手切实功夫”。[205]关于此，聂豹曾于书信中与王阳明讨论，王阳明对于他的工夫取径虽也嘉许为笃实，然终担心其无法认识到良知发见流行当下具足之义。[206]从后来聂豹学问发展看来，王阳明的担心确实有道理，在聂豹提出归寂说之后与其他 阳明弟子的辩论，主要关键仍是聂豹无法深契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的良知义。[207]
聂豹在1541年年底赴任平阳知府后，多有建树，又与当地举人和州县学生讲学，著有《大学古本臆说》。两年后（1543）升陕西按察司副使，同年聂豹上疏乞休南归，其间有许勉仁谤毁导致上令山西抚按官查勘之事，在三四年的查勘行动中，聂豹均在乡从事讲学，此时论学已以涵养本体虚寂为依归。[208]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言（1482—1548）因听信谤者言，逮捕聂豹入锦衣狱，聂豹在被捕过程中显出的从容与宽容，令许多人印象深刻，[209]这段冤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结束。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是聂豹确立己学极重要的关键，黄宗羲说：“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此因长期静修而心体朗现的悟的经验，与聂豹长期以来问学的倾向紧密相关，也从此确立了聂豹归寂说的立场，更引发同门的质疑。[210]
嘉靖二十九年（1550）聂豹再度被召为佥都御史，尚未赴，擢兵部右侍郎，不久转左侍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升兵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1555）聂豹因上疏反对赵文华（卒于1557年）所议遣视师、祀海神、差田赋、开市舶等事，[211]而忤旨罢归。其侄聂静（1535年进士）亦以此时落职，遂随侍南归。聂豹返乡后，建赐老堂于东皋上，日与故人门生子弟讲究学术，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逝世为止。
从上述聂豹生平我们得知，聂豹从1531年回乡丁忧，至1563年去世的三十余年间，大约仅七年的时间出仕在外，一年多的时间在狱中，其余二十余年的岁月均居乡讲学。而且这二十余年讲学的岁月又恰巧也是邹守益、罗洪先居家的时日，这些著名的阳明弟子们不期然地同遭仕途困顿的命运，竟然成为江右阳明讲学的最重要契机。嘉靖中期是阳明讲学的黄金年代，永丰县也出现一群浸润阳明讲学的士人。
曾梦祺（即邹梦祺，1492—1556）[212]为诸生时即因王阳明弟子冀元亨过永丰而有机会听到良知学，时约在1521年，不过他正式参与永丰的阳明讲会则在1543年之后，此时曾梦祺已有八年的仕宦经验，并已致仕返乡。曾梦祺归乡后，构龙冈书院，居暇主要以讲学、训饬子弟、化道乡人为务。更积极参与讲会，“每四方同志大会于青原玄潭之间，与刘晴川、邹东廓、罗念庵三数君子迭相为主，虽隆冬盛暑，犹披襟夜谈，亹亹不倦”。[213]
邱一鸿，一生为布衣，少嗜学不倦，后因疾废博士业，笃意养生之术。病愈后，厌弃世事，布衣疏食终身，自号石涧居士。因听说邹守益、罗洪先等讲学青原山，遂往相从，益自奋励，并将所学告之乡人，乡人感服。邱一鸿也曾与宋仪望交游，并遣儿子学于宋仪望。[214]钟征，阆田人，幼孤、事母孝，闻邹守益得余姚宗派，游其门，默有契悟，为一时名流所推许。[215]谢蒙选，尝与聂豹、刘霖、刘浚辈讲学，当时显然阳明学与甘泉学同样流行于永丰县，讲阳明学者主致良知，讲甘泉学者主随处体认天理，谢蒙选则尝试绾合二学说，以为良知之致即体认工夫，体认天理即致知之学。[216]另外，宋仪望为聂豹撰写的行状指出，聂豹讲学永丰，邑里学者与之交游往来者，除了上述诸人外，尚有汤克宽、陈唐甫、刘希昭、萧韶、钟纽、陈纶等人。[217]这些人乃与聂豹同辈的学友，并非阳明弟子，因忻慕阳明学与邹、罗、聂等人的名声而参与讲会，由此可见当年阳明学对永丰当地学者极具吸引力的情形。
另外，尚有一批年轻的阳明学新力军。谢经，弱冠为诸生，从聂豹和罗洪先游，学益进，“屡走青原、武山、莲洞，就诸儒讲学”。其论学曰：“人心本虚灵，体用具足，吾辈但息虑凝几，洞见本性，乃能通乎昼夜而知阴阳之故。”可见其学与聂豹、罗洪先相近。[218]谢维世，同样在二十余岁为诸生时即立志学古人之行，又从聂豹、罗洪先游，益加嗜学，后又与宋仪望往来，并躬率弟子讲学。[219]聂有善，因闻聂豹主静宗旨，命圬者图其像、上书太极图说，悬之静室，终日端坐省身。[220]宋仪望指出，聂豹的弟子众多，除了永丰县内三位进士、四位举人外，[221]“凡诸冑监企校官弟子布衣行谊之士，亦百余人，皆从先生游”。至于海内各地的门徒之数，则不下数百人，可见其学术影响力。[222]
逐渐地，永丰县先前流行的白沙学也为阳明学所取代，刘浚、刘溢、刘沆、刘沈等刘霖家族中的子弟们（刘霖之侄），[223]都先闻白沙学，刘浚更曾亲游湛若水之门，但在青原等讲会兴起后，则纷纷加入阳明讲学的阵营，甚至正式投入邹守益、聂豹等人门下。刘溢因宗良知之学，悬挂王阳明像于家中祭祀；刘沈兄弟往来青原与复古等会，刘沈晚年则响应阳明学者郭汝霖（1510—1580）之倡，建太极书院，率人讲学作会其间。[224]
本来永丰县接棒的阳明讲学者或许能有更出色的成绩，但不幸地，许多年轻学者过早凋谢。从县志看来，受阳明讲学熏陶最深的新一代接棒人应该是嘉靖九年（1530）同被选为邑诸生的几位年轻学者，即宋仪望、郭汝霖、邹濂、罗靖。[225]宋、郭、罗、邹四位诸生非常积极地参与聂豹、邹守益等举办的讲会，受阳明良知学的启迪颇深。传称罗靖为人忠信笃行，颇获聂豹称许信任，可惜屡次科举不第，竟于嘉靖十九年（1540）坠舟溺毙。[226]邹濂即曾（邹）梦祺的儿子，会试下第后与宋仪望读书山中，自号六华山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与郭汝霖同登进士。中举后，先任行人，后选礼科给事中。传称其早年豪宕，但中岁讲学聂豹、欧阳德之门，不喜空谈驰逐，志敦实行，忠信孝友，颇有声望。然而就在其被擢升为浙江参议，仕宦生涯要再上层楼之际，却暴病而亡。[227]像邹濂和罗靖这样已进入或极有机会进入官僚体制的新一代讲学者过早凋零，对于永丰县讲学的发展必然有重大影响，最终此地以仕宦显名的阳明学者仅有宋仪望和郭汝霖两人。
宋仪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一生仕途并不顺遂，前后与严嵩（1480—1569）党人和张居正不合，屡起屡踬，历任吴县知县、大理寺丞、四川佥事、福建学政、巡抚南直隶佥都御史等职。[228]由于其宦游在外时日多，居乡时日少，因此对于永丰县内的讲学提倡之功并不显著。不过在其仕宦之地，则相当热切地宣传阳明学。当其令吴时，创子游祠，筑书院，与诸生讲业其中；为福建学政时，热心提倡阳明学。福建是朱熹的故乡，一向尊朱学，阳明学在此地极难打开局面，但宋仪望以教育官员的权势来提倡，自然有相当果效。根据叶向高（1559—1627）所言，诸生中有能为良知言者，宋仪望皆置高等，故福建诸生中，以朱学训诂支离为非、信服阳明学的人增加了。[229]
宋仪望热衷讲会活动，早年师事聂豹，参与邹守益等倡办的盛大讲会。成进士后，又逢欧阳德在南京倡会，讲辩气氛热烈，常至日昃不暇休，宋仪望赶上此热潮，并深受激发。后来因京师同志去来无常，讲会渐衰。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宋仪望和吕光洵（1518—1580）以此会散落为念，重新发起，遂与何迁（1501—1574）、罗汝芳、胡直、邹善等人复订前会，与会者“自卿寺以下常至六七十人”，甚至达百人之多。[230]除此大会外，宋仪望又与胡直、邹善等十余人，于水塘庵举行小会，再度振兴京师讲学的风气。[231]
宋仪望的《阳明先生从祀或问》是一篇重要文献，此文主要是因为王阳明陪祀孔庙的事，引发许多争论，[232]宋仪望说：“同志中因究论阳明之学与宋儒所以异同之故，言人人殊，仆乃作为或问，反复辩难，以极折衷之旨。”[233]可见此文原是宋仪望与同志们针对王阳明之学术与事功在从祀争议中引发的争议，互相讨论的结果，起初并没有刊刻。万历元年（1573），当另一波上疏请祀王阳明开始之际，宋仪望本拟上疏，但当时赵思诚（1565年进士）、石槚严词批评王阳明，指斥阳明学为伪学，同志力劝宋仪望不要上疏，后来宋仪望才将此文付梓，在同志学友之间流传。[234]虽然这不是一篇正式上疏的文章，但因对王阳明事功及其学术内涵与定位剖析精详，向来被认为对后来王阳明获祀孔庙有帮助，四库馆臣谓：“其《从祀或问》亦即为守仁配享事作，故史称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235]至于《阳明先生从祀或问》的内容，主要阐明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如何上承孔门传心之要、千古圣人不传之秘，扭正程朱后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朱鸿林之文已有细论，在此不再赘述。
宋仪望于万历五年（1577）十二月由大理寺卿外调南京，被劾归乡，万历六年（1578）去世。晚年在乡的短暂岁月，正逢他年少以来的学友郭汝霖也致仕家居，两人仍共同讲学、互相议论。[236]郭汝霖与宋仪望两人是姻亲，又同补邑诸生，早年即共同参加讲学，同师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郭汝霖四十四岁（1553）成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刑科右给事中、左给事中、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大理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等职，并曾奉命出使琉球。任大理少卿时，闲暇时则集同志士讲学灵济宫。[237]
隆庆元年（1567），郭汝霖致仕返乡，至万历八年（1580）去世止，有十余年居乡的岁月，再度投身讲学的活动。[238]隆庆初年正逢青原山讲会再度在邹德涵、王时槐、胡直等人带动下复兴，郭汝霖每岁至青原会，显然也是这波讲会复兴的功臣之一。[239]王时槐对于此时两人交往问学曾记道：“已而先生与予相继解组南归，予寓榻金牛禅院，先生时一至郡，必信宿金牛，叩予静中所诣，商订可否，又时时共对于青原西原，显证密参，加勤弗懈。盖先生以予资虽暗钝而志知向往，乃于予契合最深，予乃蒙指导督劝之益，于先生者厚矣。”[240]郭汝霖比王时槐年长十二岁，故王时槐以长者尊之，两人仕宦京师时已共同讲学，[241]致仕后又往来密切，在青原、西原讲会中时有切磋。
郭汝霖除了参与江右的盛会，与其他县的学者交往问学外，对永丰县内的讲学活动也有贡献，他所倡建的太极书院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完成。此书院之建，主要因郭汝霖有感于乡无讲学之所，地方人心风俗无由教化，因此谋于乡之豪杰，共同经营。[242]此事最后在乡人刘沈、吴思成、李直卿等的积极谋划下完成。[243]太极书院主祀乡贤罗伦，书院规模为：中有义聚堂，两旁翼以廊道，前有览秀楼三间，后建景止祠以祀乡贤。兴建书院之费用由乡人捐献，吴思成捐田为祭祀和讲会之需。[244]此书院主要作为乡人讲学作会的场所，这类聚会多属乡约教化性质的地方讲会。[245]郭汝霖又与同邑士人共举敦复之会，于螺狮庵中讲学，此应有别于前者，属于士人之间较小型的讲会，可惜找不到其他进一步的资料说明。[246]
另外，永丰人梁汝元（后改名何心隐）率同族建聚和堂以教导乡族子弟一事，也值得一提。梁汝元，字夫山，瑶田梁坊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成诸生，大约就在此时遇见颜钧，得闻王艮之学，深受启迪，遂以身任道。七年后（1553）更率同族建聚和堂、创义田、储公廪，希望借着教育、税收和其他互助方法，落实教化和谐族人的目标。梁汝元的理想，一方面呼应着当时愈来愈普遍的宗族组织运动，[247]另一方面也与其个人侠骨风格及泰州思想的影响有关。[248]不过，梁汝元之学虽深受王艮影响，逃亡其间也经常聚徒讲学，与罗汝芳、耿定向等阳明学者均有论学，但是在永丰的梁汝元却未与同郡之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名儒往来，亦未见其参与江右本地讲学。嘉靖四十年（1561）梁汝元改名何心隐逃离永丰，历游大江南北，终未能再回到永丰，聚和堂所规划的“均”“和”愿景也未能实现。关于梁汝元的生平与思想，学者已有详细描述，又因其在永丰的建树主要为聚和堂，与其他阳明学者较无交涉，故本文不讨论。
综上所论，阳明学在永丰县的流行，与整个江右阳明学的发展相呼应。嘉靖年间的兴盛，主要是聂豹居乡讲学，并与安福邹守益、吉水罗洪先等人共同倡会讲学的成果，而稍早罗伦的讲学与白沙学的影响，也是促成阳明学快速兴起的助因。16世纪60年代，当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著名阳明学者陆续凋谢后，永丰县虽有谢经、谢维世、刘溢等布衣处士，继续持守此学，笃志修道；然而从聚众作会的活动面看来，并不热络。能以仕宦身份来提倡讲学的学者，仅宋仪望和郭汝霖二人。宋仪望因居乡时日短暂，对本地讲学的影响不大；郭汝霖的倡导之功，则可见于敦复会和太极书院的兴建，可惜无法评估这些讲会、乡会的后续发展与影响。到了万历年间，永丰阳明学即明显呈现后继乏人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