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中西文化特征的优劣以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了。在当今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之下，延续中国文化生命的唯一办法是改造它，使之具有现代适应性，而对西方文化的“殖民”倾向，我们无处可逃，唯一的办法是迎上去，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吸取。改造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离开外来文化就无法真正改造传统文化，离开了传统文化也就无所谓“吸收”外来文化，而成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了。因此，所谓“转型”，实质上就是集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处，建立一种既有传统色彩，又具有现代性的新型文化。具体说来，这种新型文化至少应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在个体精神上将自足自律的人格境界与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外倾人格统一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境界都偏于“守”，即使儒家，也只是在内在世界中不断营构、提升，而不愿向外在世界用功夫，只是到了宋明儒家那里（特别是王阳明）才提出“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口号，提倡在一切外在行为中表现自己的人格境界，然而也仅仅是在政治伦理范围而已。至于对自然宇宙的科学探索，他们连想也不去想。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应该将西方人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拿过来，追求一种“新内圣外王”人格——君子人格与科学精神的完美融合。也许有人会说，在现代社会中，谁能够去做君子呢？即使古代又有几个人可以成圣成贤呢？这样的发问在于不明了中国文化中人格境界的真义之故。从思孟到陆王，历代大儒都说：人皆可为尧舜。阳明将人心（良知）比作金子，大圣人的心量大是金子，一般有修养的人量小，也是金子，二者只有量上的差别（即能力的差别）而无纯度上的差别（即在人格境界上是一样的）。只要通过人格修养而达到一种自觉自律的程度，人即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

其二，在社会价值规范上，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那种理想化的人伦规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相爱，交相利”，“礼之用，和为贵”，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不偏不倚的中庸精神，都是极为宝贵的社会伦理价值。但仅有这些是不行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些伦理原则并无法限制权力，有权者完全可以将这些原则丢在一边而自行其是。因此，我们还应该吸取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精神建立起一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制度化的民主与法制的政治形式。经过改造的传统人伦规范在民主与法制条件下，才可以真正成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而在这种人伦规范的辅助下，民主与法制制度也不会像在西方那样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趋冷漠、隔阂。这样，每个人生活于社会之中，就可以既受到法律的保护，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权利，又能得到温情和友爱。泛爱主义拯救不了社会，法律至上也同样无济于事，只有将法制、民主与仁爱统一起来，才能达于理想的社会状态。

其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效法自然，自觉将人的生命同化于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流的思想含有极有价值的因素。但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的冷淡态度却是不可取的。站在现代立场来看，认同自然，效法自然以“顺性命之情”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在中同古代却同样仅仅是一种理想，因为仅仅依凭对自然敬畏之情与直观体悟，是无法真正契合自然之道的，它只能是一种低层次地受制于自然而已，这就与动物没有太多的不同了。今天所应做的是，以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为出发点，为基本原则，大力探索自然奥秘、掌握各种客观的自然规律，然后充分发挥人的主体精神使人的行为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就需要一方面继承我们传统文化中宇宙自然观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从而建立起一套新型的自然宇宙观。目前我国正竭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这种引进中却有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偏重于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的技术设备，而轻视那些前沿性的但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科学理论。这是目光短浅的土财主式的态度。现代世界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但我们的目光却不能仅仅放在经济效益上，我们更应该汲取西方的教训，在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大前提下去发展生产，而不以为了生产而人为地破坏自然，要知道，人是自然之子，人向自然的索取绝不应是肆无忌惮的，否则，自然的惩罚就会随时可至。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面临着严重危机。“五四”知识分子为包袱过重而苦恼，当今的知识分子又为传统的行将失去而忧虑。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各个层次上以飞快的速度西方化着，而在某些领域，腐朽没落的东西又顽固地盘踞在那里。中国文化中那些可以获得现代意义的因素却几乎被人忘怀了。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与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相遇，彼此莞尔一笑，携手共进，其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在精神文化层次上能够以博大的胸怀，敏锐的目光，客观的态度来检讨我们的文化现状，能真正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从而建立起一种新型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民族自大心理的产物，“全盘西化”是民族自卑心理的结果，这都是有害无益的主张。唯有笃信好学、实事求是、慎思审问明辨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文化无优劣”，“文化有优劣”之论都是基于上述两种民族心理障碍而提出的预设，前者只能导致抱残守缺，后者只能导致自轻自贱。只有将消极接受（对传统、对西方均有这种倾向）转变为积极吸取，积极选择，积极建构，我们才能摆脱困境。在这种积极的主体精神面前，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策略也好，中国某些人的媚外心态与自大心理也好，都不值得恐惧和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