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诸子时代之后，道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大盛，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鲍敬言的“无君论”。儒家学说则于宋明时期大放异彩，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孟子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思想到了唐代中叶以后才被大加弘扬。韩愈首倡“道统”之说，直承孟子。以卫道者自任，并不顾时人讥笑而重振师道，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复兴儒学，而是要弘扬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再兴文化制衡之风。宋代士人在思想文化上响应了韩愈，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南宋之朱陆成为儒学复兴的中坚人物。理学大师们体贴出“天理”二字作为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最高价值本原，其政治意义亦如老庄之“道”、孔孟之“道”，汉儒之“天命”，玄学之“无”一样是悬于君权之上的超现实力量，都是士人文化制衡策略的产物。以“天理”为形上本体，其实是对人世间以君权为本位的价值秩序的突破，因为对“天理”的解释权操于士人之手而不在君主之手，这样士人借助“天理”便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力，并进而将君权纳入士人文化话语系统的规范之下。由于“天理”乃是士人文化制衡心理需求的形上显现，它就不能不既具有客观自在性，又具有主观性。或者说，它亦如柏拉图的“理念”、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主体精神的客观化、外在化、本体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到了陆王心学那里，“天理”便被还原为主观的“心”“良知”了。陆王以“心”为本体一方面旨在激发士人的主体意识、独立精神（所谓“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另一方面旨在激发当权者的道德意识，这依然是孟子文化制衡策略的老路。相比之下，倒是程朱的“天理”多少带上了道家形上之“道”的色彩。因而陆王自以为把握了儒学真髓，这并非没有道理。心学家将宇宙万物存在的依据，社会人生之价值依据，一归于心，这是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高扬，具体说是对士人个体价值的高扬。在陆王这里，这种个体价值尚不出道德范畴，但随着心学的逻辑展开，这种个体价值必然会突破道德层面而成为对个性的张扬。这一点我们在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及李卓吾那里可以得到印证。另外，心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便又导致了文化制衡意识的空前加强，使这种制衡意识突破了原有模式，这一点则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有明显表现。

黄宗羲是晚明心学大师刘宗周的弟子，直接继承了心学思想精髓，他又受到明室倾覆的巨大创痛，因而在政治观上能发前人所未发。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表达了下列几个方面的见解。

第一，批判君主以天下为私。他说：上古君主损己利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今之君主则“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原君》）。因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种见解的激烈程度并不下于鲍敬言的“无君论”，与后者不同的是，在黄宗羲的心目中依然有理想君主的影子而不肯一般地否定君主。

第二，批判“小儒”所奉行的“君臣之义”。他说：“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原君》）“小儒”是指那些将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君权维护者。这类人的产生乃是统治者笼络士人政策的结果，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形态中，统治者极力将士人文化官方化，将“道统”置于“政统”的制约之下，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制衡的策略。在这种策略的作用下，大量士人渐渐放弃了规范社会、制衡君权的努力。在政治上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在文化上成为君权的无条件拥护者。他们循规蹈矩，以忠君为基本价位追求，完全失去了士人原有的独立精神与超越意识。他们可以说是士人阶层的异化。黄宗羲认为这类“小儒”背离了孟子所张扬的独立精神、批判意识与文化制衡策略，成了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帮凶，这种批评是击中要害的。

第三，明君臣之职分。黄宗羲认为君臣之间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其共同目标是治理天下、为万民造福，而不存在什么忠君问题。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这就打破了延绵上千年的忠君思想，是将君与臣放到对等的位置来看待了，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大进步。他又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原臣》）这就是说，君臣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贵贱之别。因此，他认为士人仕于君，不应做君之仆妾，而应做君主之师友。他举例说：“万历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原臣》）万历皇帝曾于十余年中委政于大学士张居正，致使朝纲整肃、社会安定。有些鄙陋小儒却责备居正无人臣之礼，而黄宗羲则以为居正做得还不够，还不足以像古代的“王者之师”那样自尊自重，这种见解是极有胆识的。

第四，政治制衡策略。基于上述对君主及君臣关系的看法，黄宗羲还设计了具体的政治制衡手段。其一是明法度。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乃天下之法而非一己之法，后世之法乃一己之法、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就是说，三代之法是为天下人的利益而设，即“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则为君主一己之私而设，即“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因此，他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即先要设定公平合理以天下人的利益为依据的“治法”，然后才能出现善于治理天下之人，这又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一大突破，以往儒者是将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治人——具有圣贤人格的君主与官吏身上的。他的“治法”是相对于为维护君权而设定的现实法律制度而言，也就是说，他要求从政治制度上改变以君权为本位的传统，从而确立起一套制度化、法律化的制衡机制。这是富有近代精神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置相。他总结了明代政治的经验教训，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置相》）。因无丞相之职，故大权落于宫奴之手。因此，他主张在皇帝之下应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数人、六卿、谏官若干人，共同组成最高权力核心。他们“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置相》）。这显然是一种集体分工负责制的政治模式。在这里，君主只是内阁会议的主持者和参与讨论的一员而已。这样以宰相为代表的士人阶层与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集团在政治上构成一种张力平衡，二者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君主不再是“独夫”，士大夫也不再是“仆妾”，而是成为坐在一起、共议国政的政治联盟了。这大约就是历代士人阶层所向往的理想政治格局了。在这里昭然若揭地反映出士人阶层与君主分权的动机。

第五，文化制衡策略。在文化制衡方面，黄宗羲将希望寄托于学校。在他看来，三代时期的学校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曾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校》）又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这就是说，学校不仅具有培养士人的职能，而且还负有议论天子之是非的责任，这样学校就成了最高的是非裁判所了。这种关于上古学校的理想化描述表现了士人阶层与君主争夺价值判断裁决权的意图，是文化制衡策略的集中体现。但是，在黄宗羲看来，学校的这种可贵职能在后世被丢失了，“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学校》）这是一段符合历史的话。考之典籍，在西周之前只有官学而无私学，学校与政权系统是一个整体。春秋之后，士人阶层产生，私学因之大兴，于是士人文化与政治系统相分离。在某些时代，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颇为激烈。汉末、南宋、明末都是这样。这种矛盾是“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矛盾，是士人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它集中体现了士人阶层的独立性与社会批判意识。黄宗羲认为学校应重新肩负起文化制衡的重任。其云：“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学校》）在朝廷是如此，在州县亦然：“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自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的监察机构，太学祭酒与各级学官乃“推择”而出，故各级行政长官并无权任免，在中央，太学祭酒的地位与宰相等，在郡县则与郡守县官等，有这样一个监察系统的存在，的确可以大大改善吏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政治结构。在宰相系统与学校系统的制衡之下，士人阶层的意志得以实现，君主的意志则大受限制，只要这两大系统运转良好，再加上有明确而合理的“天下之法”在，那么，即使遇到昏君，也不至于危及国家、祸及百姓了。黄宗羲可谓是一位用心良苦的伟大政治思想家。在儒家思想系统中，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使政治制衡与文化制衡统一起来，并将文化制衡具体化、制度化，因此他的制衡策略较之传统儒家那样仅限于劝君主成圣成贤、道德自足，是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了。但是黄宗羲亦如传统士人一样，仍是没有找到使他的政治设计运转起来的“第一推动者”，他既要制衡君权，又必须依据君权来推行他的制衡策略，从而也摆脱不了那永恒的历史悖论。只是到了清末，在西方列强大炮的威胁之下，光绪皇帝才鼓足勇气来扮演这“第一推动者”的角色了，然而他的力量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又是那样不堪一击，以至于借助于君权的自我改良方略终于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