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人阶层自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之日起，就萦绕于自救与救世的二重价值选择的困扰之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将救世与自救分为两橛，依据不同境遇而做不同选择。“修己以安百姓”“内圣外王”则是将二者统为一物，使自救成为救世的必要条件。就自救方面而言，古代士人开创出一系列令人景慕的人格境界，这的确是人类文化中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那种道德自律、心灵完满自足、与万物同体之博大胸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超越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有重要价值。这大约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对人类文化奉献的最独特、最有意义的部分了。就救世一面而言，士人阶层始终未能找到可行的政治途径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出仕只能做一名与世无争的隐者；出仕则又仅能成为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中毫不足道的工具。因而士人的救世意识始终无法落实为一种政治制度。于是，“文化制衡”便成为他们唯一可行的策略了。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慨叹中国古代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而无纯哲学，这是事实，其主体原因正在于深藏于士人心底的救世意识从未泯灭。试图在价值观念上引导、影响君主和一切执政者，乃是传统士人文化的一大主题。这一主题的持续存在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士人阶层都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超越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中国主流文化的创造者与承担者。对中国古代的伟大文化成就，他们应享其誉；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的固有缺陷，他们同样难辞其咎。只有深入了解这个阶层的产生、演变及其特性，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士人阶层的文化制衡策略并非没有实际的社会效应。相反，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了君主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君主都是在士人的价值观的牵引下行动的。汉高祖从鄙视儒生到重用儒士，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唐太宗之敬畏魏征，这些人所共知的事例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统治者利用士人以巩固统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他们对士人文化制衡的自觉接受。士人阶层与君权系统是两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相互消解的力量。他们只有彼此让步方可构成一个统一体。士人的思想要符合维护统治的需要才能被君主接受，君主的行为要符合士人的价值准则才能受到士人的赞扬。在政治系统中，士人是官吏、是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权；在文化系统中，士人是师，是道的承担者，君主对他们必须礼敬。借文化、道来自高身价以制衡君主，这是士人阶层的法宝，也是他们在君主专制社会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唯一方式。他们继承、创造出一种文化氛围，建构起种种价值范畴，使君主们不知不觉地受到熏染，最终接受它们。但一旦遇到任意而为、独断专行的君主，士人的文化制衡策略就毫无效力了，这正是文化制衡策略的根本缺陷。

在君主“家天下”的古代社会中，士人采取文化制衡策略来限制君权，这实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即使如此，这种策略及其实际效应也足以说明文化对于社会整合、限制个人权力的膨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一种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它就会变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并对社会政治、经济发生有力影响。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要推动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就必须打破那些千百年来盘踞于人们头脑中旧的价值观念，就必须积极建构一种足以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新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目前民主与法制都远没有完善健全之时，进行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就更为需要。任何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的确立都须以社会生活的变化为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任何社会生活的变化又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一种理论化、体系化的价值观念来。在这里需要一个能动的中介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只能由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知识阶层来完成。知识阶层之所以是知识阶层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文化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具有反思社会、反思人生、反思自身的能力。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在一切社会变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以积极进取的主体精神去建构与社会变革的总体趋向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是这样做的，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是这样做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这样做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当前的文化战略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