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历代文学研究中，屈原都是一个热门话题。而对其人其文的价值评估，历来也颇多分歧。或谓其“与日月争光可也”，或谓其“露才扬己”；或谓其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或谓其为可鄙的“文学弄臣”；或谓其为革新的“法家”，或谓其为保守的“儒家”，甚至不少人对他是否实有其人也发生过怀疑。对这些争讼已久的问题，我不拟置喙——当然，我是相信屈原的存在的。在这里，我仅在屈原人格精神及价值取向与先秦诸子的对比中，对其自杀原因发表一点前人忽视了的看法。
与诸子相比，屈原的文化人格具有明显的独特性。这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在社会政治观念上，诸子以天下为本位，屈原以楚国为本位。诸子作为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所关心的是建构统一的社会价值秩序，从而使天下由彼征我伐转而为和睦有序。墨子讲“尚同”，即要统一社会价值准则的意思。孔子讲“周礼”、孟子讲“仁政”，都是就“天下”而言，并非指一邦一国。甚至老子所言之“小国寡民”，也是一种以“天下”为着眼点的社会理想。屈原则不然，他的一切政治观点都是从楚国的角度出发的。他所希冀的“美政”是指楚国的“美政”，而非其他诸侯国的“美政”；他所呼唤的贤君，亦是楚国的贤君，而非“天下”的贤君。即使屈原也有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也不过是将楚国的版图由南方扩展到中原而已。因此，屈原所悲叹的“民离散而相失”“民生之多艰”，也只是包括他本人的楚人而非饱受丧乱之苦的天下百姓。
其次，从个体人生理想来说，诸子无不以“道”自命，试图成为指导天下芸芸众生的导师，屈原则仅仅希望成为被楚王信任的辅臣。在人格境界上，诸子大都追求超越于社会伦理层面的自由之境，向往一种形上价值之域；屈原则只想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忠臣，他的《离骚》是因“忠而被谤”而产生的委屈愤懑之情的宣泄；他的《天问》也不过是因心无所属而产生的怀疑、绝望情绪的呈露。其忧愤之难于排遣及忧愤之结果（自杀），都是由于他缺乏形上价值观念，因而无法完成自我超越之故。他只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而不是一位思想家，这是他与诸子的最大区别。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能像诸子那样将社会人生，甚至自身生命存在、自身心灵当成一个对象来审视，他无法与自身心理体验拉开距离，因而就无法超越这种体验。他以痛苦的自我去体验，咀嚼自身的痛苦，以道德自我去追问自身的道德价值，以自己“世间完人”的人格标准去衡量楚王及其臣僚，故而只能使痛苦加深，使委屈之情更加强烈。假如他能如颜回般安贫乐道，如庄子般鼓盆而歌，如孟子般“独行其道”，那他何至于以自沉来最后一次证明自身的人格价值及满腹忧愤呢？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基本与庄子、孟子同时。此时靠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老子向往的自然社会形态与孔子梦寐以求的“周礼”均毫无实现的可能了。在以利益为牵引的群雄角逐的社会状况之前，士人阶层以自己的价值理想来重新安排社会的企图可以说是彻底破灭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家一系中一部分人转而趋合于君权，去经营御世治民的刑名之术，从而背离了士人原有立场；另一部分人则完全放弃了建构社会价值的努力，一心一意地营造适性逍遥的心灵自由境界了。儒家一派虽仍讲“仁政”“王道”，但实际上一部分人也已向法家靠拢（荀子等），另一部分人则偏重于“存心养性”“反身而诚”的心性之学了（思孟）。这说明，无论道家还是儒家，此时的价值取向均由偏重救世而转为偏重自救了。
但屈原却丝毫没有受到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在他的作品及记载他生平事迹的文字中我们看不出明显的自救意识。相反，他是自觉地拒斥了自我拯救的建议的。对于女媭和渔父“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的劝告，他严词拒绝。对他而言，只有一死方可保全自身人格的“皓皓之白”；他将自身置于一个绝对的二元选择之中：要么受到楚王信用，为楚国效命；要么自杀以明志，保持道德人格的清白。这说明，在屈原的价值观念中，除了在楚国政治生活中能够实现自身价值外，个体生命存在、个体精神再没有任何独立价值可言了。当这种实现价值的唯一途径被断绝之后，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依据，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的自杀乃是以感性生命为代价，最后一次向世人证明自身价值与楚国政治价值的同一性。假如他的价值视域能够超出楚国的界线，他是不会自杀的；假如他的价值观念能够突破社会伦理、政治层面而进入形上价值领域，他同样是不会自杀的。
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并不在于指出屈原的自杀是由于他缺乏自救意识，因为他的自杀本身即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有追同价值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当时社会文化中具有倾向性的自救观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不能不对自救观念形成的主体原因予以追问。
先秦诸子文化中的自救观念是士人阶层特定心理构成的必然产物。士人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由于原有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法制的破坏，士人阶层甫一形成便面对着一个无序的动**社会状态。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获得安全感、稳定感便成为他们关切的主要问题。他们继承了商周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具有牢固的天下一统、社会安定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列出一系列救世药方，试图借宣传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来重新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趋向却恰恰向着与他们相背离的方向发展。诸侯争战愈演愈烈，社会动**日甚一日。于是，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以建立起应付外来刺激的心理结构便成了士人阶层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心理需求升华为理论观念，就形成了“道”的观念。“道”既集中体现了士人的社会乌托邦精神，又表现着他们强烈的自救意识——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依据。依“道”而行，则进可以推行社会价值观（达不失道），退可以建构个体人格结构（独行其道）。老庄之道实质上是以宇宙自然法则规范社会法则。同时也是个人建立清虚自然、适性逍遥人格境界的本体论前提。孔孟之道既是长幼有序、君臣有礼的社会价值规范，又是君子人格的形上依托。因此，所谓“道”不过是士人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统一于形上价值范畴而已。由于以“道”自任，故而士人思想家们都能借助精神上的超越性、人格上的自足性俯察世事、品核公卿。他们自任“道”的承担者，并以此与以君权为代表的“势”相抗衡，因而敢于以“王者之师”的高姿态来教导各国君主。又由于社会的纷乱状态使君主们无暇顾及对精神文化的控制，故而士人思想家们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对文化话语权力的掌握，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精神独立性的形成。至于其奉行之“道”不能实现为社会价位，他们则归之于“天”，归之于“命”，而绝不承担其责任。这时，他们“安时处顺”“安贫乐道”的自救意识就被大大强化。回归内在精神世界，进行心灵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同样给他们以极大精神愉悦，宋儒津津乐道的所谓“孔颜乐处”，即指此而言。诸子各家学派不同，寻求内心自我愉悦的方式不同，但在其最高境界上都表现为一种内心的和乐愉悦状态则是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有的学者用“乐感文化”来概括诸子之学的这一特征，是很有些道理的。在自救基础上去救世，当救世遇挫时又返归于自救，这便是先秦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诸子的思想逻辑，依据这种逻辑，自杀几乎是不能理解的事情。孔孟一生颠沛流离，处处碰壁，便绝不肯去自杀。庄子有齐生死之论，认为人死后也许会嘲笑活人之恋生，但他也不肯自杀。然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屈原却义无反顾地自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无量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楚词新论》中曾说：“屈原既不见知于楚王，又不见知于国人，他的长才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只有一死。”[1]在他看来，屈原之所以不能像中原士人那样“邦无道则隐”，是由于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而其爱国思想则一是由于楚国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偏狭的地方思想”；二是由于“屈原本是王族”[2]。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还不够充分。在我看来，由于这两个原因所导致的两种结果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由于屈原出身楚国宗室三姓（屈、景、昭）之一。故而他本就不是“士”，而是贵族。考之《左传》及《史记·楚世家》等史籍，楚武王之子瑕，封邑于屈，故子孙以屈为姓，此后，屈氏一族历代均仕楚并任显职。这样的家世，就使屈原与同时期活跃中原各国的布衣之士有了极大分别。布衣之士的最大特点便是“无定主”“无恒产”，这就使“朝秦暮楚”“楚材晋用”成为势所必然。士人们的自由精神、独立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均与他们那样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而屈原则只能将自身命运与一家、一姓、一国相连，当楚国面临崩溃之时，他再也无从找到自己存留人世的价值依据了。第二，屈原既然不属于士人阶层，他在价值观念上就无法接受士人思想家们的自救意识。对他这样一位景慕楚国往代“先功”，并欲尽心竭力使楚国实现“美政”的贵族政治家来说，退而自保更甚于自杀。因为他已经将个体生命系于政治生命之上，只有达到政治目的，个体生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只有救国，才谈得上自救。他祖先历代仕楚，他本人亦曾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这就使他与楚王、楚民、楚国的一山一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像在笼中生活已久的鸟一样，即使放逐他，他也不愿离开了。由于这些原因，就使屈原既无中原纵横游说之士那样的灵活机变，又无诸子思想家那样的超脱通达。他的想象力无疑是杰出的，他的学识无疑是一流的，但他在丰富想象力与学识的引导下，也只是陈辞于重华，诉冤于宓妃。他的《天问》也只能是一腔不平之情的宣泄。他不能像庄子那样凭借超绝的想象力将心灵提升于大荒无垠之境以实现对尘世的精神超越；也不能像孟子那样凭“存心养性”的“践履”功夫以自我扩张，达到在精神上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至上境界。他唯有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高洁，解脱自己的无限痛苦。在他的价值坐标中，庄子的价值虚无主义、孔孟的道德理想主义都毫无意义。他虽有理想，却不具士人的乌托邦精神；虽然执着，却无意叩问形上价值之域的大门，他只是一位政治、道德层面的“世间完人”。因此，唯有一死，方可保全他的“完人”形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便不能同意以往关于屈原评价的某些传统提法。例如，不少人都说他是中国古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士人阶层，他们都是先秦诸子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的继承者，而且随着君权的不断强化，后世士人将先秦诸子的自救意识大大强化了。例如，魏晋南北朝士人及宋明理学家等。屈原当然是位伟大的诗人，其爱国精神也有积极价值，他的人格也足以令人景仰，但在中国古代无数诗人的巨大群体中，他却是一个处于边缘位置的特例。他的文化人格在士人文学家中并没有普遍性。后汉班固在《离骚序》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这种见解实际上代表了古代士人最普遍的看法。对于“不道”的统治者，士人何苦做他们的殉葬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