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旨趣》的结尾处，傅斯年喊出了当时中国新进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愿，不仅傅斯年有，胡适、陈垣、李济乃至陈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蕴藏胸中。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1]傅斯年的主张，是这一精神的发展或自然延伸。只是依照傅斯年的一贯做法，使之进一步极端或彻底。

傅斯年本来也疑古，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他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一点语言学课程，却无成绩[2]，又少读兰克（Leopold von Ranke）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资源，还不如当时国际汉学之都的法国巴黎学派影响更大。所以顾颉刚后来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3]

傅斯年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4]其实傅斯年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其心目中的典范还在法国。此时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正是语文学派占据主导，中国学者的目光所集也在于此。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时，就刊登了王国维1919年翻译的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史学讲座时的讲演词《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王国维称此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伯氏明确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原来考中亚史事仅据典籍的状况，因而取得长足进展。[5]胡适称赞“此文甚好”，并为之加上标点。前此胡适因为钢和泰的关系，已经建议北京大学注意东方语学，以便与国际东方学界加强联系。[6]傅斯年反对“国学”、“汉学”的概念而主张“东方学”，自然会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相并举。此后傅斯年很少提到兰克的名字，对伯希和以及另一位巴黎学派大家、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则推崇备至。[7]

要使中国成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傅斯年不仅反对“中国学”和“国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希望改变中国固有的治学之道。他认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因此，要“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并且宣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沿着找寻新材料、发掘新问题、援引新工具的路线，史语所很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32年，伯希和因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发掘古物的报告，特提议将该年度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的儒莲奖授予史语所[8]，并且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9]20世纪的史语所，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名满天下”。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显著的史语所之所以“谤亦随之”，要因之一，也就在于不读书而专找材料的宗旨，有使中国学术脱离精通的大道，走向窄而偏的狭径歧途的危险。此一倾向，晚清光宣以后的学术复兴已经呈现，由于“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10]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后，在科学方法条理系统固有材料的引导下，偏窄的倾向愈演愈烈。[11]悬问题以觅材料，本来是欧美汉学家易犯的毛病，他们很难看完浩如烟海的典籍以发现问题，欲成一家之言，先是从类书中寻找题目，继而由新材料带动新问题，再借鉴其他学科或文化的问题意识，套用现成的解释框架，结果难免走上偏锋险道。王国维曾经批评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想把国学开出一帐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帐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了。’因此他最所注意的是读书，教学生仔仔细细地把书读好，读了书再做文章。”[12]他主张“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13]

萧公权针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提出：

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14]。

附和新文化者也有所觉悟，1921年梁启超讲中国历史研究法，顺着科学主义的路线，鼓吹史料的收集与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他觉得一味补残钩沉，则史学永无发展，后来作补编时，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15]整理国故还以包括典籍在内的所有文献为主，而不读书专找材料，等于鼓励学人放弃基本书籍一味追求罕见材料，并以此为治学的唯一正途。这无疑导致学风进一步偏离正轨。到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的学术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16]

风气的偏蔽引起愈来愈多学人的强烈不满。所批评的主要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忽略基本书籍的阅读，专找新奇材料；其二，忽略大节的沟通把握，专注于琐碎问题的考据。前辈学者的意见最多，学术虽已“半僵”仍被视为“海内宗匠”的章太炎指责当时学人根柢太浅，治诸子不先明群经史传，研究小说不先遍治群书及明于近代掌故，言经学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不根于载籍，而又撏扯正史，论史则不求诸史乘，而乞灵于古器，因而“学说之奇袤，至今日而极”[17]，希望向坊表后进者示以正轨。被排挤在主流以外的学人也议论纷纷，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18]

关于此节，太炎首徒黄侃有高度概括。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19]发见与发明的区别，从治学的方向言，大体如王国维所说找材料与读书，从治学的办法言，则是如何运用新旧材料。对此陈寅恪有过系统的阐述，他于1935年讲授“晋至唐史”时，一开始就针对学风的时弊阐明新旧材料的关系：

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20]

在1942年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作序中，陈寅恪再度表述了这一意思：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21]

陈寅恪的思想，确有很强的辩证倾向，所指出新旧材料的相互关系，便不能机械看待。治学应重视发现和运用新材料，一味用旧材料加以新解释，难免牵强附会之弊。因为就古史而言，旧材料已经前人检阅，未解的部分往往证据不足，没有新的史料则最好阙疑，不要强作解人。但新史料固然重要，毕竟只是“少数脱离之片断”，不掌握“多数汇集”的旧史料，便不能恰当运用新材料，无法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

陈寅恪的这段话仅就新史料的运用立论，其实旧史料的重要绝不限于有助于理解新史料，而在于奠定学术的基础，掌握历史的大节要项，以及准确把握新史料带来的新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不至于一味追求新材料以发现新问题，走入新奇偏窄的歧途。因此陈在讲新材料之前，首先以旧材料为必读书，又分为三层：一、最低限度必读书，如《资治通鉴》《通典》。二、进一步学习参考书，如《晋书》《南北史》《新唐书》。三、广泛的研究参考书，除上述外，再加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全唐诗》《全唐文》等。他还针对时人运用西洋科学方法的误解，指出《通鉴纪事本末》和《文献通考》远不及《通鉴》和《通典》，直接读《通鉴》，可不受《纪事本末》的作者个人心中问题意识的限制，并能够了解和把握史事本来相互的复杂联系。此一思想，实为重视基本材料价值的极为重要的观念。以后来的问题意识和外在的解释框架支配研究，正是近代中国学术流弊滋生的症结所在。

仔细检查史实，发表的言论倾向迥异的学人，其实际运用的方法乃至态度却大体相通。严厉批评当时学人滥用甲骨和出土器物，乃至于全面抨击新学术，被傅斯年斥为“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的章太炎，自称：

余解经与高邮同其旨趣，间或过之。并非古人读书不多，智慧不够，盖当时坊间所能供应之材料只有此数。余藉地下出土之力始考证如许。若能继续出土，继续研究，或有全部讲通之一日。[22]

这与傅斯年的主张差不多一致。章太炎晚年虽然弃精奥而讲大体，仍然承认学问的“大体”要在琐碎的考据渐渐精密之后才能显现。[23]而傅斯年的找材料，开始确有寻宝之意，但不久就同意材料的价值全在本身的可靠性[24]，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胡适称“此意最重要”，浅学者尚不能承受。傅斯年所以善于此技，除了“绝顶聪明”以外，主要是“记诵古书很熟，故能触类旁通，能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25]本来“国学家第一本领即是书塾，此皆幼年刻苦用功死读强记，至老不忘一字，故能左右逢源，一隅三反，非今之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项背也”[26]，如今却成了傅斯年的长技。他总结道：

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27]

如果说章太炎反对使用出土文字器物以证史是对滥用的反动，傅斯年的不读书只找史料恰是对一味死读书成为两脚书橱的国学家的矫枉过正，动手动脚的前提还是熟读古书。

在追求“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面，傅斯年的实际做法与公开宣言之间也存在明显反差。《旨趣》中傅斯年讲到研究四裔问题的西洋汉学其实是“虏学”，而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打破国界，至于不国不故，脱离纯中国材料的范围。并且强调以“东方学”代替“国学”，“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显”。这番意思在胡适访欧时显然与其交换过意见，所以胡适因时局动**滞留日本期间，到京都“支那学会”讲演，就以“虏学”为题。也许是听众范围的作用，他并不主张只研究“虏学”，而强调研究中国本部。[28]

不过，胡适的讲法之由来的另一可能性或许正是傅斯年的本意，1934年傅斯年在承认西洋人治中外关系史等“半汉”的问题有“大重要性”的同时，觉得“全汉”的问题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批评“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29]。而在此之前，1929年他甚至提议陈寅恪领军研究“比较纯粹中国学问”的“新宋史”，以免“非与洋人拖泥带水不可”。[30]陈寅恪是当时中国学人中最有条件和能力依照欧洲东方学之正统治“虏学”之人，照此看来，傅斯年在以宣言的形式断绝那些并不了解“东方学正统”的国学家趋时的念头并将他们统统打入另册后，其与欧洲东方学角胜的路径，并非“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一旦成功地对国学家“标新”，他对欧洲东方学也要“立异”了。而立异的本钱，仍然是“比较纯粹”的“中国学问”。所以，“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所谓“正统”，还是有华洋之别，而不仅是将中心从欧洲夺回中国而已。

[1] 牟润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9日。

[2] 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4期，3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顾潮：《顾颉刚年谱》，152页。

[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8页。

[5]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228～229、318～319页。

[7] 参见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念的冲突》，《新史学》第8卷第2号，1997年；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11页。

[8] 1932年3月《复伯希和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179页。

[9]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

[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章第4节《发现与发明》；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4）。

[12]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第6期，1978年6月。

[13] 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

[14]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167～168页。

[16]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17] 孙至诚：《谒余杭章先生纪语》，《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9月。

[18] 《至李埏书》，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9页。

[19] 《吉川君来书》，《制言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16日。

[2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6～97页。

[21] 《金明馆丛稿二编》，332页。

[22] 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47页。

[2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17页。

[24] 傅斯年曾以午门档案的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而颇感失望，李济问以什么叫作重要发现？是否希望从中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傅一笑了之，从此不再提及（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107页）。

[25]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18日、1935年6月6日。王国维言及考古也说：“于古代材料，细大均不可放过。忽其细处，则大处每不得通。此同一材料，而有所发明，有所食古不化者。”（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

[26] 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446页。

[27] 《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216～21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8] 《胡适》，《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1～433页。

[29] 傅斯年：《〈城子崖〉序》，岳玉玺、李泉、马亮宽编选：《傅斯年选集》，293～294页。

[30] 1929年9月9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引自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