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学派代桐城派而兴，是民初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性变化，作为历史的进步，两派之间学术观念的差别显而易见，因此人脉关系上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也容易理解。那么，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学术思想究竟哪些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当年傅斯年极力强调，近来也有学者为之发扬，但争议仍然不少，事实并未厘清的关键问题。

学者已经注意到，《旨趣》只是傅斯年关于史语所的工作纲领，而不能视为他的全部史学思想或观念的完整表述。[1]而且傅氏为了营造别开生面的效果，遣词造句不无语不惊人誓不休之嫌，从学理上看，偏激过头的话不在少数。他反对的三个方面，即国故、疏通、普及，固然和不少人存在分歧，但他所主张的三点，如直接研究材料和事实，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工具，已经是包括太炎弟子和古史辩派在内的新文化派公认的规则。虽然傅斯年一味着力于划清界限，还是有学者指出其史学革命与以整理国故为标榜的国学运动之间的渊源继替关系。[2]

关于这一问题，近来学术界不无争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存在直接渊源，顾潮依据其父的《颉刚日程》，指出原来董作宾从内容推测“必是孟真的手笔”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该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其实是顾颉刚的作品。[3]对此杜正胜别有见解，他认为，发刊词的著作权归属和执笔人虽然可以断定，“唯该发刊词所体现的学术方向：‘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不能说顾颉刚不可能有，但把语言历史学提出来当作该研究所的纲领，却非归属傅斯年专利不可。发刊词且认定这两门学问‘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治学态度上宣示‘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治学方法则要‘承受［了］现代所［研］究所［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这些绝对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顾颉刚的踪影。……主张普及和致用的顾颉刚这时写下上述的宣示，显然是替傅斯年说话，可能因为傅是所长，秉其意思作文。所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发刊词的著作权不能如实地按《颉刚日程》所记的认定”。[4]

与杜正胜刻意“见异”有别，研究北京大学国学门及其影响的陈以爱更倾向于“求同”的一面。她认为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固然可以透过顾颉刚执笔的《发刊词》表达，但其中也包含不少顾颉刚的学术见解在内。发刊词所陈述的工作方针，“无一不是国学门过去几年所提倡和发展的学术事业”，顾总结国学门的研究方向，提纲挈领地写进中大语史所周刊《发刊词》，而董作宾误认为傅斯年所撰，“不但说明傅、顾两人当时在推动学术机构发展的‘大方针上是一致的’，也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学门所开创的各项学术事业，与20年代末成立的史语所工作之方向非常接近。这无疑显示出史语所与国学门领导者，在学术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5]

傅斯年与顾颉刚、北大国学门与史语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确是认识傅斯年史学革命内涵的关键。就此发表过意见的学人虽然没有正面争论，各自的不同倾向还是表露无遗。然而异同究竟何在，仍然各执一词。

杜正胜指称属于傅斯年专利的，除了将语言历史学提为纲领外，其余几项在顾颉刚以往的学术活动中不仅并非毫无踪影可寻，而且可以说基本意思顾颉刚均已不同程度地表述过，甚至遣词造句也常常类似。如治学态度不求功利，不讲应用，研究史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以及承受现代治学方法等，恰是顾颉刚的一贯主张。早在1924年6月，顾颉刚就指出“整理国故与保存国粹的大别，乃是一个是求知的态度，一个是实用的态度”。[6]1926年1月1日，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长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所表达的思想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一脉相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后者就是前者的凝缩。

该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着眼于求知，学术则极深邃，着眼于应用，学术就很浅近。“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从前的学者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其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受限制，最容易上古人的当，是因为“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这也就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所说：“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

基于“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而不是建筑于应用上的”，顾颉刚反驳有人认为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的责难，认为“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屎尿，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而国学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没有高下的分别，研究历史与研究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一样，没有新旧之分，“只要你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这便是科学上的成绩”。“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同时，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相辅相成，当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的各科材料都有人研究，就可放弃模糊不清的“国学”，而纯粹研究中国历史或东方历史。

换一角度，这些话的意思正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所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以及“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与傅斯年所宣称“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精神上并无二致。

当时人提倡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影响史学，主要包括两类，其一，自然科学的各学科辅助史学的发展完善，一方面，自然科学家研究各相关专史，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可大幅度提高该领域的科学程度；另一方面，史学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如考古学便涉及地质、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其二，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研究史学，使之达到相同或相近的科学程度。前者不仅北大国学门早已实行，计划中的东南大学国学院也表示认同。[7]至于后者，则虽然多数人同意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认为文史之学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仍然有所分别，主张以相同方法对待并且达到相同科学程度者并不多见。而在这方面，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旨趣至少是相互沟通的。

不仅如此，傅斯年亲撰的《旨趣》，精神与北京大学国学门也大抵相通。国学门的“国学”以文字为范围，是为了打破学科界限[8]，所以《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规定：“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言语学、比较言语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与以相当之地位。”[9]《国学季刊》很早就发表伯希和、钢和泰、高本汉等人关于语言学与史学关系的著述，国学门也将日语和同在中国境内同属印支语系的西藏、苗夷以及境外的暹罗、安南等语，列入调查研究或提倡的范围。[10]为此，王国维、陈垣、沈兼士等人积极推动派遣教授学生到欧美学习语言文史之学。[11]而顾颉刚求知不求致用的目的之一，便是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研究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现的真理也愈积愈多，可以不断扩大运用史料的范围。

顾颉刚后来补记他与傅斯年关于史语所规划的争议之一，是普及与专精的先后次序，然而比较当时的资料，顾颉刚固然不赞成只限于十几个书院的学究的规模，“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相互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但也“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12]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的见解不同，而与傅斯年的主张一致。何况傅斯年也计划将集众的工作及附带的计划随时布白，“希望社会上欣赏这些问题，并同情这样工作的人多多加以助力”！《旨趣》虽由傅斯年执笔，在个别问题上认识不尽相同，仍然代表三位筹备员的共识，学术观念的大端不能不保持一致。正因为这样，傅斯年才会坚持让顾颉刚加盟史语所。

从1929年2月顾颉刚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第6集（实为周刊合订本）所撰《序》文看，他仍然认为“专门的学问是不必普及的”，但要争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谅解”，其与傅斯年的分歧，应是文章开头详细解释的目前“不是正式的研究工作，而是工作的预备和研究的运动”，要费十年力量“造成若干可以研究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少壮学者”，“使得若干年之后有若干的专门家向着这方面做正式的研究工作”。因此现在主要是搜集材料，提出问题，成果难免幼稚，不要求全责备。这显然是对傅斯年认为大学出书应是积年研究的结果，及其批评《民俗学会丛书》无聊浅薄的回应。除此之外，两人宗旨的正负两面大同小异甚至基本一致。

诚然，傅斯年“史学革命”的效果仍是客观实在，毋庸置疑的，只是成功的原因不一定是理念的新颖或旗帜的特色。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傅斯年的学术贡献远不及他的事功[13]，史语所的突出成就恰是其史学革命胜利的象征，并且多多少少放大了傅斯年学术理念的作用。其实，《旨趣》的极端和片面，虽然不能割断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到中大语史所积极方面的精神联系，却有助于避免近代中国学术界既有代与派的人事纠葛，以及相应存在的旧学惯性牵制的负面作用，从而堂而皇之地组织起“元和新脚”的整齐阵容，迅速而有序地落实以往长期坐而言却不能起而行的学术主张，不必如顾颉刚所说等待十年以后。1934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欲引进梁实秋，傅斯年“疑其学行皆无所底，未能训练青年”，主张“此时办学校，似应找新才，不应多注意浮华得名之士”，强调注重实学。[14]找新才重实学开新路，正是傅斯年成功组织史语所的秘诀之一。

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再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学术主张的精神与史语所一脉相通，但具体落实起来却进展缓慢。如对古史研究至关重要的考古学，明知实地发掘较器物征集重要得多，却迟迟不能付诸实施；语言学亦如此，方言调查没有深入原来区域，主要利用现有人员异地进行方音记录，或让各地会员收集有关资料；民俗研究同样离开田野调查，以征集各种风俗实物和资料的形式进行，距离人类学的研究相当遥远。直到史语所成立前夕，中山大学语史所才开始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结果理念上确已逃出传统恶习的范围之外，实际上还在既有学术的框缚之中。不要说与欧美的学者比较，远远没有走上他们心目中现代学术的正轨，“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15]，甚至不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努力程度。在东方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陈寅恪、李济、赵元任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的行列。如果说政局动**和官方压制是北大派面临困境的客观原因，那么主观因素就是缺少真正受过新学科专门训练的学者，不能恰当地运用有关方法处理问题，同时原有的学术训练还会对其投入新领域起到牵制作用，使之难以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

傅斯年对史语所的人选坚决贯彻“找新才”和舍弃“浮华得名之士”的原则，他虽然吸收了18位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学人加盟，占草创期研究人员的一半以上[16]，但成名的前辈多为特约或兼任研究人员，专任者主要是毕业研究生，只有个别人如刘复，属于志同道合者。而傅斯年真正倚重的还是清华研究院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再加上陈垣，由他们担任各方面的负责人。长期掌管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一直有心于实地发掘，主动要求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而为傅斯年断然婉拒。[17]由于观念一致，又没有人事矛盾的纠葛，加以傅斯年的过人办事精力和善于打通各方关系，争取到必须的支持和条件，准确选择主攻方向，而外部环境也渐趋稳定，使得史语所的计划落到实处，各种前人长期议而未行的新学术领域迅速开辟，并且很快取得明显成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为中国争取世界性的学术发言权的目标开始得到实现。从集团研究已成大势所趋的角度看，傅斯年的事功正是中国学术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连前此较有成就的李济也承认，若非傅斯年的提倡，其考古工作也许就会中断。[18]

[1] 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128～13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5。

[2] 吴相湘便将《旨趣》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并列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傅斯年学行并茂》，《傅斯年印象》，174页。）

[3] 顾潮：《顾颉刚年谱》，144～145页。另参顾潮：《顾颉刚先生与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87～88页。

[4]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2～13页。

[5]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86页。

[6] 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97页。

[7] 《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20号，1924年3月15日。

[8] 《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56页。

[9]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0]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号，1924年3月17日；沈兼士《整理国故的几个题目》，《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号，1922年2月18日。

[11] 王国维1922年12月12日致函马衡，问以“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36页）而1920年10月制定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书》已主张选派“深于国学”或“国学优长”的教授学生赴海外留学，归而任整理之职（《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12] 顾潮：《顾颉刚年谱》，152页。

[13] 胡适称傅斯年既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75页），实则治学的上佳资质不及其事功的显赫。严耕望即认为傅斯年和顾颉刚“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序言，2页）。

[14] 1934年5月8日《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531页。

[15] 顾颉刚：《发刊词》，《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期，1927年11月1日。

[16]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91页。

[17]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33～34页。

[18]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