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当代学者所说：“相对于清代以前的传统，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一种崭新的新史学，不论观念、方法或写作方式都达到革命性之改变的地步。”[1]“新史学”的概念，虽然梁启超早在1902年已经提出，但梁立论的角度显然主要在于政治而非学术。王国维早在1905年就对中国思想界以学术为政治手段的时尚表示异议，批评“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并且点名指责《新民丛报》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述（梁启超作）“其纰缪十且八九也”。宣称：“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2]没有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很难产生学术硕果。

在梁启超之后，“新史学”的口号不断被提起，作为与前人或同辈划界的标志，相同的概念之下，内涵却有极大的分别。所谓“新”，大体是由“西”衍生出来，西学的不同流派，便成为国人推陈出新的依据。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学术之新，并不依照欧美本来的时序，结果立异往往是创新的变种。1920年何炳松在朱希祖等人的鼓励下翻译鲁滨孙（Robinson）的《新史学》，主张的是“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历史家“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3]这的确是欧洲学术发展的崭新趋向，其背景是语言文献学派日益成熟，并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在大量既有史料被批判性鉴别和运用，以澄清和重建史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归纳以及开辟新的视野。而在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提出，甚至还在严格的学术研究尚未脱离清学的框架之前。其主要需求之一乃是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因此，当20世纪20年代史学革命发生时，无论是中期顾颉刚的“疑古”，还是后来傅斯年的“重建”，所依据的外来学术思想资源都不属于社会科学的路线。

不仅如此，后来的史学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针对前此的“新史学”而发。1920年8月，留学欧洲的傅斯年曾致函胡适，抱怨在北大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此说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至少学人多持此解，其实更主要的是指责新风气。他告诫胡适，“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在北大，受胡适影响最多，“止于批评”的学风的形成，胡适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期于白首……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4]。傅斯年这封支支节节、不能达意的“私信”的含意，在两个月后致蔡元培的“公函”中讲得更清楚，他说：

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

傅斯年的觉悟，应是到欧洲后受其学术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进一步讲，“牛津剑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訾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5]他虽然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而朱希祖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虽然以学术为目的，结果很可能如胡适在哲学门的作用，仍是朝着议论的风气，供给社会舆论者居多。况且这种改革其实是延续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以来一脉相承的路线。

就史学革命本身而言，后起的重建派显然也有针对疑古派的意向。如果以顾颉刚和傅斯年为史学革命两大流派的领军人物，其学问的渊源和个人的关联其实相当密切。两人都是胡适的学生，其间胡适还时常将二人加以比较，不能不引发二人的争胜之心。傅斯年一旦决心踏足史学，欲别树一帜，首先就必须与顾颉刚的“古史辩”立异。[6]不过，就《旨趣》而论，虽然这时傅斯年已因种种观念和办事风格的分歧与顾颉刚发生公开冲突，所针对的对象并不只是仍然同事的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尽管1924年至1926年间远在欧洲的傅斯年认为顾颉刚已在史学上称王，其他人只能臣服[7]，但这只是同辈人之间的排列。以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论，因《古史辩》而博得大名的顾氏，学术地位骤然飙升，厦门大学的聘书也由教授换成研究教授，可是在全国范围看，中国文史学界的主流仍然是太炎门生的一统天下，连挟新文化运动余威的胡适也不得不退避三舍。顾颉刚本人即认为自己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与鲁迅的矛盾并非要“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其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8]心高气傲绝不在顾之下的傅斯年，心底当然会有与顾氏争胜之意，但如果悬此为的，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了。

以《旨趣》撰写之时的情势论，王国维刚刚故去，章太炎虽然在新文化派的眼中已经落伍（学术上是否如此，另当别论，至少其他派系的人并不这样看），其为数众多的弟子门生却各有所成，依然占据南北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观念派属的新与旧，对章太炎均保持恭敬与尊崇。尤其在社会上，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国学运动盛极一时，而享誉大江南北的国学大师，仍以章太炎为泰山北斗。1922年10月，《中华新报》出版纪念增刊称：

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吉光片羽，海内争诵。……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兹存先生特为本报纪念增刊撰文一首，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之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固不仅本社之荣幸已也。[9]

则整理国故虽由胡适等人倡导，治学津梁仍需章太炎来指示。整理国故如果没有章氏门生的响应乃至主持，不易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反响。如果说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太炎弟子还只是偏师，那么在整理国故这一领域，章门则至少分享领军作用，连胡适对他们也要礼让三分。

傅斯年要在文史学领域竖起革命的大旗，首先必须分清自己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界限，其中最主要的，还不是向顾颉刚的“古史辨”另立山头，而是划分与太炎学派的界限。所以，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其对象并非泛泛而谈的旧史学，他关于宗旨负面的三点，即反对“国故”，反对疏通，反对普及，虽然有与顾颉刚的直接冲突为背景，却是面向整个国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文史学界而立论。他指责“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打击面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厦门大学国学院，还涉及傅斯年不敢轻视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亦称清华国学院）。而反对疏通，固然有针对顾颉刚将传说过分理性化的条理系统，亦指胡适用索引、结账、专史的系统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以及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甚至可能指朱希祖等人提倡的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念解释历史的社会科学化主张。

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全体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就批评清代三百年学术存在研究的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三层缺点，声称：“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为纠正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偏弊，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结果矫枉过正，三百年间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非但完全不能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发生影响，而且敌不过空疏的宋学。此外，《〈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还主张“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的普及，然后再去提高，为此，首先要索引式地整理国故，以“人人能用古书”，为“提倡国学的第一步”。[10]比较《旨趣》，傅斯年几乎就是针对这些话而反对推论设想，反对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以及反对普及的。

整理国故的主流包括太炎门生和“疑古”派。相比之下，如果不论社会声势的大小，前者的势力和影响在学术界显然胜于后者。胡适和顾颉刚等人与太炎门生早有分歧摩擦，只是鉴于双方在新文化的旗号下有不能不合作的时势，才没有公开翻脸。傅斯年尽管与胡适有分歧，与顾颉刚有矛盾，其史学革命还是以两人为同道，他积极争取胡适南下，又坚持推顾颉刚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文籍考订组主任之职[11]，除了过去的渊源，主要还是基于当前的共识。而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公开与太炎学派断然决裂。

在北京大学教职员中，素有所谓法日派与英美派的明争暗斗，具体到研究所国学门，便是留日出身、同籍同系的太炎弟子与异籍异系如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矛盾。只是在反对派声音尚高的情势下，冲突还不能公开化。对于章太炎本人，胡、顾二人还保持相当的敬意，不过认为其学术已经过时或者“半僵”。顾颉刚虽然将章太炎与胡适、梁启超同列为国学五派中第四派即学术史的代表[12]，却以其为十年前争胜的对象。胡适仍以章太炎为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中学者组三人的为首者，但也认为“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同组的罗振玉、王国维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13]

对于章门弟子，与反对新文化派的黄侃当然势不两立，和与时俱进的其他诸人如二沈三马、钱玄同、朱希祖，以及周氏兄弟，在许多方面还是同道，不能因为学术主张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太炎师徒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各异，在学术领域则互为应援，弟子离不开先生国学大师的大纛，先生也需要几大天王的拱卫。直到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其弟子依然执礼甚恭，随侍左右，为之口译笔书。钱穆见“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知风气转移非朝夕之事。[14]正因为此，与太炎学派关系很深的胡适和顾颉刚，始终不敢与之公然作对。

趋新本来是太炎学派的特色。杨树达记：太炎弟子之一的吴承仕“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为余言之。余云：‘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15]不过章门弟子的趋新之道，一则被所参合的旧学牵制，二则为所取舍的新学引导，与胡适等人并不完全同调。双方为了求同，只好存异，观念分歧便为组织协调做了牺牲。胡适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起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新国学”的研究纲领，要代表全体说话，不得不暂时搁置“疑古的态度”，并且不再急于“评判是非”。[16]

傅斯年要树立史学革命的大旗，必须斩断人脉的联系，才能无所顾忌地否定前人，否则观念上难免代表全体的尴尬，人事上也会受到各种牵制，史学革命难以收效。因此，《旨趣》的锋芒所向，其一是指责“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指柯劭忞、屠寄和清史馆的那批老辈学者，其二便是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旨趣》的矛头公然直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执笔的胡适却不以为忤，后来甚至认为与自己同年发表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异曲同工，则他很可能知道傅斯年的用意实在于反对其中太炎学派的主张。

公开否定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不仅有助于学术上与之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组织上便于将太炎门生打入另册，以免人事纠葛。北大出身的傅斯年与太炎学派关系相当深，“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朱家骅后来聘请既无学位又无任教资历的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文史科及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学等系，还渊源于1917年沈尹默向他当面赞许傅的“才气非凡”。[17]毛子水说傅斯年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这在情理上有些牵强，除非傅氏决心不受这些老师辈学人的束缚干扰，史语所组建时就基本不接纳直系的章门弟子。

不仅如此，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联手解决北京大学国文系浙人把持的问题，解聘林损而保留马幼渔，并以一年干薪和名誉教授换取后者默认，傅斯年闻讯，“深为忧虑不释”，认为数年来国文系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以马为罪魁，希望一齐扫除，不留祸根，并自告奋勇，“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傅斯年担心“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18]，则太炎学派在学术界的声势仍然令人生畏。不做根本颠覆，其史学革命如何改朝换代？

[1]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第116期，1995年12月。

[2] 《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三册，523～524页。

[3] 朱希祖：《新史学序》，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4页。

[4] 1920年8月1日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6页。

[5] 《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

[6] 详参前引杜正胜二文。

[7]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3期，1928年1月。

[8] 1927年7月4日顾颉刚致叶圣陶信，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14页。

[9]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1]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63页。

[12] 1924年7月5日顾颉刚与殷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97页。

[13] 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1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82页。

[15]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81页。

[16] 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3章第1节。

[17] 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2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傅斯年在中山大学的任职，参见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140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18] 1934年5月8日《傅斯年致蒋梦麟》，《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编者注此信约写于1931年，误，解聘林损事在1934年，参见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季刊，1992年第3期所载1934年夏林损致蒋梦麟、胡适各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