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学派失势后，跃居主流的胡适、傅斯年一派与非主流派的矛盾仍然延续，而与钱穆的分歧颇具代表性。钱穆于20世纪30年代即不满于专尚考据的学风，有意调和汉宋，主张“非碎无以立通”和“义理自故实出”。[1]抗战期间，钱穆等人试图扭转“考据风尚的畸形发展”，1941年4月，钱穆应邀在江苏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批评“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2]他邀请蒙思明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并要其将讲稿写出，改题“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交由《责善》半月刊发表。蒙文批评近数十年来学术界以考据为“史学的正宗”和“唯一的内容”，分析了考据风尚压倒一切的原因，指出清代朴学和近代欧洲考据之盛的背景得失，强调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而且考据必须历史哲学的领导、有博大鸿阔的学识以及有实用价值。总之，“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3]

与钱穆志同道合者还有张荫麟、张其昀、陈梦家等人。尤其是张荫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钱穆相识于北平，“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张荫麟逝世后，钱穆等人借悼念之机，再度提出“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的问题，他们显然认为史语所式的道路并不能成就新史学，能够完成新史学的新史学家，必须具备：一、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二、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三、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张荫麟“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4]推崇张荫麟决非仅仅为故人说好话，用意在于标明自己的为学之道，破主流派对新史学的主导，并且另立新史学的范畴。

30年代初，傅斯年对钱穆著《刘向歆父子年谱》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及史学界之疑古派表示赞同，继此以往，则与钱穆意见多不合。[5]这与陈寅恪推崇《先秦诸子系年》、赞扬《国史大纲》的态度明显有别。所以陈寅恪虽然加入史语所，其与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实有一定限度，相异的一面，要从他与各种非主流派的关系及相互品评中才能看得清楚。1933年11月，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郑重推荐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即将归国的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函谓：

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具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颇年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

陈寅恪写过不少推荐信，但如此推重者则绝无仅有，相信张荫麟确系其心目中的学术传人。而傅斯年在用人方面一般相当注重陈的意见，这一次却意外地不予采纳，借口“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6]，推给北大的胡适和陈受颐。后来张荫麟连北大也没有进，还是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依照当时情形，除非张本人不情愿或傅斯年不赞同，否则无论是北大还是史语所，均非难事。傅斯年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张荫麟的治学路线有所保留，而这也是他与陈寅恪分歧的关键。

傅斯年极希望拢入所内的陈垣，也主张专门学问，早期著作多为寻空蹈隙，提出重要问题，与傅斯年的旨趣相当接近。他始终不肯为史语所专职，人事关系的因素外，对傅斯年的极端主张有所保留恐怕也是顾虑的要因。傅氏的专精断代，有不顾前后之嫌，陈垣的“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7]，则并不反对“博”，他本人的著述，也不限于某朝某类。其后来著作，仍以“竭泽而渔”之法搜集大量罕见史料，但与陈寅恪一样，极其重视正史和《资治通鉴》，精于考证而不以考证为目的，认为治史以明义为终极目的，而且作考证时也不可不明义。[8]二陈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钱穆等人的支持，而与史语所的离异。

尽管钱穆对主流派的不满以及别树一帜的意图相当明显，置身学术圈内，顾及人事纠葛，仍然有所隐讳。直到50年代在香港创办新亚研究所，相对独立于派系纷争之外，其言论才由曲笔而直白。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钱穆公开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派分直截了当地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批评，锋芒所向，直指史语所的宗旨方针。此文为“昭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差免门户之见，或有塗辙可遵”，可谓其早年调和汉宋之远大抱负的集大成。他开章明义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不断发生由汉宋之争变相而来的争议，“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对于两派的分歧，钱穆一方面批评当时学术界的大病，“在于虚而不实”，“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反对将思想与理论视为脱缰之马，任意驰骋，不受控制。而主要矛头，则指向重考据专门的主流派。

钱穆承认成学立说须重明据确证，而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否则，空言义理，争是非，势必成为意见与意气。然而，如果只将书籍当作一堆材料，而不视为学问之对象，就会一味找前人之罅缝与破绽与间隙，“最好是书有不可信，否则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经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此乃以考据代学问”。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到窄而深的研究，其初衷虽然广大，但不识学问大体，“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欲为中国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须将两种趋势，会通博综，冶于一炉，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兼容，通学在前，专精继后，先识大体，对治学问的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进而为窄而深的研讨。[9]

调和汉宋，为晚清学术的普遍趋向，此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以一人之力会通博综；其二，同一时代两派兼容。前者可遇不可求，阮元、陈澧等人的努力并不为各派所认可，以为有牵强附会之嫌。钱穆后来治学也偏于义理，所提论点，虽实有理据，仍往往如天马行空，与被称为史学一大中心的史语所不相合拍，因此长期被排斥于主流之外，直到1968年才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此事严耕望称为“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10]，也只是默认而已，并未达到兼容沟通的境界。

其实，钱穆虽然认为学问的提高“并不重在材料搜辑，及方面之推广，更重者，乃在其根源处加高加深，俟此方面培养深厚，则材料方面，自可迎刃而解。须知同一材料，须视运用者之学力识力而判决其成绩。今之学者，所患正在不于本源处登高入深，而只忙于方面之开扩，材料之累积，则尽日穷年，终无成就而已”，明显针对主流派的“途辙”，但他本人自认有“考据癖”，要人治学于天分以外，必须济以功力，40岁以后当力求专精，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对自己的等身著作也以《先秦诸子系年》为贡献最大，可与古人相拟，与主流派的见解并无根本分歧。[11]

钱穆的弟子而被傅斯年选入史语所的严耕望也主张既要专精，又要相当博通；断代研究，但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而且明确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这些如果不是异端，至少是在修正傅斯年所提倡的史语所旨趣以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时代学术风尚了。只是以个人之力而会通博综，极难达到，更不易把握，近代学术史上，惟陈寅恪的“讲宋学，做汉学”庶几近之。

晚清以来，学术的代际兴替好走极端，民国尤甚。太炎门生取代桐城文派，史学革命又推翻浙学一统，都是否认继承（对再上一代倒可以认同），而夸大差异。待到升上主流地位，立论才能不断修正，渐趋公允，但就难免被后浪赶超。而且发迹时的故意偏激在平和以后仍有巨大惯性，始作俑者或许心知肚明，顺其势者则不免每下愈况。所以，由偏激以至众从的主流派虽然人多势盛，学术路径却往往不循正轨，把握近代中国学术转承的脉络，反而不能以此为线。学术本来要在沟通，强分彼此，其实是等而下之。而分的依据，近代以来主要来自西学一面，除了学术背景确有差异外，分歧的原因在于对笼统的西学各取所需。钱穆批评胡适“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12]，实则胡适所讲正是他所知西学的精微。

早在1911年王国维就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3]近代学术史上真正建树大见识高而又大体得到新旧各方公认者，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不必因缘主流的兴替，而达到超越主流的学术高峰。循着太炎学派到科学主义的主流脉络，虽能求得近代中国学术量的扩张情形，却难以把握质的提高因由，近时势而远轨则。钱穆曾告诫弟子：

学绝道丧，青黄不接，今之来者势须自学自导自寻蹊径，此虽艰巨，然将来果有成就，必与依墙附壁者不同。就以往学术史言，一时代之大师均于学绝道丧之环境中奋然崛起，若风气已成，转少杰出。即如晚明诸老之与乾嘉盛世，岂不如是。是乃天启大缘，然亦待奇才大志乃克应运而起耳。[14]

这对于理解近代学术转承的脉络得失，不无启迪。

[1] 钱穆：《古史辨》第4册序言。

[2]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48页。

[3] 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

[4]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1日。

[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8页。

[6] 程巢父：《仁者之怀》，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381页。

[7] 1933年6月24日致蔡尚思，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55页。

[8] 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70页。

[9] 《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感谢陈以爱女士寄赠此文。

[10]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31页。

[11] 《致缪子雝书》《致徐复观书》《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201～202、331、413页。

[12] 《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22页。

[13] 《〈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卷4，《王国维遗书》第三册，202页。

[14] 《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