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王国维衷心佩服，在于后者的学问并世无双，其实两人在阅历、交游、政见、性格、处世、治学等方面，相去甚远。胡适积极输入西洋文明，王国维则认为西洋人过度提倡欲望，“必至破坏毁灭”。[1]王对北京大学的新潮学风不以为然，始终消极应付北大一厢情愿的积极争取，不欲与之有所接近，“以远近之间处之”。[2]而胡适正是北大风气的重要代表。但胡、王之间极少正面冲突，对于戴震哲学的分歧已是例外，责任还不一定由胡来负。因为他已经事先就此与王国维交换过看法。他避开《水经注》案谈戴震，除学术本身的制约外，不公开牴牾王当是顾忌的因素。

胡适对王国维的敬重一直持续到其身后，尽管他有时也善意地指出王早期关于词曲研究中的某些小错误。但是从1934年起，他开始挑剔起王国维的学问来了。他在评议郭沫若《谥法之起源》时，批评“今日学者之过于大胆，敢用未认得的金文来做证据”，顺手将王国维牵出，认为其“用不全认得的古器文字之方法似尚有可议耳”。[3]1935年又对他人比较自己的著述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表示异议，认为不应太重相同之点，强调自己的看法是历史的，而王是艺术的，王的“境界”说以及“隔与不隔”，不如自己的“意境”说和“深入而浅出”讲得清楚。[4]1943年重审《水经注》案前，胡适欲以王国维著《博士考》一文研究汉代经学变迁，“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5]重审该案后，胡适对王国维的批评似有日益增多之势，遣词用字也时有过当甚至逸出情理处。如1944年2月1日他致函王重民，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形容戴案缘起，将王国维打入“吠声”之列，以致引起王重民的不安。虽然胡适本人曾颇费踌躇，搁置数日才寄出，但善于文辞如彼，若心平气和，找到恰当词汇当不是难事。[6]如此一反常态，令人怀疑胡适自己也动了正谊之气。而动气的缘由，显然不是220年前的戴震，甚至不是20年前的纪念戴震。

近来有学者指出：“胡适重审《水经注》学术公案，虽然有几分为乡先贤翻案申冤的动机，但是，他全力介入此案，用意实在比‘爱护乡贤’要深得多。”“胡适的重审，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此过程中多次强调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胡适正是要借《水经注》这一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学术公案之重审，大力宣扬自己治学方法的。也许这倒是胡适热心《水经注》案的更深用意。”[7]此较乡谊说前进一大步，胡适本人就曾声明“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专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做侦探”，而是要解说治学的方法。[8]

但此说似还有潜因未曾触及。其一，讲方法是胡适一生治学的主宰[9]，《胡适文存》第1集出版时，他在自序中就强调：“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水经注》案充其量只是案例的不同。至于宣传效果，并不一定优于其他。其二，尽管胡适提倡科学方法，其治学不外传统的训诂、校勘和考据[10]，其实正渊源于戴震开创的乾嘉朴学。而同样推崇戴震经史之学精的王国维，无论从哪方面看，朴学功夫都比胡适有过之无不及。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方法异同之争。除非胡适的目的并非以自己的治学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角逐，而是在同一方法之中争个彼此的优劣高下，谋取这一方法营垒的盟主位置。这是改换案例的唯一好处，也正是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的根本动机所在。也许王国维并非胡适矛头所向的唯一对象，但至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提倡整理国故，是胡适生平所抱的三个志愿之一，另外两项为提倡新文学和提倡思想改革。但直到1930年年底，胡适仍自称“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我的定论”。[11]此言固然可以解释为胡适的自谦，治学方面还可说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不过，作为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治学的具体成就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直接间接地批评鼓吹者其实不配整理国故，而不约而同地将真正国学研究的桂冠戴到王国维的头上，称赞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12]所批评的对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奖也没有胡适的份儿。王国维在世时胡适也许还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国学术界领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引发胡适欲与已故的王国维争胜的契机，应是1933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伯氏是国际汉学祭酒，巴黎学派正统领袖，胡适早就知道“他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13]，并与之有所交往。胡适一直鼓吹学习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科学方法，以“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14]但伯希和这位真正能够代表国际汉学界的大师，却并不认为胡适是代表中国学术与世界潮流沟通的适当人选。离京前，伯希和在火车站对前来送行的中国学者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说：

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

伯氏此番来华，目的之一，是调查中国近年文史学的发展，“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15]这在当面听来的胡适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且伯希和并非偶尔吐真言，他一再于公众场合声明此意。据梁宗岱回忆，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16]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应则较为近真。

胡适选择王国维而不以陈垣为对手，揣度原因，一则陈垣仍然在世，且与胡适新派的关系甚好，胡不愿与之结怨[17]；二则陈垣严守史学界域，所治中外关系史，为胡适不大熟悉，而且少有动气之作。王国维则横跨文史哲，情感与理智冲突激烈。一旦胡适落花有意，便不时发现可议之处。他曾经指出：

静安先生治经学小学则甚谨严；治史学也甚谨严。但他的《曲录》则甚不谨严。……用最严格的校勘考证方法来研究小说戏曲，实始于胡适之、孙子书。[18]

事实是否如此，人言言殊，胡适争胜之意，则溢于言表。重审《水经注》案前胡适欲针对王国维的《博士考》错漏重写《两汉博士制度考》，他函告王重民：

此题旧有绩溪胡秉虔一文，静安先生颇讥评其多错误。现在还得一个绩溪胡某人来讥评王先生的大作，你不要笑我有心替绩溪老辈报复吧？[19]

两案情节如此相似，令人疑心胡适有意罗织罪名，借题发挥。

伯希和来华前半年的1932年6月2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函聘胡适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当时中国报纸称：“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齐名。该学院会员，能为世界著名之权威学者。柏林大学教授佛郎克近在该学院提议，通过选举胡适博士为会员，实为东亚第一人。”一时甚为轰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代表中国学术界致电申谢。[20]胡适复函也说：“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奖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并以羊公鹤的典故，表示将努力在学术上多做贡献。[21]

不过，胡适获此殊荣，来历却颇为曲折。据深知内情的蒋复璁说，1930年他在柏林见到福兰克（Otto Franke）时，后者称：“法兰西学院已经举了罗振玉先生做通讯员，我们——普鲁士学术院本想举王国维先生做通讯员，可惜死了。”问有什么人可举，蒋提出章太炎，但佛兰克毫无所知，“他要这个人的学问是贯通中西的，要外国人知道”，于是蒋举胡适，得到赞成。后蒋向胡适取得全部著作及经过提议审查及通过，足足费了一年多时间。[22]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屡屡推崇王国维和陈垣，而绝口不提胡适，或是有所为而发。他于1926年在法兰克福曾公开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这次大概是隐指所举非人吧。胡适后半生倾全力治《水经注》公案，多少有力图表演长袖善舞之意，以免连补王国维缺的资格都不具备。只是那种过于专门的研究，并非四面出击者力所能及。曾经以考据为拿绣花针做玩意儿的胡适，不得不下磨铁杵的功夫，结果还是事倍功半。史料愈近愈繁，近世与近代史真相之难求，绝不下于古史，与胡适原来以为“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23]之说迥异，这倒是胡适此一尝试留下的宝贵经验，足以令一味偏重古史的学术界有所觉悟。

胡适一生都在讲治学方法。唐德刚先生批评胡适“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但承认其治学方法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24]胡适本人则十分清楚，这一身份在西方汉学界尚未得到认可。1929年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提议推举胡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展望杂志》又以“发明简体话文”为由推举胡适进入100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所重都不在学术方面。[25]德国汉学界虽然拿他补王国维的缺，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推荐人佛兰克的学术水准颇有异词。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请的外国通信员德国的米勒（F.W.K.Müller）去世，有人建议补聘佛兰克，陈寅恪反对说：“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26]则佛兰克的推重在国内外学术界均不足为凭。

伯希和的熟视无睹，令胡适更加急于总结其独门功夫，以巩固禹域以内的权威地位。因为所谓世界学者，不仅享有社会名声，更须影响治学途辙。如陈寅恪称颂陈垣和王国维，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27]这是连胡适的朋友门生也有口皆碑的。与胡适重审《水经注》案关系密切的王重民，以及胡适本人承认和自己同具以严格校勘考证法治小说戏曲首功的孙楷第，均以陈垣为当世“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28]胡适欲与之比肩，精博高厚均可望而不可即，只好想方设法，别开生面，从自己擅长的科学方法下手。

[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6日。

[2]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4页。

[3] 1934年8月7日致丁声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24～625页。

[4] 1935年7月26日致任访秋，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51～652页。

[5] 1943年4月5日致王重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884页。

[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60、963页。

[7] 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128～138页。

[8] 《治学方法》，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143页。

[9]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9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6章注2，132～133页。

[1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

[12] 1922年11月6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杂文《不懂的音译》（二）中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13]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

[14] 《国学季刊发刊词》，《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15]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

[16] 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413～414页。

[17] 陈垣与胡适交谊尚好，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异议。1934年陈垣作《元典章校补释例》，请胡适作序，张尔田对陈垣说：“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7页。

[18]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20页。

[19]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884页。

[20]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629页。该院正式成员限德国人，外国人只能做通讯会员。佛兰克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这时已退休。

[21] 耿云志：《胡适年谱》，200页。

[22] 《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幼狮文艺》第47卷6期，1978年6月。蒋复骢在《追忆胡适之先生》中的描述有所不同，他说是福兰克主动提名胡适，“因为福氏读了他的许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认为中国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现世纪的中国学者应当是认识现世纪的历史文化进步的学者，并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学究，也不是妄称沟通中西文化的先生。他事成之后，福氏写信与我，说明此事的经过，其动机则在‘九一八’之后，表示‘中国虽无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学者的心目中，是代表着中国文化。”（《文星》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虽然时间较早，但为纪念胡适而作，又在哀悼期间，似不及后来的回忆客观。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称：“当先生自沉之前，汉堡中国文学教授德人颜复礼（F.Jaeger）奉其政府之命，拟聘先生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介上虞罗振常氏为之先容；书未发而先生死，惜哉。”（《东方杂志》第24卷13号，1927年7月）。戴家祥《海宁王国维先生》亦有此说。后戴氏《哭观堂师》附注称，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政府聘王国维为“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尚在途中，而讣告至，乃改致函唁（陈鸿祥著：《王国维年谱》，321页，济南，齐鲁出版社，1991）。此即蒋复璁所说北平图书馆季刊记载之事。

[23] 耿云志：《胡适年谱》，193页。

[2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33页。

[25]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9年2月26日；唐德刚：《“我的朋友”的朋友》，郜元宝编：《胡适印象》，2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6] 史语所档案元字4号之35，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29页。

[27]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均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6、501页。

[28]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