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确定后，应当澄清的是两位当事人的关系。其间隐藏着破解此案的重要线索，甚至是案中有案。

王国维在世之日，可以说是令胡适最为佩服的学者。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

这时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正在举办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每周公布一次结果。胡适对11月上旬的两次评选十分不满，指责举办者“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并代拟了一份名单，其中第一组学者3人，为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而将梁启超列入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第二组4人之中。《密勒氏评论报》选举，梁、章、罗各得105票、73票、4票，王国维则一票未得。但在胡适看来，“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2]而且胡适很清楚，这种承认并非徒有虚名，1926年胡适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听国际汉学泰斗伯希和演讲中国戏剧，知其所用材料多出于王国维的著作。[3]胡、王二人在北京时一度居处颇近，过从甚密。坊间传闻当时梁启超来访，胡适只送到房门口，王国维来则送至大门口。[4]其实胡与梁的交往比王密切得多。

胡适推崇王国维，代表了北京大学一班学者的共识。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屡托马幼渔、马衡等人礼聘王国维任文科教授，均为其婉拒。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改聘为函授导师。王勉强应承。[5]当时胡适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王国维“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6]，令人刮目相看。1922年8月26日，胡适在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国学术界状况时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尽管他认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7]，但两天后就指出，王国维是能够兼采南北之长的最有希望之人。北大派中的后进如古史辨主将顾颉刚和郑奠等人，纷纷登门拜访，愿执弟子礼。[8]

北京大学创刊《国学季刊》，主持其事的胡适认为“不登王国维的论文就没有意思了”，结果第1期同时刊登王国维的论文《五代监本考》及其翻译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胡适并亲自为后文加上标点。据说开始王国维不同意将自己的论文刊登在横排版的杂志上，后来是敬重胡适的为人，称为今日学界最佳，碍于面子，最后才勉强妥协。[9]1924—1925年清华研究院筹备之际，胡适力荐王国维，并作为校方和王国维之间的中介，尽力调解疏通，促成其事。[10]围绕戴震评价的意见分歧，似乎并未影响两人的关系。

其实，王国维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一文并未如期在《国学季刊》登出。1924年7月，清室载洵在所占北京西山大觉寺南的大宫山拆塔建园，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闻讯，认为该塔为明代建筑，应当保存，先后派顾颉刚、容庚、徐炳昶、李宗侗等前往调查，并发表宣言，除呼吁亟起阻止外，鉴于该地为溥仪在民国年间私赠载洵，要求请法学专家讨论溥仪私占官产古迹的处理问题。[11]王国维阅报大为激忿，致函国学门及考古学会负责人沈兼士、马衡，表示抗议之外，要求取消导师名义，并撤回胡适索去的《书戴校水经注后》等文。[12]北大方面没有因此而妥协让步，1924年9月，报载清室因经费不足，欲拍卖大批古董宝物给外商，北大国学门委员会函请“将此事提出国务会议，派员彻底清查，务须将盗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并速设法将故宫所藏之器物，悉数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以供众览”。[13]两个月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并将古物收归国有，交民国政府保管，北大的公意不无作用。

对于北大的穷追猛打，王国维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他殉死不成，1925年6月，将《书戴校水经注后》标名《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连同相关数文冠以《水经注跋尾》总题，刊登于《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王国维特意署明写于甲子二月，其间是否因上述事件而动了正谊之气，影响及于论文的内容，已不可考。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于戴震哲学的看法，开始很可能还受到王国维的启发或支持。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撰写了《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认为清代汉学大行，从前谈程朱陆王者屏息敛足，不敢出一语。乾嘉学术与东汉比隆，“然其中之钜子亦悟其说之庞杂破碎无当于学，遂出汉学固有之范围外，而取宋学之途径，于是孟子以来所提出之人性论复为争论之问题。其中之最有价值者如戴东原之《原善》《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

戴氏哲学本身存在矛盾，阮元不过全袒其说而有所增益。“二氏之意，在申三代秦汉之古义以攻击唐宋以后杂于老佛之新学。戴氏于《孟子字义疏证》外，其攻击新学尤详于《答彭进士书》。”更有趣的是，当时王国维对于戴的弟子段玉裁评论《孟子字义疏证》“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击节赞叹：“诚哉此言也。”[14]这与后来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对戴著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王国维早年的思想学术后来大都完全转折，但对戴震哲学的看法却似乎延续了很长时间。纪念戴震诞辰学术活动的筹备期间，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首先对胡适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表示赞同：“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15]此后胡适注意戴震弟子的著作，12月18日，“读戴东原书后，偶读焦循《雕菰楼集》，始知戴氏的哲学只有焦里堂真能懂得”。[16]次日，胡适立竿见影，写成《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一文，称：“论思想的透辟，气魄的伟大，二百年来，戴东原真成独霸了！”但他的哲学“二百年来，只有一个焦循了解得一部分”。[17]可见直到此时，王国维不仅推崇戴震的经史之学，认为由戴震开创的乾嘉之学精，对其哲学也无贬意，而且很可能赞同胡适的发扬之举。

这时胡适、梁启超等人鼓吹戴震的纪念活动早已在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王国维对此似无异词，没有很不赞成“称颂戴震及‘戴学’的态度”的意思，更不要说一反常态地攻击戴震的人格。1924年1月的纪念会，朱希祖的讲演虽与王国维意见相左，但属学术见解分歧，不致令后者大动肝火。王国维的不满也似乎并非针对朱希祖。[18]他撰《戴校水经注书后》讥弹戴震，应当不到“痛骂”、“最严厉的抗议”和“最严厉的控诉”的程度。但在7月王国维因大宫山宣言而辞职撤稿之后，事情便根本变化。王致函沈兼士、马衡，已指责其不明事理，发文痛骂戴震，也隐含言外之意。了解此案全部过程曲折详情的胡适后来一再指责王国维等人“大动了火气”，“痰迷了心窍”[19]，或为实情。只是令王国维动气的缘由不止一事，而且主因并非如胡适所指的纪念称颂戴震。这样，即使王国维真有借戴校《水经注》案指桑骂槐之意，所影射对象也不是胡适。因为胡适虽然赞成由民国接收清宫古物，却不惜触犯众怒，公开要求保护清帝安全以及将清室财产公平折价。[20]这应当博得王国维的好感。因此，王国维在受聘清华国学院一事上，对胡适相当信任。1924—1925年间，胡适为编辑《词选》研究词的起源，与王国维多次通信讨教，似为两人关系最密切的时期。[21]否则，胡适再大气量，也很难若无其事地与之保持良好交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0页。

[2] 《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6日。

[4]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85页。

[5]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234～235、312～313、323、326页致罗振玉、马衡等函；袁光英、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319页致马幼渔函。因王国维拒不应聘，国学门筹建时本来只拟聘请罗振玉为考古学研究室通信导师（《北京大学日刊》第968号，1922年2月27日）。后增聘王国维，有人说是胡适的建议（《王国维年谱长编》，343页）。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称：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书蒋汝藻告以北京大学研究所欲聘他担任主任，而不愿就（131页。函见《王国维全集·书信》，394页）。实则是函所指为日本所谓东方文化事业计划中的北京文科研究所主任。

[6] 王熙华：《顾颉刚致王国维的三封信》，《文献》第15辑。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38页。

[8] 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37～38页；刘起：《顾颉刚先生学述》，283～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王国维虽然称二人“为学尚有条理”，“亦能用功”，却认为“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25页。

[9] 《学问の思ぃ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18页。

[10]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53～356页。

[11] 《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514号，1924年8月9日。

[12]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407页。

[13] 《北大请禁溥仪拍卖文物》，《晨报》，1924年9月23日。

[14] 《王国维遗书》第三册，482页。

[15] 《胡适日记》手稿本。

[16]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12月18、19日。

[17] 《读书杂志》第17期。

[18] 其间王国维与朱希祖还相互交换有关书籍和研究心得。1924年3月25日王致函马衡，告以“明抄《水经注跋》又增入抄本胜处一则，（共三纸，附上。）请转致逖先兄，并请其饬人将原书取去”。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3页；1925年1月5日胡适致函王国维，称：“朱逖先〔先〕生甚盼先生校后为作一跋，特为代达此意。”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53页。

[19] 1944年1月7日《致王重民》，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43页。

[20] 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1924年11月28日《致李书华、李宗侗》，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45～346、349～350页。

[21] 《词选自序》《词的起源》，《胡适文存三集》，997～10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另参《胡适书信集》上册致王国维各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