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院冲突的另一要因，是来自校方及理科的压迫。在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被降温后，一些学人将批判矛头主要指向了校长林文庆和理科主任兼校长秘书刘树杞，尤其是关于林语堂的各种传记，多持此说。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时，厦大学生认为是校方容不得鲁迅，除校长林文庆外，办理行政事务的刘树杞应负主要责任，因而发动反刘风潮。加上教员中闽南派与外省派的矛盾，刘树杞不得不随之离校，前往武汉大学任职。鲁迅本人也说过厦大“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1]不过，突出鲁迅与刘树杞的矛盾，有被林语堂的一面之词所误导之嫌。[2]此事须跳出冲突各方的矛盾纠葛，从当时整个中国的学术发展背景着眼观察。

抛开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一开始便不大好，以后则更加坏。其形容该校的名言，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3]他认为该校没有人才，缺乏计划，校长尊孔，学生太沉静，教员则大行“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的“妾妇之道”。与北京相比，是同样污浊的小沟。[4]这固然表现了鲁迅本人一贯的犀利言锋，但对于厦门大学及国学院的主办者而言，则有失公允。

厦大由爱国华侨陈嘉庚独力承办，在当时的中国实为创举。他请林文庆担任校长，从教育的角度看未必最佳，人事安排上却自有依据。林文庆为新加坡著名侨领，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人，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先后参与了孙中山、康有为等人领导的革命及勤王活动，与国内政界发生联系。[5]民初又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其主持校政期间，所聘教授多为一时之选。如博物院主任秉志，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动物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后，到声名最著的宾夕法尼亚大学Wister生物研究所研究解剖学三年，归国后曾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并在南京中国科学社办博物院。[6]他“讲学之时即建立最高之标准，自始即提倡研究”[7]，在中国自然科学界为继北大地质系之后开风气之先者，其培养的学生名家辈出，多为中国生物学界重镇。此人不仅学问上佳，而且为了学术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他后来担任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事务，将自己收入的半数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有时坐三等，刻苦程度为人所不及。[8]1935年1月，胡适向陈济棠说明“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很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随口所举的四位科学家中，就有“生物学家的秉志”。[9]新中国成立后，曾拟邀其出任科学院院长。

理科主任刘树杞是密歇根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治化学甚有成绩”，离开厦门大学后，相继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北京大学理学院长。胡适认为“其人很可以做事，北大得他，可称得人”。[10]

文科方面，除国学院外，所聘国文罗常培、哲学张颐、图书馆冯汉骥、历史社会陈定谟等，亦有较高水准。而且该校一定程度上似能发扬蔡元培兼收并蓄之风，除新潮学人外，还聘请过陈衍、毛常、缪篆等老辈，又接纳戴密微、艾谔风（Gustav Ecke）、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kogoroff）等外籍学人，后来他们成为国际汉学名家。戴密微是战后法国汉学界的领袖，史禄国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相当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艾谔风则在中国艺术史方面成就突出。[11]

以一后起的私立学校，能在短期内聚集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实属不易。鲁迅称“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坏人，在骗取陈嘉庚之钱而分之”[12]，未免过甚其词，与其他人的感触很有些不同。国学院解散之际，诸人对校方均有怨词，开始却都还不错。顾颉刚虽然感到“风气闭塞，文献无征，使人不惯”，一则“大学地处海滨，涛声帆影，至畅胸怀”，二则“厦大富于资财，出版一方面，大可做些事业”，仍然差强人意。张星烺因无款办事，也只是觉得“此间情况不见甚佳”。容肇祖则“与居广州时之不易觅良师友较，每觉到此地后为适意也”。[13]

此外，指责林文庆对国学研究没有兴趣，与新文化名人格格不入，故设障碍，让国学研究院名存实亡；指刘树杞培植势力，排斥异己，视鲁迅和“语丝”派人物为眼中钉，挪款给理科，欲以卡经费的手法扼杀国学研究等等[14]，与事实也有出入。林文庆的专业虽然是医学，幼年却受过儒学发蒙，大学期间，因自己中文汉语水准低而深以为耻，发奋自学。后又得到中英文俱佳的妻子黄端琼的帮助。[15]岳父黄乃裳以及长期交友的邱菽园、徐季钧、力昌等人多有科举功名，耳濡目染之下，林文庆的汉语造诣颇深，并通数种方言和外语，热衷于海外华文教育和传播中国文化，曾撰写翻译《孔教大纲》《李鸿章杂志》《离骚》《从儒学立场看世界大战》《中国内部的危机》《新中国》等著述。[16]其英译汉籍还得到英国汉学家的赞誉。[17]他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话，谈到自己与国学研究的关系及态度：

鄙人于十余年前，因北京政府召集医学会议，曾在北京，一次在会议席上，一般人对于医学名辞，多用洋文，将中国固有名辞，完全废弃，不禁生无限感慨。因念中国数千年来固有文字，竟衰替一至于此，真是令人痛心切齿。未几适陈嘉庚先生请鄙人来长本校，鄙人即询其将来对于本校之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陈先生即答以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故鄙人来校之后，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此次特组织国学研究院，聘请国内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一方则调查民间风俗言语习惯等。因我国各省言语不同，如就南方而论，闽有闽语，粤有粤语，甚且县与县殊，乡与乡异，民间动作，因之隔阂甚多。苟不统一，使之一致，将来必致四分五裂，其危险有不可言喻者矣。[18]

认识相当到位。依据厦门大学《组织系统一览表》和《国学研究院章程·组织大纲》，国学院与大学部、高等学术研究院平行，置于校长办、评议会、行政会议之下，本、预科、各处及各委员会之上，院长由大学校长亲自兼任。而且林文庆不仅挂名而已，他出席了国学院的筹备会、成立会等历次重要会议，担任国学院新设的国学会会长，并主持国学院每月一次的公开学术讲演。[19]指其尊孔，固然言之有据，责其忽视国学，则是冤屈。陈嘉庚在经营失利的情况下不得已削减经费，并非故意为难国学院。况且，按照鲁迅批评国学研究的一贯观点，重视理科及其他有用的新兴社会人文学科也是顺理成章。在五四新文化提倡科学的思潮鼓动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所发展，厦门大学的科学，并不仅仅落实在整理国故一点。在这方面，国学院内相互冲突的各派几乎一致对外，为了学科的发展合情合理，但与校方及理科的矛盾充其量只是利益难以协调，非要在校院双方分出个是非对错，恐怕就有些强词夺理了。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研究，除主流派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外，意见颇为分歧。或坚持保存国粹，或要求弃旧从新，或主张舍己从人。大体而言，陈源和鲁迅都不赞成甚至反对过于重视国学研究，而主张研究科学[20]，与顾颉刚的以学问为主业、视国学为科学的一部分大有分别。厦门大学当局虽然追随时流，响应南北国立各校设国学研究院，却并非单从保存国粹一面立论。该校国文系原聘有国学大家陈衍为教授，与东南大学、无锡国学专修馆等主张保存国粹的机构和学者保持密切联系。1925年，该校部分教员学生“因国学沦亡，斯文道丧，特与海内闻人组织国学专刊社，以整理国故，发扬文化为己任”，先后入社者达50余人，由陈衍为主任，叶长青为社长，叶培元为经理。其宣言称：“疋音不作，国闻陵夷，浅学者方以国学为艰深，为无庸，从而宰割之，魄鄙之，狂妄者资以煽惑，俾快厥肌，其势日千里，其害甚于洪水猛兽。”[21]陈衍于1925年10月告假，后又辞职回里，其高足叶长青也移席金陵大学，稍后厦大筹建国学研究院，并未延续其所开辟的路径，而是选择了代表学术新潮的北京大学国学门作为趋向，这不能不说厦大校方的见识自有其过人之处。

此外，指责理科侵入国学院，如刘树杞担任国学院顾问，一般而言当然不合规矩。但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发端，并非由北京大学诸人南下开始。早在1925年年底，该校就成立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由林文庆任主席，担任委员的有教育系主任孙贵定、预科主任徐声金、商科主任陈灿、文科及法科主任黄开宗、理科主任刘树杞、植物系主任钟心煊，以及理科的秉志、文科的毛常、王振先、涂开舆、陈定谟、缪子才、龚惕庵和外籍教师戴密微。[22]12月19、20两日，总委员会连续开会，修订国学研究院章程。

根据1926年1月2日公布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该院为“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而设，其研究目标，既包括“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也包括“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拓之本及属于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并以后者为首要。为此，该院分设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等）、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研究等14组。[23]

由此可见，包括理科在内的其他学科不仅一开始就参与厦大国学院的组织，而且实际分担研究领域。国学研究并非北大南下同人的专利。秉志等人“平日以为在中国大学领导学生，必须各门学科皆精通，斯能为广大教主，故对于动物学中之各部门如解剖学、生理学、分类学、遗传学皆有甚深之造诣。涉猎所及，如英国文学与哲学，亦皆有心得”。[24]理科过问国学院事务，即使不是言之成理，至少也算师出有名。

[1] 《鲁迅全集》第11卷，163页。

[2] 参见《林语堂自传》，9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林语堂：《忆鲁迅》，《无所不谈合集》，台北，开明书店，1985。林语堂称：“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

[3] 《鲁迅全集》第11卷，170页。

[4] 《鲁迅全集》第11卷，169页。

[5] 参见拙文《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3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6] 《动物学教授秉志博士略历》，《厦门大学周刊》第123期，1925年10月17日。

[7] 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1929年5月21日《丁文江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14页。

[9] 胡适：《南游杂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6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其余三位是：数学家姜蒋佐，地质学家翁文灏、李四光。

[10]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3月28日。

[11] 参见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傅吾康著，胡隽吟译：《德国青年汉学家》，胡隽吟译编：《国难时期（1933至1944年）德国学术论文选译》，胡隽吟1981年香港版。

[12] 《鲁迅全集》第11卷，523页。

[1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70、210、266页。

[14] 万平近：《林语堂评传》，69～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刘炎生：《林语堂评传》，63～6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15] 程光裕：《林文庆》，《常溪集》，2030～2048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

[16] 《本校教职员著述之调查》，《厦门大学周刊》第257期，1931年4月25日。

[17] 陈民：《林文庆》，宗志文、朱信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3卷，387～3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门大学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19] 《附设国学会简章》，《厦门大学周刊》第165期，1926年12月2日；《国学院学术讲演》，《厦门大学周刊》第164期，1926年11月20日。

[20] 1927年，陈源在整理国故运动引起争议时曾公开表态：其一，“对于‘整理国故’这个勾当，压根儿就不赞成”。其二，“现在还没有到‘整理国故’的时候”。其三，“现在的国故学者十九还不配去整理国故”。（《整理国故与‘打鬼’》附录一《西滢跋语》，《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鲁迅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他批评“学衡”派以“昌明国粹”抵制新文化运动，嘲笑京沪两地新旧各派“假的国学家”，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也有所讥讽，针对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列国学书目的做法，主张少或不看中国书。但他与北大国学门有所联系，收看寄赠的《国学季刊》，并为该刊设计封面，不反对王国维那样的“真的国学家”，参与1924年西北大学以国学为主题的暑期学校讲演，又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职，绝非一概否认新国学。

[21] 《国学专刊出世之先声》，《厦门大学周刊》第137期，1926年1月23日。

[22] 《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厦门大学周刊》第132期，1925年12月19日。

[23] 《厦门大学周刊》第134、135期，1926年1月2、9日。

[24] 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