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院的主干班底，几乎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其矛盾冲突的核心，也基本因缘这一人脉关系而来。

1926年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加紧迫害进步知识界，五四以来一直是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不安于位，纷纷走避。新设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因为曾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兼职的林语堂移席厦大，担任文科主任，欲吸引人才以壮声势，趁机联络，结果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的一批北大出身者联袂南下。厦门大学公布的国学院首批新聘教职员中，林语堂、沈兼士分别担任总秘书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树人、顾颉刚、张星烺，考古学导师林万里，陈列部干事黄坚，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图书部干事陈乃乾，英文编辑潘家洵，编辑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后二人外，其余均出身北大，直接与北大国学门有渊源者就有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容肇祖、丁山等五人。[1]

人脉转移，矛盾随之。刚刚半年，厦大国学院就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宣告解体。其中的要因，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在其书信日记中记载和抨击较多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所谓“现代评论”派。相当长的时期内，循着以鲁迅为中轴线解释历史的框架，一方的陈述不仅是历史的证言，还几乎成了定案的判词。尤其是在顾颉刚的背后牵扯上胡适这一条线，更演变成阶级与路线的生死之争。近20余年来，随着观念的改变和研究的深入，认识从两方面发生变化。

其一，对胡适的研究趋于客观，进而重新检讨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分歧谈论较多，对他们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评介不足；而在指出他们分歧的时候，对于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又缺乏过细的分析”。论证两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关系较好，互相敬重。此后因政治观点相左，才逐渐疏离直到对立。[2]

其二，重新肯定顾颉刚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并具体分析他与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早在1978年，汪毅夫就撰文指出所谓厦大的“现代评论”派势力，“组织上既不属于现代评论派，思想倾向上亦不如该派之强烈”。顾颉刚虽然自称佩服胡适、陈源，“组织上却属于《语丝》派，是《语丝》的十六名撰稿人之一，同现代评论派毕竟有所区别”。[3]

近年顾潮所著《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依据顾氏遗留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深入剖析了顾颉刚与鲁迅结怨的前因后果。原来北京大学因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为了争夺权利，教授会分为英美、法日两大派系，经常彼此明争暗斗。胡适、陈源等是英美派的中坚，浙江籍的三沈二马则是法日派的骨干。周氏兄弟属于法日派，顾颉刚虽然身份上超然物外，职位却介乎其间，不免两面不讨好，得咎了法日派。由于在北大时期的宿怨，加上鲁迅听说顾颉刚推重与自己矛盾极深的陈源，以及两人在待人处世和治学风格方面的诸多差异，共事于弹丸之地，人脉上又继续北大国文系的矛盾纠葛，鲁迅还缺乏容忍精神，冲突在所难免。[4]

依据上述分析，厦门大学国学院冲突很难被视为有意义的思想政治斗争，至多不过是以派系矛盾为背景的个人恩怨。相对而言，这样的看法较从前上纲上线的夸大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新的解释仍存在若干不尽不实之处。首先是关于具体史实的指认，一些人意识到突出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既不可能提到思想政治斗争的高度，反而有损于鲁迅的形象，或者从为顾颉刚开脱的愿望出发，都试图将鲁、顾矛盾降到次要位置。此说亦有所本，据说1927年1月初鲁迅辞职风声传出，校长林文庆为推脱责任，向外宣称鲁迅之行系由国学院内部分为胡适派与鲁迅派相互冲突之故，为媒体所揭载。为此，国学院开会质问林文庆，鲁迅、顾颉刚、林语堂、陈万里、章廷谦等人还亲赴报社，否认其事。报社为此道歉，并刊登更正启事。[5]其实，当事双方对于彼此过节均心知肚明，耿耿于怀。鲁迅坦言：“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人物的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6]所谓“秘”，主要是对外，与许广平等人的通信中，即直言不讳。

顾颉刚开始对双方矛盾的反应似不如鲁迅那样强烈，但也绝非懵然无知或视而不见。目前所见顾氏对有关事情的直接记载，几乎都在鲁迅离校之后。1927年2月2日，顾颉刚致函胡适，告以厦门大学风潮情形，仍尊称“鲁迅先生”，而强调与刘树杞的矛盾，给人以北大同人一致对外之感，只是对后到厦门的章廷谦“大肆挑拨”公然表示厌恶，斥为“此等小人”。[7]其实，如果“川岛”背后没有鲁迅的关系，绝无动摇顾颉刚地位的能量，也不会引起后者的注意。顾对此心中有数，所以后来他告诉胡适：“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8]可见前此虽仅指名川岛，仍然包括鲁迅，只是顾、鲁二人至此尚未公开翻脸。

3月1日，顾颉刚接到傅斯年从广州中山大学寄来的快信，邀其前往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因厦大国学院已于2月中旬停办，考虑今后去向，拟接受邀请，而与鲁迅的关系，是其权衡进退取舍的重要因素。他以为：“我性长于研究，他（鲁迅）性长于创作，各适其适，不相过问可已。”虽然有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的过节，仍觉得可以相安无事。不料担任中大教务主任的鲁迅得知此事，力加反对，“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傅斯年电告：“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月薪三百，函详。”[9]顾因故未收到傅的来函，只身赴粤观看情形，结果鲁迅立即辞职，引发新的一轮风波。顾颉刚知道鲁迅对自己衔恨过于对章士钊，遂不再掩饰两人的矛盾，不仅向胡适陈述彼此交恶的过程，而且抱怨道：“我真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0]已经不再顾全面子和风度了。

鲁迅何以对顾颉刚抱有成见，以及为何将顾视为“现代评论”派，现行解释仍有不如人意之处。这时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虽然疏离，但尚未破裂，内心的嗤之以鼻还不至于形于言表。在“现代评论派”中，此前真正与鲁迅结怨的，是闲话专家陈源。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波，陈源与鲁迅针锋相对，相互笔战，尤其是后来公开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犯了学界的大忌。疑心甚重又嫉恶如仇的鲁迅对此当然不能容忍。陈源的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鲁迅的反应相当强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反驳。

据顾潮说，当时有人认为鲁迅参考盐谷温的书而未注明，有抄袭之嫌，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陈公布此事，遂使鲁迅与顾颉刚结怨。[11]而胡适的讲法，陈源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12]顾不通日文，其说当不如留日出身又治文学史的张凤举见信于人，也不会是始作俑者。鲁迅自称有关的“流言”早已听说，“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13]这种口头流言在学界内部似已传播开来，顾颉刚或为传言者之一。至于鲁迅是否知道顾颉刚的态度，则无明确证据，鲁迅本人关于此事的言论，始终未提及顾的名字。收录《不是信》的《华盖集续编》编定于1926年10月中旬，这时鲁迅对顾已生恶感，如果他知道前此剽窃公案的传言以顾为祸首，肯定不会置若罔闻，善罢甘休。

“语丝”与“现代评论”派不和，胡适当然是知情人，却并未介入鲁迅与陈源之间的冲突，直到1926年5月24日，他才从天津致函二人及周作人，对论战各方进行劝解和批评。他深知虽然“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但“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劝告各位不要自相猜疑、残害、践踏，引导青年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应该共同对付前面的公敌。[14]后来他还劝陈源写篇短文，为鲁迅洗刷明白盐谷一案。

胡适的信是否寄或带或转交到鲁迅处，无从查考，鲁迅日记中找不到有关记录，其他文字也不见提及。[15]不过，虽然这时胡适仍称鲁迅为“我的朋友”，但作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鲁迅显然已经不把胡适看成同道。有学者指出，从1926年1月起，鲁迅已在著述中公开点名批评胡适。[16]只是对外还有所分别，关于厦门大学的“现代评论”派，除了给许广平的信牵连到胡适外，对许寿裳、章廷谦等则仅指名陈源。

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虽然渊源于北京大学，其实二者均不属于北大对立竞逐的两派，至少不是其中的骨干。鲁迅根本否认自己是北大派，更不承认为某籍某系。顾颉刚虽是胡适的学生，但在北大时尚属人微言轻，亦不能跻身英美派的行列。鲁迅将原属于“语丝”的顾氏目为“现代评论”派，别有原因。其一，鲁迅听说顾颉刚声称只佩服胡适、陈源。顾颉刚因为与胡适关系较深，在北大派系之争中，被留日出身的浙江籍太炎门生视为异类。顾对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亦无好感。鲁迅虽然并非北大派直系，同门交友毕竟与之关系密切，大概也风闻一二闲言碎语，对顾印象不佳。同时，顾在“语丝”派中，学问兴趣（如民俗学）及做事风格似与周作人更易接近，而后者与鲁迅已经反目成仇，并在1925—1926年间与鲁迅展开笔战。

其二，顾颉刚宣称“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与陈源等人的见解一致，得到后者的大力推崇，而与鲁迅的主张背道而驰。顾对其主张身体力行，他虽属“语丝”，却参与“现代评论社”的宴请和陈源、凌叔华的婚礼，并受陈源之邀，在《现代评论》发表有关古史的文章。[17]尤其是1926年上半年，顾颉刚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瞎子断匾的一例——静女》（第3卷第63期，1926年2月20日）、《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第3卷第75—77期，1926年5月15—29日）、《杨惠之塑像续记》（第4卷第82期，1926年7月3日）、《孟姜女的故事》（二周年增刊》等文章，与陈源势同水火的鲁迅如何感觉，可想而知。顾到厦门大学后，继续贯彻初衷，与鲁迅的冲突在所难免。

其三，陈源、胡适等人对顾颉刚评价甚高，对鲁迅有所刺激。1925年年底年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强调研究国故的必要。陈源虽然认为作为新文学运动代表的胡适研究国故有负面影响，对顾颉刚的主张却“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18]尤其是1926年6月《古史辨》第1册出版，陈源、胡适均给予极高赞誉，使其声望地位迅速飙升。当该书尚在印刷之际，陈源就在《现代评论》予以大力表彰，将其列入“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之中（实际开列了11部），也是学术方面的唯一著作。与之并列的其他著作为：胡适的《胡适文存》（新文学、中国文学史）、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思想）、郁达夫的《沉沦》和鲁迅的《呐喊》（短篇小说）、郭沫若的《女神》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新诗）、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戏剧）、杨振声的《玉君》（长篇小说）、冰心的《超人》（儿童文学）、白薇的《丽琳》（诗剧）。

顾、鲁虽然同在被推举点评之列，措辞却明显有别。对于《古史辨》，陈源认为其“价值是不容易推崇过分的。他用了无畏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几千年来的糊涂账，不多几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路，寻到了许多大漏洞”。至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则多数还是“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只有阿Q是生动活泼的典型，将来大约会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的不朽。同时陈源还注明：“我不能因为我不尊重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19]态度大有保留。

是年7月，胡适在赴欧途中撰文《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认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是文也由《现代评论》刊载（第4卷第91期，1926年9月4日）。顾颉刚因为这些褒奖，学术地位骤然升高，在厦门大学与鲁迅平起平坐，连旧日的同道同乡亦不免侧目。鲁迅在厦门期间显然关注《现代评论》对于自己和顾的种种议论，很容易将后者视为《现代评论》派的同人。[20]

其四，顾虽然自称“本来怕管事”，但为人又“颇有些掮木梢的勇气，不作事则已，一作事则必全力为之，这便是使得同侪讨厌的一件事”。[21]作事便要聚人，与当局交涉，并且加紧出成果。他指鲁迅为“名士派”，称厦大国学院“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22]，这自然使本来多疑的鲁迅更加警觉，认为“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23]受到压力的鲁迅指责顾颉刚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营植排挤。而这也是顾颉刚后来在广州与傅斯年闹僵的重要原因。

凡此种种，都使得鲁迅在编辑与“现代评论”派论争的文集的同时，一方面回味着斗争的余韵，一方面感觉到新的刺激，将现时的冲突视为过去一轮斗争的延续。在某些方面与“现代评论”派有所共鸣的顾颉刚，实际上成为替罪羔羊，做了鲁迅正义神坛上的牺牲。

[1] 《新聘教职员略历》，《厦门大学周刊》第156、157期，1926年9月25日、10月2日。

[2] 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耿云志、闻黎明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347～36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3] 《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福建师大学报》，1978（3）。

[4]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97～116页。

[5]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35～136页。

[6] 《鲁迅全集》第11卷，5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2—427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9页。

[9]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06～113页；《顾颉刚年谱》，138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30页。

[11]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03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39页。张定璜于《现代评论》第1卷第7、8期（1925年1月24、31日）连载题为《鲁迅先生》的文章，评其小说《呐喊》。

[13] 《鲁迅全集》第3卷，167～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陈源曾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发表《剽窃与抄袭》一文，批评著述界盛行此风。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77～380页。

[15] 或以为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即包含对胡适的答复（周启付：《鲁迅与胡适》，宋庆龄基金会、西北大学主办：《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实则该文先于胡适函半年发表。鲁迅一直抨击“现代评论”派貌似公正的君子之风，当也包括胡适的风格与主张，但具体所指还是陈源。

[16] 周启付：《鲁迅与胡适》，《鲁迅研究年刊》1990年号。

[17] 顾颉刚先后在《现代评论》发表《古史研究法》（第1卷第10期，1925年2月14日）、《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第1卷第19、23、24期，1925年4月18日—5月23日）。顾在《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中明言：“西滢先生来信急索文艺的稿子。”

[18] 《再论线装书》，吴福辉编：《西滢闲话》，228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

[19] 《西滢闲话》，260～261页。除《古史辨》外，陈源对其余各人及其著作多有保留。连胡适对陈源单取《文存》而不取《哲学史》，也感到难以接受。

[20] 厦门虽然比较闭塞，“《现代评论》倒是寄卖处很多”（《鲁迅全集》第11卷527页）。

[21] 顾颉刚1927年2月20日致冯友兰信、1929年7月28日致戴季陶、朱家骅信，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06、125页。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30页。

[23] 《鲁迅全集》第11卷，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