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就事件本身而言或许并无深刻的实质意义，但放宽眼界，此事背后则蕴含着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重要转折。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确是当时中国学人面对的一大难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新思想、新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政治与学术相混合的产物。因而不同派系和观念的人物可以组合到一起。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矛盾的发展，认识的歧异自然而然地变得难以协调，离异甚至分裂在所难免。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要是北京大学的一批学者，其内部大致可分两派，一是民初尤其是蔡元培长校以来逐渐取代桐城派而兴的太炎门生，一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进。后来陈、李二人脱离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后一派的代表。双方对于学术和政治的看法互有异同，在面对校内外反对势力时还能一致对外，但在许多问题上不仅存在分歧，而且时有冲突，甚至各派内部（尤其是后一派）意见也不统一。由此演变而来的北京大学内部的党派纠葛，如法日派与英美派、“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浙籍与他省等，相互缠绕，异常复杂，令不少学人将任教北大视为畏途。

在籍在系的鲁迅，只是北大的讲师，严格说来，并非北大派的正牌。不过他与陈源的冲突，确实反映了北大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对于鲁迅、陈源、周作人之间“深仇也似”的笔战，尽管胡适宁可相信各自动机的“正谊”，仍直言离题越来越远，是无意义的无头官司，是减损自己的光和热的自相猜疑，自相残害。他呼吁论战各方：“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1]鲁迅虽然没有公开批驳胡适，对于诸如此类的论调绝对不以为然。从他对林语堂、周作人、陈源等人的尖锐抨击与讽刺，可以想见胡适的主张必然在其锋芒所向的范围之内，也是属于正人君子的假面。

历史的进程似乎印证了鲁迅的正确，换一个角度看，鲁迅的坚决和彻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日益激化的反映。在此背景下，新文化派被迫离开生息已久的北京，一年后，南方原本联合北伐的革命阵营大分裂，而鲁迅的坚决对敌被视为革命者应当具有的立场和精神。不过，这几年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冲突的激化，并非常态，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斗争偏离了民主革命的轨道或超越其范围，将敌我友的划分带入极限。而且鲁迅直接攻击的对象，与公认的敌人之间还存在许多曲折。其毫不留情固然体现了鲁迅的性格，但所抨击者究竟是敌或友，立场转移之间，看法就有很大的分别。应当说，与鲁迅论战的各方，总体上还是同一战壕中分离的派系，维系统一战线仍是上策，尽管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披露厦门大学国学院冲突内幕较多的《两地书》出版后，朱自清读完，“觉无多意义”，“鲁骂人甚多，朱老夫子、朱山根（顾颉刚）、田千顷（陈万里）、白果皆被骂及；连伏老也不免被损了若干次”。[2]鲁迅抨击陈源，背后还有章士钊的影子，与顾颉刚势不两立，作为个人恩怨倒也情有可原，作为路线标的，则至少有扩大化之嫌。而导致扩大的原因，除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新仇，也不免夹杂“某籍某系”的宿怨。在那样一个今是而昨非的日新月异的时代，相比于新派，太炎门生已有落伍之感，从旧营垒中杀出的鲁迅超越新派而走向更加激进，人脉联系却不免受旧的牵制，他对同籍同系的同情理解，显然较别派要宽容得多。后来他再次北上，对于包括三沈二马（除马幼渔、沈兼士外）在内的旧日同道纷纷与“现代评论”派同流合污的态度，便是失望多于谴责。而在厦大时鲁迅虽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仍视国民党为新潮，与顾颉刚“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组织的政党，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3]并无二致。

从学术的角度看，双方的分歧更加难以调和，同时也处处透露仍是以往矛盾的扩大。对于胡适、陈源等极力推崇的顾颉刚的《古史辨》，鲁迅不以为然，全盘抹杀其思想和学术意义，极力讽刺挖苦，确有意气用事的一面。以“整理国故”为号召的新国学研究，虽然在国内往往被激进派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倒退，国际上的反应却相当积极。[4]在外国人的眼中，它是文化更新的象征，所体现出来的“打鬼”精神，从根本上动摇着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根基。所以，整理国故不仅是在文学革命、思想改革之后继续新文化运动，更是将精神文化的更新引向深层。作为整理国故的重要产品，《古史辨》一方面对中国古史乃至整个学术造成革命性震动，另一方面对青年心理发生大的影响。

现代中国学术的转承，就主流而言的关键时期即在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间宗旨和人脉的过渡，便是顾颉刚亲历其事并担任重要角色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国学院继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宗旨，正如顾颉刚为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所写《缘起》指出的：“我们知道如果不能了解现代的社会，那么所讲的古代社会便完全是梦呓。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5]依照陈以爱女士的理解，所谓掘地与旅行，也就是考古发掘和风俗调查。为此，厦大国学院成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

顾颉刚专治古史，虽然不赞成排斥载籍的偏向，却重视考古发掘无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在民俗学的推广方面，顾颉刚的南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当时民俗学运动的重要领导。与同时期的新国学各研究机构相比，为时不久的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学术成就固然赶不上北大和清华，却不逊色于齐鲁、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和东南大学国学院，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如果说史语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史学”的正式诞生，前此的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正是催产的重要阶段。其中顾颉刚的作用相当关键，可谓中国新史学的助产士。而鲁迅在这方面的表现和贡献则不尽人意。他本来对于国学研究基本持异议，迫于形势，碍于友谊，勉强屈身，内心对国学院的事务并不热心，对顾颉刚在厦大和中大期间征求家谱县志等新史学要项的工作嗤之以鼻[6]，双方不断发生摩擦，使本来有限的趋新学术力量不能携手并进，客观上使进行中的学术转化难以顺利实现。

不过，鲁迅反对疑古辨伪，并不纯粹出于派系之争的私心。在这方面，胡适等人与北大的太炎门生存在重大分歧，只是双方开始还能求同存异，彼此相轻的议论都在背后。后来则分歧公开化，以至于最终分道扬镳。

早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之初，“代表全体”草拟《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胡适就因“不由我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写起来“颇费周折”。所拟宣言既表达了肯定清学成绩，运用西学眼光来理解及重建国学的共识，又隐讳了多数太炎门生不以为然或持保留态度的疑古和评判国故是非的两大分歧。[7]鲁迅对《古史辨》冷嘲热讽，指其“有破坏而无建设”[8]，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太炎门生对于疑古的心非。而且双方分歧的关键还不止于疑古一点。后来鲁迅对台静农论及郑振铎，指出自己与胡适治学方法的根本不同：

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9]

那些“恃孤本秘籍”之类的著作，他认为只是抄撮史料而无史识。所指责“‘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10]，与此密切相关。这背后显然也有太炎门派的观念。后来章太炎曾回答访客的提问：“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11]无根即是浅薄。所谓浅薄，包括学行两面。以学而论，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体属于“悬问题以觅材料”的发现主义，而在太炎学派看来，“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12]，即王国维所说读书以发现问题，才是治学的正道。[13]读书为博通之基，找材料则难免偏窄之弊，其间的差异，正是学问的深浅之别。

胡适、顾颉刚等人早年治学，多先立论，再补充材料，本末倒置，确有悬问题以觅材料之嫌，所鼓吹的疑古辨伪即不免看朱成碧之讥。但他们看来，却是学术上推陈出新的必由之路。如果说近代思想领域的革故鼎新往往拉孔子为今人的垫背，在学术界，破旧的矛头却一定指向依然得势的权威。浙派的宗师章太炎，自然在目标之列。顾颉刚即坦言不会以“排挤鲁迅们来成全自己”，因为后者还不够格。“我岂无争胜之心，但我的争胜之心要向将来可以胜过而现在尚难望其项背的人来发施。例如前十年的对于太炎先生，近来的对于静安先生。我要同他们争胜，……要达到我的争胜之心，要创造出些新事务。”[14]其创新不仅限于提出新的观点，而且要在受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造成“知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15]

这种根本改变的最彻底和直截了当的表述，便是傅斯年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篇被许多人视为新史学宣言的文章，有关本篇宏旨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点名批评“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二是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要“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不做读书的人，“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6]尽管这时顾颉刚与傅斯年的关系已经破裂，此文仍然可以视为胡适一派学术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此之前，顾、傅二人的学术见识相当一致，以至于出自顾颉刚手笔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被同时代的董作宾误认为傅斯年的作品。两人分手出于对史语所的工作设想不一致，细究其不一致之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有所体现，如关于宗旨负面的三点，即反对国故的观念，反对疏通，反对普及。但该文代表全体筹备员发言，正面表述的各点，仍在史语所兼职的顾颉刚并未表示反对。

中研院史语所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位置，毋庸置疑，新史学也的确开辟了一代风气。然而，由此而来的学术研究日益走向窄而偏的趋向，导致中国学术整体上陷入舍己从人的狭境，所滋生的流弊贻害匪浅。厦门大学国学院中鲁迅与顾颉刚的合作与分歧，学术方面恰好反映了胡适派与太炎派的异同消长。如果当年双方能够相互取长补短，中国学术的发展或者可以进入“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7]的相反而适相成的良性循环。可惜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容学者雍容应对，在彼此冲突中各执一端，偏离了应有的正轨。其中的无奈，令人痛惜之余，值得深刻反省。

[1]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74～375页。

[2]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20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6页。

[4] 参见拙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

[5] 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134页。

[6] 《鲁迅全集》第11卷，545页。

[7] 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226～253页。

[8] 《鲁迅全集》第12卷，477页。

[9] 《鲁迅全集》第12卷，102页。

[10] 《鲁迅全集》第11卷，187页。

[11] 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570页。

[12] 《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421页。

[13] 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16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4] 1927年7月4日致叶圣陶，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14～115页。

[15]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

[16]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1页。

[1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