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来华十分推崇陈垣，但前此两人只不过是文字之交，而且其间存在常人所谓过节。因此伯希和的评语除了就学术论学术的公道外，或许还包含对陈垣学行的敬重。

陈垣治学自称是土法上马，其实在西学压倒中学以及胡适等人鼓吹科学方法的世风影响下，对于西洋汉学的治学方法历来怀有景仰之心。而这种心境的另外一面，即蕴含与国际汉学界的争胜之意。近代中国，“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1]尤其是有关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学术，渐为东西两洋同道驾而上之，令不少中国学人引为奇耻。陈垣至少是其中感受最强、反弹最烈者之一。他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2]

自20世纪20年代起，此话陈垣在不同场合对许多有志于学术的朋友门生反复讲过。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亲会，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对在座的郑天挺影响至深。[3]1928年，翁独健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4]1929年陈述听陈垣在北师大讲课，其间也特别谈到：“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5]陈垣的这一番话，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他的许多学生及再传弟子都响应其号召，在史学的各方面勤奋钻研，以求接近、赶上或超过法国、日本。

仔细比较各人的记述，大同之下，存有小异。其一，陈垣心目中日本汉学研究的中心在东京还是京都（即西京）？胡适记为西京，而郑、翁、陈均记为东京。依据当时情形，似以京都说更加近真。日本的中国学界，东京的“东洋学”派与京都的“支那学”派历来不和，治学途径也有分别，前者重四裔，后者重本部。照陈寅恪的看法，“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6]其实他对东洋学派的西学亦不以为然。1936年1月30日他复函陈述，就其询问有关契丹史问题言及东洋学派的开山白鸟库吉的学问，认为：

白鸟之著作，一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缘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7]

与陈垣关系最近的桑原骘藏，虽然治学方法接近东洋学派，毕竟是京都学派的要角。讲蒙元史注重东京还在情理之中，若以东京为日本汉学中心，则与当时中国学人的公论相去太远。胡适的学问不得京都学派好评，知识结构却易于理解陈垣的意思，反应显然较几位入门不久的后进来得准确。

其二，在陈垣看来，日本究竟是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的中心，还是尚在争夺过程之中？20世纪前半叶，巴黎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中心，日本的东西两京急起直追，进展神速，但还无法动摇巴黎的中心地位。陈垣的本意，最终目的当然是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而阶段性目标，则应是与从政治军事到学术文化各方面的野心日益明显的东邻日本竞争。所以他每收到日本寄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论著，就感到无异一颗炸弹扔到自己的书桌上。[8]他希望中国的各行各业努力与日本竞争，“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9]与日本争，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尤其具有紧迫性。1929年5月，陈垣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演讲《中国史料急待整理》，认为“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10]致力于学术，已经成为救亡图存的有机部分。

陈垣欲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的志向，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不乏同道。傅斯年即为其中典型代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白宣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且对于中国人坐看丰富的学问的原料毁坏亡失，被欧洲人或搬或偷，以及“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的状况“着实不满”、“着实不服气”。[11]为了后来居上，“以分异国造诣之隆”[12]，傅斯年聚合了一批由留洋学者组成的新军，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陈垣。为了争取陈垣加盟，傅斯年写了据说是他最客气的信，表达对陈垣的仰慕之情外，特意提出：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13]

尽管陈垣对傅的主张不见得全盘接受，一些方面还有明显分歧，因此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受聘为特约研究员，显示在主要方面志同道合。如果说1917年至1937年陈垣主要“致力于确立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14]，加入史语所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从此由个人努力变为集体的有组织行动。

[1] 约1932年12月15日孙楷第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页。

[2]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

[3] 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郑天挺不止一次忆及此事，其《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称：“一九二一年在北大的一次集会上，曾听陈老师说过：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到北京。”时间明确而地点不详。自述则指明地点在龙树寺，因而有学者确定为1921年秋的国学门集会（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22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但北大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11月，当年及次年均未举行恳亲会。其首届恳亲会举办于1923年9月30日，地点在龙树寺抱冰堂。1924年6月15日举行第二次恳亲会，地点在宣外达智桥松筠庵。1925年第三次恳亲会，在北海濠濮间（《本学门第三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4] 《光明日报》，1978年3月11日。此说的另一版本见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大学一年级听陈垣先生的课，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文学家，后来日本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310页）

[5] 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纪念陈援庵老师诞辰110周年》，《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引自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308页。

[6]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7] 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3～14页。

[8] 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文献》1980年第2辑；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9]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1月。

[10] 《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

[1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12] 傅斯年：《研究员聘书稿》，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130号之1。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23页。

[13]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109号之1。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27页。有关史语所成立及其特色，参见杜正胜文。

[14] 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