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胜便不免有异同分合。陈垣以研究古教成名，也由此与伯希和结缘。尤其是关于摩尼教的研究。1923年4月，陈垣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以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摩尼教经残卷，参照其他相关史料考证宗教史。此问题及资料，沙畹、伯希和十年前已经做过研究，并在《亚洲报》发表《研究京师图书馆藏敦煌摩尼教残经》，内容与陈垣文多相类，而陈并未看过沙、伯二人的论文。此事被时人断为水准相近者用相同材料研究同一问题，其结论往往相似的典型。陈垣文后出，所引材料及探讨问题较前人详备，或认为论及此事者虽有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等数人，“具体解决者，只有陈援庵一人”。[1]伯希和看到陈垣的论文，即致函陈垣，查询有关宋元间摩尼教流入福建的情形，尤其关注耳闻已久的福州乌石山刻有二宗经、三际经的两块宋碑。[2]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先是设法坐实伯希和是否由龚易图处获得信息，继而到乌石山及其支脉的各宫观、寺庙、祠堂、宅邸及沿山石崖寻访多日，均无发现，遂断定“乌石一山实无该经石刻、木刻或经卷”。[3]此事虽无结果，却是陈垣与伯希和文字交往的发端。

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结缘，敦煌遗书是重要媒介。1924年陈垣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分辨类别，考订同异，编成目录，名《敦煌劫余录》，据说取其历劫仅存之意。1930年付梓时，陈垣自序，中有“（清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友人劝以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答称：“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4]是书1931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两年后伯希和对陈垣推崇有加，并不以“劫余”之斥为忤。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学术为天下公器和学者民族感情相辅相成的态度，成为那一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进入相对正常的发展轨道的重要基因。

陈垣与伯希和学术交往的另一领域为元史研究。清代学术，经过咸同时期大动**的冲击，到光宣时正统考据学呈现复兴之势，而研究领域有所转移，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为最流行的几种学问之一。[5]伯希和始终关注中国学者的蒙元史研究进展，并不断予以评介。[6]1933年伯氏来华，特将苏俄国家学院所藏《元秘史》影本十五卷六册分赠北平图书馆，并与陈垣谈及该本的来历。陈垣阅读一过，致函伯氏，表示“至深感谢”之外，考证此即韩泰华本，亦即鲍廷博从《永乐大典》钞出，并从刻本补写之本，希望用该本合自己所藏文廷式钞本再校一次。[7]为此，陈垣还致函陈寅恪，询问有关意见。后者答称：“《秘史》韩本前在巴黎伯君家匆匆一见，亦不知其与叶刊优劣如何也。”[8]是年夏，北平图书馆赵万里从内阁大库故纸堆中发现洪武椠本残页以及《华夷译语》。陈垣比较各本，发现《元秘史》汉译音义兼备的规律，写成《元秘史译音用字考》。[9]

后来伯希和继续注意此项研究的进展，1935年再度来华，即向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索借有关资料。而这些资料当时还在陈垣手中。为此，5月1日袁同礼致函陈垣：“前尊处借用《元秘史》、《华夷译语》、越缦堂手稿本及《新会县志》等书，如已用毕，拟请费神检出，交去人携下为感。内中有数种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10]是年5月5日、18日，伯希和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宴请，5月29日，陈垣长校的辅仁大学宴请伯希和夫妇和另一天主教中的人类学者[11]，其中一些场合陈垣理应陪座甚至作东。如果推测不谬，这当是陈垣与伯希和最后一次见面。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先被日本侵占，法国继遭纳粹德国奴役，陈垣与伯希和都经历了战争和沦陷的厄运。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伯希和即因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12]1945年11月2日，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13]。致函傅斯年，以述哀思。五天后，复接方豪来函，言及“今春马伯乐逝世集中营，晚曾为文悼念，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陈垣复函没有直接回应伯希和逝世一事，却借来函所提及的鲁实先1944年发表于《复旦学报》创刊号的《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说了一段令人神伤气沮的话：

垣老矣！恐不复能有所造述，关于天主教史及《日历》等，皆二三十年前所致力，此调不弹久矣。今得诸君子之接力，岂不甚善！[14]

据说从1946年至1948年，“三年内他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只发表过一些旧稿短文。这些短文大都是1942年写成尚未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的部分篇章。还有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给学生写的习作范文”。[15]陈垣一生治学勤奋，成果甚丰，即便沦陷期间，仍著述不辍，战后反而搁笔，个中原因，当不仅仅在于政治一面。

今人理解陈垣的学术思想变化，多依据其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其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揣摩其意，陈垣不过适应风气变化而转移，并非其史学思想的改变。所以他接着写道：“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16]对于沦陷期间应时势而作的著述，虽为报国之道，从学术角度看陈垣本人并不甚满意。1946年3月6日，分别十年的杨树达来函询问：“不知近日著书又增益多少？”陈垣答称：“询近年拙著，惟有惭愧而已。国难中曾著宗教三书：……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从今日视之，殆如梦呓耳！”[17]陈垣矢志不渝的学术志向，应仍在与东西洋中国学者争夺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战时的报国之作，似不足以担此重任，“动国际而垂久远”。[18]而战争令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学术友人的异国同好过早谢世，那种失落怅惘正如武林高手痛惜英雄！尽管有人称陈垣为“中国之桑原”[19]，其心目中的天下英雄唯使君，域外恐怕非伯希和莫属。由此看来，陈垣搁笔，与失去伯希和这样的竞争对手不无关系。

[1] 刘铭恕：《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北平晨报·思辨》1936年第40期。

[2] ［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126页。

[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63～167页。据樊守执说，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已经身故。另据伯希和《说郛考》，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百夷传》和《九夷古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6号，1932年11、12月）。此事伯氏当闻诸龚的后人。

[4]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154页。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 参见［法］伯希和：P《库蛮》《元秘史旧蒙文中之一段讹误》《评王国维遗书》等文，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

[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17～418页。

[8]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78页。是函属期“五月四日”，编者系于1935年。按陈垣用韩本校勘叶氏刻本《元秘史》在1933年，似不应两年后才与陈寅恪讨论有关问题。

[9] 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355～363页。

[10]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43页。编者属是函日期为约1933年5月1日，误。1933年伯希和来华，4月已经离开北平。1935年再度来华，才于5月访问北平。

[1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5、18、29日。

[12] 翁独健：《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1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561页。

[14]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04～305页。

[15] 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84页。

[16]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02页。

[1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65页。

[18]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55页。

[19]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