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执掌国际汉学界牛耳的一代宗师，伯希和绝不轻易赞誉同道学人。尽管他曾经说“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被不以一味考据为然的吴宓认为“殊无辨择之能力也矣”[1]，内心真正佩服的中国学者还是同辈的王国维和陈垣。所谓“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确是伯希和心口相应的写照，而非尹炎武的成见或谀词。所见“故国遗老”，如柯劭忞、傅增湘、杨钟羲、陶湘等，虽是旧学大家，在伯氏眼中不免于温故而不知新的“庸”。如柯劭忞的《新元史》，曾为他赢取素称难得的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的桂冠，伯希和在承认“有关系的材料不少”的同时，指出其“错误很多”。[2]

“当代胜流”之中，刚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资格、又与伯氏相识的胡适，“暴得大名”十余年，早已是中国学术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却似乎故意视而不见。据梁宗岱回忆：

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3]

胡适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与德国汉学大家福兰克（Otto Franke）密切相关。而伯希和对德国汉学的成就评价不高。1926年10月26日，他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演讲时，公开批评“德国科学甚发达，而‘中国学’殊不如人”。[4]福氏治学，有好博不专之名，这一看法与中国学者不谋而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聘请伯希和及德国的米勒（F.W.K.Müller）、瑞典的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为外国通信员。1930年米勒去世，有人建议聘请福兰克，陈寅恪反对说：“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5]能够从相当水平上有此认识的外界，伯希和无疑首屈一指。

另一位中国学术界的重镇是新旧各方公认的读书种子陈寅恪，他亦与伯氏有过交往，留欧期间，由王国维介绍，登门拜访过伯希和。[6]陈垣欲与伯希和联系，还找陈寅恪索取通信地址。[7]1931年吴宓在巴黎拜会伯希和，开始并不投机，“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习气。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8]则伯氏对陈寅恪不无印象。不过，陈寅恪当时的著述主要追寻欧洲东方学的路径，欲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9]而这方面虽然在国内足以傲视群雄，却不易领先于异国同道。目前所见伯希和对陈寅恪的明确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末推荐其担任牛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一职。伯氏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10]

伯希和此行就中国学术界所做评点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转向似有潜在的影响作用。关于国际学术界对陈垣学术成就的看法，1930年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只是泛泛论道：“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11]1935年为陈垣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即明确指出：“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12]此即为实事，而非泛指，其间伯希和的评点应是所依据的本事。

1942年，陈寅恪为朱延丰《突厥通考》作序，公开声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13]所以要“捐弃故技”，回到禹域之内，客观条件限制外，以伯希和为代表的国际汉学界的态度当起重要作用。

伯希和的看法与中国学人的公意不谋而合。有人引述：“记得傅斯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世界型学者。他所说的两个学者，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陈垣。”[14]这一从意思到用词几乎与伯希和完全相同的评语，显然并非单纯模仿后者而来。1928年，傅斯年为筹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事致函陈垣，以陈与王国维相比，称颂：“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15]此言出自心高气傲的傅斯年，的确是发自内心。

1932年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新派，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

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时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16]1934年尹炎武在南京邂逅黄侃和朱希祖，“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闻者无异辞”。[17]由此可见，公开以陈垣为中国学术首座，虽由伯希和一人之口宣示一己之见，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学术界的公意。

[1]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

[2] 伯希和：《库蛮》，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2编，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413～41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4]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6日。

[5] 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4号之35，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29页。

[6]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

[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75页。

[8]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关于吴宓拜访伯希和事，199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所引吴宓日记，与后来的正式版本有不少差别，如两人谈到《学衡》杂志，“彼疑《学衡》已停，宓告以未”，“又言及静安先生及陈寅恪兄，彼对宓乃敬礼有加，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末后，彼询寅恪兄住址，宓具以告”。文字与日记出入甚大，有的内容日记根本没有。见面时间，日记为1931年2月24日，《吴宓与陈寅恪》则为2月25日。

[9]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3页。原载193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

[10] 牛津大学档案，CP/1，File 1，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3）。

[11]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3页。

[12]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6页。

[13]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3页。

[14] 饶芃子：《学者在呼唤“陈垣学”》，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3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1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元字109号之1，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34页。

[16]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410页。

[17]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