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致陈垣函，中谓：

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国，我公与适之、圣章、叔琦、贝大夫诸君到站送行。临发，伯翁谓人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1]

或以此事在胡适日记书信等文字中毫无蛛丝马迹，疑为子虚乌有。复因文气稍滞，可揣度为尹炎武的私意，所以值得仔细辨证。

是函标点似可略作调整，并疑有脱字（作、编者均有可能），伯希和语的引号，至少应移到“独吾陈君也”之后。该书信集收录尹炎武致陈垣函83通，均称“师”、“老”、“公”、“先生”，以其身份，当不会妄呼“陈君”，亦不至于称年长12岁、学术界群相敬重的王国维为“国维”。以情理度之，此言当出自与王国维年龄相仿（伯氏只小1岁）、地位相当，且不会严守中华礼法的伯希和之口。所以接下来的一句，也应是伯希和的意思。这从尹、伯二人与陈垣的关系以及在此前后各自的行踪可以证明。

尹炎武，字石公，江苏丹徒人，生于1889年，小陈垣9岁，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农专、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人。[2]陈垣交游甚广，左右逢源，思辨社成员与之交谊尤为深远。谭祖任加入思辨社后，该社的轮集改到位于丰盛胡同的谭宅聊园举行。[3]后来尹炎武离京，“每念高斋促膝，娓娓雅谭，风月聊园，沉沉清夜，未尝不极目苍茫，精神飞越。南北相望，想同之也。夫以博雅闳深之学，精密湛邃之思，肴和百家，委怀乙部，冷交易集，起冬至而消寒，版本搜奇，汲修绠之供给。左揽绩溪之奇侅，右瞰藏园之珍秘，真率五簋，高谈娱心，横议华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寤寐不忘。”[4]

1932年年底伯希和经香港、上海到访北平，陈垣等人假座聊园，以颇负时名的谭家粤菜款待异国同好。[5]事前由陈垣出面，函邀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来往书信，有陈垣致胡适函一通：

适之先生撰席：

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为玉笙先生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亦能诗词、精鉴赏也。专此，即颂晚安。弟垣谨上。十三晚。

该函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置于年份不明类的1946—1948年间，编者注明“此信时间无可考”。陈智超编辑《陈垣来往书信集》，判定为1933年初。拙文《胡适与国际汉学界》[6]断为1933年1月13日，并据以认为胡适应邀出席了宴会。实则胡适未能出席，时间判定亦不免武断。中山大学陈寅恪纪念馆藏有“聊园春”照片一桢，署明为1933年摄，当为此次聚会的留真。照片曾经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揭载[7]，但较模糊，且仅指出伯希和、陈垣、陈寅恪等三人。据原片题识，出席者为——前排（自左至右）：陶兰泉（涉园，武进人）、杨钟羲、伯希和、柯劭忞、孟森；后排：谭瑑青、朱叔琦、杨心如、陈寅恪、尹石公、陈援庵。则尹炎武亦为亲与其事的陪客，或者此次宴请即由思辨社作东。

宴会后，尹炎武离京南下河南，其4月27日来函，是他“到汴四五十日”后写给陈垣的第一封信。因尹离京的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照情理宴请伯希和应在1月内，亦不能绝对排除2、3月的可能性。尹炎武未能亲予送行之事，有关情形当得自在京的思辨社友或其他知己。参与“聊园春”的朱叔琦，即在送行之列。

“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与此次伯希和来华的活动相吻合。早在1932年10月，中国的报刊即报道：

据可靠消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氏不日东游，先至安南，然后经香港、上海至北平。在安南居留较久，香港、上海并不久留，而在北平则亦须勾留多日云。[8]

其目的是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伯氏于1932年年底到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欢迎介绍柏氏起见，特于新年除夕前一日午后一时，在该使馆大楼，邀中法名流，作盛大欢宴”。[9]在平期间，伯希和除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外，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如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2月10日、24日，先后在燕京大学等处演讲《在华西方画家》（Western Painters in China）和新疆考古[10]，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法国公使馆以外，《北平晨报》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辅仁大学及北平学者名流，陆续有欢迎伯氏的宴会。在各种公私宴会上，伯希和会见了北平的众多耆宿新进。如1932年12月31日法国公使馆宴会上，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墍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主人法公使韦礼德，席间招待，至为殷勤。推傅增湘首座，操简单华语应酬。旋以法语致辞，介绍柏希和，希望中法学术互相答谢。客主之情，极为欢畅，一时之盛，数年未有，久为促进中法文化至可纪念之嘉会也。柏氏操华语甚流利，与傅增湘互道旧情，相与大笑。”[11]1933年1月10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公宴，“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12]1月21日辅仁大学宴请，“陪宾有法公使及傅增湘、胡适、刘复等，与本校重要教职员”。[13]2月11日留法的王了一私宴，“在座有罗莘田、王以中、刘子哲、王静如、李桂芳、刘半农、黎锦熙、冯芝生、叶石荪、刘盼遂、浦江清等，多一时之彦”。[14]几乎囊括北平故都的新旧学人。

按照原定计划，伯希和在北平的活动到2月底结束，3月初赴日本[15]，后因故推迟到3月中旬，拟在东京举行四次讲演，讲题分别为：1.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2.中国的外来诸宗教。3.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古学研究。4.关于蒙古史诸问题。[16]不过，尽管伯希和一再延期，东游计划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个中原因，一是伯氏本人的自觉，二是中国学人的情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行动，激发中国学人的抗日热忱，也引起国际同仁的义愤。伯氏虽然事先有访日计划，但当傅斯年问其“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

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17]

傅斯年是有名的“义和团学者”，民族情绪极强，所问对于伯希和亦有压力。如此一来，伯氏在华滞留便持续到4月中旬。陈垣等人前往车站送行，当在情理之中，而胡适避而不提此事，则另有难以喧诸于口的原因。

[1]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

[2]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7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30～131页。

[3] 1962年尹炎武致函陈垣所寄诗中有“若问聊园思辨社，空余惆怅望江南”句。谭字篆卿，号聊园居士（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31、104页）。

[4]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103页。

[5] 谭家菜为北京遐迩闻名的家庭菜。谭祖任为学海堂学长谭莹之孙，其父谭宗浚同治十三年榜眼，授编修，曾任四川学政，云南盐法道。谭家历来讲究膳食，曾重金聘请各地名厨。其女主人郭丽风博取众长，与粤菜结合，自成一格，海味尤胜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只供亲朋好友相互宴请。学界公宴，则客人地位必尊。如1932年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宴请章太炎，即在谭宅用粤菜（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62页）。据袁祥辅《漫谈谭家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谭家菜原址在米市胡同47号，广东南海会馆旁一小院。

[6] 《近代史研究》，1999（1）。另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5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5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8]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来平》，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读书月刊》第2卷第2号，1932年11月10日。

[9] 《东方学家柏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关于伯氏来华时间，一些资料看似为1933年初，如陈垣写成于1933年12月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称：“今年春，伯希和教授来游”（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3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实则应为上年末。1933年《北平晨报》报道亦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氏自去年抵平”（《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氏星期五在燕大讲演》，《北平晨报》1933年2月9日）。

[10]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195、200页。

[11] 《东方学家柏希和抵华 北平中法学者联欢》，《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12]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13] 《辅大欢宴伯希和》，《北平晨报》，1933年1月22日。

[1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编，195页。李桂芳似应为李方桂。

[15] 伯希和早有访日打算，1931年11月26日，他致函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告以预定明年初访日的计划不得不延期（《我が国の东方学とペリォ教授》，《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634页，京都，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58）。以后又有传闻说其1932年秋经中国访问日本（《ペリォ氏の来朝》，《史学杂志》第44编第1号，1933年1月10日）。

[16] 《ペリォ氏》，《史学杂志》第44编第3号，1933年3月10日。此消息称：伯氏原来预定3月1日到东京，但据报3月10日前不能离开北平，约于3月中旬抵东京。

[17] 傅斯年：《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2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