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后来名震海内，桃李满天下，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尊之为师。然而，这只是广义而言。严格说来，依照该院制度，可以说无一人是陈的嫡传。

清华研究院“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其课程分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后者为学生专门研究学科，共23类，即经学、小学、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上古史、东西交通史、史学研究法、中国人种考、金石学、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诸子、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佛教史、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中国音乐考。“学生报考时，即须认定上列任何一类，为来校后之专门研究，考入后不得更改。本院开学日，各教授将所担任指导范围公布，学生与导师自由交谈，就志向兴趣学力所近，于该范围择定研究题目为本学年专门研究”。[1]

考虑到教授与学生的专精和兴趣不免重复，该院章程第六项“研究方法”特规定：“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学员须自由择定教授一位，专从请业，其因题目性质，须同时兼受数位教授指导者亦可为之；但既择定之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2]由此可见，该院学生在考试前必须确定自己将入哪位先生门下受业。

清华研究院共有教授4人，讲师1人，助教3人，教授和讲师可以招生。1925年和1926年，各人所担任的指导学科如下：王国维：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赵元任：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陈寅恪：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中国人种考。[3]

据该院颁布的“选考科目表”，报考的专修学科即前引之专题研究的23类，其中经学、小学、中国上古史、金石学为王国维指导，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中国音乐考为赵元任指导，中国人种考为李济指导，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为陈寅恪指导，其余11类为梁启超指导。考试门类包括经学甲乙、小学甲乙、中国史甲乙、中国哲学甲乙、中国文学甲乙、普通语音学、声学、数学、心理学、世界史、统计学、人类学、西洋哲学、乐谱知识及英法德日等外国语（英法德又各分甲乙）。每位考生所选专修学科，均须包括6门考试科目。这些规则，从该院创立直到解散，虽然其间人事变动，却始终没有更改。[4]据统计，1925年、1926年两年该院学生所选专修学科范围如下：

以上共17类，与规定科目相比较，其中目录学为后来增设，中国音乐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西人之东方学等7类无人报考，这7类均为赵元任和陈寅恪的指导范围。[5]

依照规定，每一专修学科应考6门课程，由各科导师预先设定，“考生报考之时，应先自问所拟研究之专题属于本表中某科之范围，即行择定该科，然后应考本表中该科下所指定之六门，决不可倒因为果，妄测各门内容题目之难易，希冀考取，因而改定专研之学科及题目”。尽管院方特意声明“实则分配均匀，各门之难易皆相等”，但考生的知识结构毕竟受时代局限，不得不有所权衡取舍。

该院1925年、1926年共录取学生60人（含备取6人），以母校计（不含1926年度备取生4人），从私人受业者15人，东南大学毕业8人，北大3人，北师大、上海南方大学、山西大学、无锡国学专学馆各2人，南开大学、上海国民大学、湖南群治大学、南京高师、成都高师、湖南高师、两湖师范、直隶高师、武昌师大、湖南省一师、河南公立初级师范、东京成城中学、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天津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私立达材法政专门学校各1人，无校籍7人。[6]以职业论（含1926年度备取生），中学校长2人，中学教员27人，家庭教师3人，教育局长及职员2人，小学校长1人，劝学所长1人，图书管理人员2人，报馆杂志编辑2人，政界1人，大学高师毕业5人，大学专门肄业11人，师范毕业1人，清华学校毕业3人。[7]

考生中不少人的外语程度不高。在全部23类专修学科中，须考试外语者共10类，其中佛经译本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要求4门外语，东西交通史、西人之东方学3门，中国人种考、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普通语音学2门，中国佛教史、中国音乐考1门。1925年、1926年两年间，上述各门只有东西交通史每年录取1人，中国佛教史1925年录取1人，中国人种考1926年录取1人，其余均空缺。陈寅恪担任的3门专修学科，两门要求考4门外语，1门要求考3门外语，尽管校方规定一种外语的甲乙算两门，但对于当时的考生，会两种以上外语者已是凤毛麟角，懂外语而欲其有兴趣学治国学，更加难得。

陈寅恪虽于1925年2月即由清华研究院决定聘请，6月复函同意应聘，明春到校，实际上迟至1926年7月8日才到任。其羁留欧洲，一为购书，一因家务。早在1923年，陈在《与妹书》中就表示：

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8]

此愿望两年后仍未能实现。陈到校的前13天，该院第一届学生已经举行了毕业典礼。其中有15人根据章程规定，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获得批准，但后来实际注册者仅7人。这一届毕业生共29人，除继续留校的7人，其余22人连陈寅恪的课也没有听过。1926年8月研究院议决录取新生，本年度正考、补考连同上届未入学者，共有新生29人。陈寅恪虽于7月归国到校，但该院新生招考于5月已经进行，据选定科目，仍无人投考其门下。不过，陈在清华研究院还担任普通演讲课程，先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1927年后又加授“梵文”一科。此类课程“所讲或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或治学方法，或本人专门研究之心得”。开始规定所有普通演讲课程，“凡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后来门类增多，改成“为本院学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选修四门。由教授择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次或两次。范围较广，注重于国学上之基本知识”。[9]该院普通演讲先后开过9门，至少部分学生选修了陈的课程。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这时当年的招考章程已经颁布。上届学生除一人中途退学，一人后来补齐成绩外，合格毕业者30人，其中11人申请留校继续研究。8月初，在陈寅恪缺席的情况下，该院教务会议决定录取新生11人，加上1925年、1926年录取而未入学的2人，以及留校生，共有学生24人。本来以王国维名义招入的学生不得不改由他人分担指导，或改换研究题目。同时，该院将第一年毕业的王氏弟子余永梁聘为助教，以继承王的甲骨文钟鼎文绝学，并添聘通信指导员和讲师。

不过，王国维缺阵引起研究院学术权威地位的动摇，不是轻易能够补救。加上梁启超长期因病不能到校上课，师资分量明显减弱。1927年10—11月，遂发生因要求添聘教授而起的风潮。尽管此事背后另有权力斗争的伏线，最终迫使校长曹云祥和发难的大学部教授朱君毅（教育系主任，吴宓的挚友，后到厦门大学任教）、研究院学生王省辞职退学，但增聘教授以巩固权威之事也加紧进行。梁启超考虑过章太炎、罗振玉和张尔田，前者创建时即已提出而遭拒绝，后梁“曾以私人资格托友人往询，章以老病且耳聋辞，不愿北来”。以后该院虽“决拟聘章太炎为教授”，但考虑到校评议会不能通过，没有提出，并委托陈寅恪于赴沪途经天津时向梁启超说明及互商办法。[10]直到1928年度的新生招考，该院仍继续沿用原有规程。评议会虽议决“范围应缩小，应就教师所愿担任指导之范围招生，各科人数亦应酌情限制”，但选考科目一切照旧，只是命题方面，过去由王国维担任部分改由梁启超负责。

是年该院有毕业生22人，其中10人留校继续研究，另招新生3人。由于王故梁去（梁于1928年6月辞去清华一切职务），而赵元任“担任功课极少（新旧制均无课，仅每周研究院演讲吴语一小时）”[11]，陈寅恪不得不担起重任，无论是否正式弟子，也要负指导之责。加上该院规定，同一科目，教授可以分任而主张不同，学生也可由几位教师同时指导，而陈又博通古今中外，尤其对魏晋至明清的历史研究极深，虽因选科太专、考项太难而无人敢于报考，进院后的学生却时有请益。如陈守实研究明史，为梁启超弟子，却对陈钦佩之至。有的则受其影响调整研究领域，如吴其昌在院三年，随梁启超研究宋代学术史，后在该院所办《国学论丛》第2卷第1号发表《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又著《金文历朔疏证》，显然与这时已代生病的梁启超主持该论丛的陈寅恪有关。研究院结束后，陈寅恪还向陈垣力荐吴。[12]所以，1928年6月以后留院的学生，无论是否陈氏门下，都受过其教益。但从各人的选题及后来的研究方向看，仍然无人直接投考陈门。学术界公认可能继承其衣钵者，都是研究院以后的学生。

[1] 《研究院现状》，《清华周刊》第408期。

[2] 《清华周刊》第360期。

[3] 《清华周刊》第351、408期；《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另据《清华周刊》第352期《讲师指导范围》，李济的具体指导题目为：“一、北方民族汉代之程序。二、族谱之兴废与人种之变迁。三、各省城墙建筑年月考。四、各省废城考。五、云南人文考。六、中国人之鼻型。七、头形之遗传。八、金之沿革。”

[4] 《研究院学生招考规程》，《清华周刊》第374期、441期。

[5] 《本院学生专修学科范围统计》，《清华周刊》第408期。

[6] 《民14录取研究院新生母校表》《民15录取研究院新生母校表》，《清华周刊》第416期，1927年10月14日。其中1925年度录取的杨鸿烈因经济困难当年未入学，1926年度入学，计算时实际重复1人。

[7] 《研究院纪事》，《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

[8] 《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9] 《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

[10]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1928年2月8日、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3页。据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命其昌辈推举良师，其昌代达诸同学意，推章太炎先生、罗叔言（振玉）先生。先师欢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其昌因奉校命，北走大连，谒罗先生于鲁诗堂，南走沪，谒章先生于同孚里第。”“初时罗章二先生均有允意，章先生拈其稀疏之须而笑：‘任公尚念我乎！’且有亲笔函至浙报‘可’。然后皆不果。罗先生致余书，自比于‘爰君入海’，章先生致余书，有‘衰年怀土’之语。”（《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8，449～45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

[11] 《行有余力，则以学琴》，《清华周刊》第415期。

[12] 1929年9月13日陈寅恪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73页。钱穆1953年致函徐复观称：“昔在北平吴其昌初造《金文历朔疏证》，惟陈寅恪能见其蔽，而陈君深藏，不肯轻道人短长，因此与董君同事如此之久，而终无一言相规，则安贵有贤师友矣！所谓老马识途，贵在告人此路不通，则省却许多闲气力。胡氏之害在意见，傅氏之害在途辙，别有一种假痴聋人，亦不得辞后世之咎耳。”（《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