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以无任何资历著述的后进，而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名满天下的大师同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除自身功力使然，关键在于有力人物的推荐。对于推荐者目前有三说，即梁启超、胡适、吴宓。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持第一说：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1]

牟润孙大概是第二说的始作俑者，其《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称：

清华办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去主持，胡适推辞了，却举荐章太炎、梁任公、王静庵、陈寅恪四位先生。四个人之中，大约只梁任公与胡氏有来往，其余三人对胡不仅没有交谊，而且论政论学的意见都相去很远，而胡适之推荐了他们。在当时社会上，章、梁二人名气最高；静庵先生虽已有著作出版，一般人很多对他缺乏认识；寅恪先生更是寂寂无名，也未曾有一篇著作问世。如果以高级学位为审查标准，四位先生无一能入选。若凭著作，寅恪先生必被摈诸门外。胡先生这次推荐，虽遭太炎先生拒绝，梁、王、陈三先生则都俯就了，……胡适之援引学人与蔡孑民似乎不同。他介绍陈寅恪到清华研究院，请钱穆教北大本科，他的尺度的确掌握得很有分寸。[2]

在此之前，牟氏说得较笼统，但有推测性分析：

听说清华想办国学研究院，去请教胡适，胡推荐这几个人给清华。分析起来，一是因为北大没有钱，清华则经费充足，所以清华能请而北大不能请。二是北大原有教员结成势力，很排挤新人。陈垣靠沈兼士之力进入研究所国学门，而不能在本科作专任教授，就是一个证明。三是胡适对于梁启超，可能认为他能对青年还有号召力，何况梁启超也很捧胡。对王国维，则认为金文、甲骨文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而王氏造诣很高。对陈寅恪，则因为陈是出洋留过学，真正懂得西方“汉学”那一套方法的。[3]

至于吴宓说，见其自编年谱：

（民国十四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宓为主任。……研究院教授四位，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宓特荐陈寅恪。[4]

三说之中，第一说时间、人物、地点均不合。梁与陈家可谓故交[5]，但陈寅恪是晚辈，又长期求学于欧美，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所谓德、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没有旁证。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并非同一类型，前者多为思想哲人，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担任过陈氏课程者，与梁并不相识；除几封信函外，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在此情况下，梁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此外，尽管梁启超此前十年间数次到清华演讲，关系久密，1922年后又常在清华兼课，1924年清华研究院已决定聘他任教，但直到1925年2月22日，吴宓才持聘书赴天津访梁，正式聘请。而该院决定聘陈寅恪，则在六天之前，即2月16日已由校长曹云祥做出。[6]

第二说有一定根据。曹云祥筹办研究院之初，确曾与胡适磋商，并请他担任导师。胡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7]梁与章是当时中国南北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尽管胡适对两人的学问不见得从心底佩服，对梁尤有保留甚至批评[8]，但要号召天下，不能不有所借重。至于王国维，却是胡适衷心敬佩的第一流学者。王在学术圈内声望极高，新旧各派均交口赞誉，但社会上名头不响，尤其是政要大员们，对其所知甚少。据说王死后梁启超曾请国务总理顾维钧提出阁议，由北洋政府予以褒扬，“结果因为多数阁员根本不识‘王国维’其人名姓，未被通过”。[9]

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举办征求读者选举“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每周公布一次结果。胡适对11月上中旬的两次评选十分不满，指责举办者“不很知道中国的情形”，并代拟了一份名单，其中第一组学者三人，为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而将梁启超列入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第二组四人之中。《密勒报》选举，梁、章、罗各得105、73、4票，王则一票未得。但在胡适看来，“章先生的创造时代似乎已过去了，而罗王两位先生还在努力的时代，他们两位在历史学上和考古学上的贡献，已渐渐的得世界学者的承认了。”[10]胡推荐此三人，顺理成章。尤其是王国维的应聘，胡适显然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曹云祥给王的聘约，系通过胡转交，而王对清华的要求与顾虑，也由胡代为申诉。没有胡的劝驾，王很可能依照对待北大先例，予以回绝。[11]

不过，清华聘请梁、王，是否全由胡的举荐，亦有可疑。据梁启超自称，他也是该院的倡议者。[12]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就学校言，是为了改变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适应民族独立意识渐强的时势；就学术言，则隐含对抗北大国学门之意。在外界看来，“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摒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因此当日本打算以庚款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而北大欲独占所长及图书馆长位置时，不少人坚决反对，主张由柯劭忞或梁启超担纲。[13]其矛头虽泛指北大，胡适亦为代表人物之一。牟润孙将胡与其他人相区别，至少在这点上有所出入。

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的吴宓，即与胡结怨甚深。吴所办《学衡》杂志，锋芒所向，主要就是提倡西方科学，其实不过旁门左道的胡适一派。双方在古音研究、文学标准、上古史及新诗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次正面冲突，大打笔墨官司。若干年后，胡适听说由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被停办，还道：“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14]这在胡适是极少有的失态，可见积怨之深。

考虑到梁启超也可能参与筹办的酝酿，则胡适被问及，不过是咨询性质。只有王国维是其力荐。清华研究院后来所请之人，均与北大无关，亦可反证。即使胡适的确在举荐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所荐诸人也不包括陈寅恪。因为要了解这位无学位无著作无名望的“三无”学人，需要通过各种管道甚至亲身接触，而胡、陈二人并无此机缘。

剩下的只有吴宓说，较为可信。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9日他对校长曹云祥提出委以研究院筹备主任名义，拥有办本部分之事的全权，并负专责，得到允准。2月12日筹备处成立，次日吴宓即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提出聘请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获准。两天后，因议薪未决，“寅恪事有变化”。2月16日，吴宓与张鑫海（？）一起再见曹云祥，终于谈妥，即时发电聘之。[15]1925年4月27日，陈寅恪致函吴宓，告以因“（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叹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16]为此深怪陈“疏脱不清”。[17]后再函劝陈应聘，始得允诺。吴、陈在哈佛同学，据说与汤用彤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有了解其学行的条件。而且吴对陈的学问佩服之至。他后来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8]

吴宓说的可信，还在于他道出了能够了解陈氏学问功底的重要途径。与之经历、看法相同或相似的，至少还有俞大维、傅斯年、姚从吾等人。俞是陈的姑表兄，为哈佛研究生院自费生，治学极聪明，到院两月，即通当时最时新的数理逻辑学，其他各科皆优。俞对吴在师友之间，曾为尚在本科的吴宓单独讲授《西洋哲学史大纲》，并引导其社交活动。陈寅恪还在欧洲时，俞就向吴介绍其“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宓深为佩仰”。陈到美后，又由俞为吴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19]可见吴对陈的印象，有俞先入为主的因素在。傅斯年则对刚到德国留学的北大同学毛子水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20]另一位北大毕业派遣留德的姚从吾（士鳌）于1924年3月12日写信给母校汇报留学情况，介绍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如罗家伦、陈枢，及俞大维、傅斯年等，称后二人“博通中西，识迈群流”，对陈寅恪尤为推崇，指其：

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国文字，近专攻毗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印度古经典，中土未全译或未译者，西藏文多已译出。印度经典散亡，西洋学者治印度学者，多依据中国人之记载，实在重要部分，多存西藏文书中，就中关涉文学美术者亦甚多。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也。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祆教考》、张亮丞先生新译之《马可孛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

此函载于1924年5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是当时国内公开见到关于陈寅恪的重要信息。

俞、傅、姚、吴等人当时地位不高，却极为重要。一则由于胡适一派提倡科学方法，使融贯中西的留学生在社会上居于有利位置，姚从吾后来得到陈垣的帮助获取哈佛燕京社资助，便是由于后者看重其学习地道的西方史学方法和以外文专攻蒙古史，可补中国旧学者的不足；二则四人在留学生中均属出类拔萃之辈，如傅斯年，在北大时既是学生中的第一旧学权威，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至少对同辈人很有号召力。得到他们的推重，长辈的大师们就容易首肯。陈垣是被欧洲和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世界级学者，陈寅恪能够对其力作提出中肯的批评而为专攻同行的姚从吾赞赏，在位居中国学术中心的北大当有积极反响。从未踏足国门之外的古史辨派发端者顾颉刚，在姚从吾函发表一个多月后对学生演讲国学大势，区分当时国学研究者为五派，考古学派的代表是罗振玉、王国维，地质学派的代表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学术史派的代表是胡适、章炳麟、梁启超，民俗学派的代表是周作人、常惠，而将陈寅恪和伯希和、斯坦因、罗福成、张星烺、陈垣等中外学人并列为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派，依据当来自姚函或其他留德同学的私信。[21]

此外，极少有音韵学专论的陈寅恪，不仅后来写过《四声三问》《东晋南朝之吴语》等名篇，还在欧洲留学之际，就发表过关于中国古音的高论。1922年，在巴黎大学治实验发音学的李思纯游柏林，与陈寅恪讨论中国古语无纯粹a音问题，“陈君慨然谓世界古语多a音，中国不能自外”。李“颇承认其言”。[22]而汪荣宝在北大《国学季刊》载文《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以相同结论引起语言学界关于古音学的第一次大辩论，时间尚在一年之后。加上吴宓等人归国后在各院校研究机构担任要职，极力推崇之下，不仅使陈寅恪得以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人的身份持平，更造就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尽管如此，要说服校方接受没有任何资格证明的陈寅恪，还是让吴宓“费尽气力”，则世俗眼光依然起作用。

[1] 《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所记为蓝文征的追忆。

[2] 《明报月刊》第241期，1986年1月。

[3] 《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23日。

[4]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2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148～150页。

[6] 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27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7] 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 1929年2月2日，胡适在梁病故后于日记中记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这种看法胡适当年似乎有所流露，因而有传闻在北京时，梁启超来看望，胡只送到房门口，王国维来则送至大门口（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85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9] 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8，484～48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

[10] 《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同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更加突出王国维：“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440页）。

[11]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353、356页。与此相关的还有顾颉刚致函胡适，动议荐王国维入清华研究院之说（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01页）。以顾当时的地位及其与清华的关系，只能是表示态度，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12] 1925年5月8日，梁启超致函蹇念益，说：“院事由我提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029页）

[13] 1926年4月25日张星烺来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09页。此事原拟推王国维为研究所主任，被王拒绝（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3页）。或以为王所拒之职为北京大学国学所主任，误（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41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0日。

[15]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4～6页。

[1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19页。

[17] 1925年5月4日吴宓致吴芳吉函，周光午选辑：《吴芳吉先生遗著续篇》，《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18] 《吴宓诗集·空轩诗话》，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79页。

[19]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88页。

[20] 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

[21] 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96～97页。

[22] 李思纯：《读汪荣宝君〈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学衡》第26期，19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