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当在清华研究院结束之后。在此期间，他的学问虽好，名气却不够大。而一般人恰好是根据名气而非学问来衡量学者的地位，重耳学而轻眼学，学术界也鲜有例外。
清华研究院所出各种文书，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据说王位居首席是由于梁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褎然为全院祭酒。然事无钜细，悉自处于观堂先师之下。”[1]而陈屈居末席，则并非由于他到校最晚。陈的辈分较梁、王低，称梁为“世丈”。他所担任的指导科目，固然无人报考，就连主讲的两门普通演讲课程，能够心领神会者也是寥寥无几。牟润孙这样描述道：
当时梁启超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虽然作的很笃实，但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在研究院中讲授《说文》和《三礼》，坐在讲堂上，神气木讷，丝毫不见精采。……一般研究生对他并不欣赏，很怕听他的课。
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王、陈二人既然门可罗雀，在研究院中日常陪着他们的只有两位助教。
据牟润孙分析：
总起来看，梁、王都在研究院中有影响，而陈则几乎可以说没有。推想起来，大约由于那时陈讲的是年代学（历法）、边疆民族历史语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太冷僻了，很少人能接受。[2]
此话前半未必尽然，后半却不无道理。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1928年度改讲梵文文法和唯识二十论校读），前者“先就佛经一部讲起，又拟得便兼述西人治希腊、拉丁文之方法途径，以为中国人治古学之比较参证”。[3]学生的普遍感觉是听不懂。姜亮夫回忆道：
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上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所以听寅恪先生的课，我感到非常苦恼。
陈的梵文课以《金刚经》为教材，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学生们问题成堆，但要发问，几乎每个字都要问。否则包括课后借助参考书，最多也只能听懂三成。[4]蓝文征也说：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札尔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5]
对于这些不解其义的课，学生叹服其高深而不免盲目，说是敬畏较佩服更加妥帖。
一般而论，清华研究院学生的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该院入学考试在当时出名的极难，以补考资格入学的姜亮夫所考内容为例，总共分三部：第一部普通国学，以问答形式，不限范围，包括十八罗汉的名字、二十几个边疆地名及汉语言学、哲学思想史等。第二部作文，由梁启超出题《试述蜀学》，另有王国维所出有关小学的题目。第三部才是正式选考的6门课。[6]但学术毕竟有境界高下，对于他们，高深的学问仍有待于发蒙。据姜亮夫说，该院几位先生的课，除陈寅恪的听不懂外，对李济的考古学也不喜欢听，以致后来十分懊悔，发奋出国补学；对王国维的课则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而当时“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课”；从赵元任处“也得益非浅”。梁的普通演讲为儒家哲学和历史研究法，一度为适应形势需要，还改讲《从历史到现实问题》第1讲至第5讲《经济制度改革新问题》；赵所讲为音韵练习，均属于基础性质，而王、陈的讲授则很专深。以学生程度论，接受梁、赵表浅之新较领悟王、陈不着痕迹之新要容易得多。所以，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的辨伪及其经常运用当代日、美、英等国人士关于各种问题的见解，和赵元任所讲描述语言学与传统声韵考古学的差异极大。
梁启超的名气大于学问，当时即成公论。对其学问，功力越深者评价似越有保留。他在研究院多次对学生讲演，吴宓听讲“指导之范围及选择题目之方法”后，以为“语多浮泛，且多媚态，名士每不免也”。[7]其在清华讲演“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研究院、大学部和旧制学生纷纷前往听讲，反应相当热烈。[8]但讲辞在《国学论丛》创刊号发表后，日本京都大学的仓石武四郎在《支那学》第4卷第3号（1927年10月）撰文评介《国学论丛》，对其中刊载的研究生论文颇有好评，唯独对卷首梁启超的文章相当不满，认为梁以通俗演讲聊为应付，应予整顿。这一点梁本人也有相当的自觉，坦承“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并以此留作爱女箴言：“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9]
但梁启超又有自己的特长，一则博学，虽不深通，已强过一般学人；二则气量宽洪，能容人；三则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四则有学问的品味和鉴赏力，虽做不出，却看得出。他向研究院学生推崇王国维道：
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称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盖门类过多，时间又少故也。王先生则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时间则较我为多，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尤愿诸君向学亲师，勿失此机会也。
对于辈份较晚的陈寅恪也表示钦佩，告诫研究生选题切忌空泛过大，“与其大而难成，孰若其小而能精。例如陈先生寅恪所示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类，此种题目虽小，但对于内容非完全了解，将其各种隐僻材料，搜捡靡遗，固不易下手也”[10]。“陈先生的题目，比较明了，我自己的题目，最是宽泛。”[11]这与胡适颇为近似。其学问在研究方面略显浅薄，教学上已经足用，尤其适合有待于循序渐进的半桶水学生，因而启发甚大。待到后者进入各自专业的高深境界，梁的影响力便日益减弱。所以，梁启超是蒙师而非导师，能提倡而鲜创造。
赵元任在研究院乃至整个清华大学的形象可谓众说纷纭。他在《清华周刊》上的出镜率甚高，但事由多与学术无关，“功课极少，晷刻甚多”，人称“吴语”教授。因闲暇无事，集合师生组织一琴韵歌声会。校刊报道说：“先生学问渊博，名震中西，对于语言学一门，尤多研究，既善论理堂上催眠，复精小桥食社调味，巧手操琴，莺歌唱谱，是以耳目口鼻，皆不能忘先生。”[12]很有些调侃意味。赵是语言天才，任教哈佛的资历早于陈寅恪，所以开始地位还在陈之上。但胡适后来的评价是：“元任是希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13]赵为人有些怪异，与之大同乡的陈守实说，“此人无学问而滥竽院中”，或许是气话。该院师生为王国维募捐修建纪念坊，各人均认捐，而赵分文不予，令后辈动气。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胡适等人的倡导，整理国故风行科学主义，所谓国学，其实有一西方汉学的影子在。但真正的科学方法，非长期艰苦学习不易获得。陈氏讲课的反响，显示了中国学术界主张与实际的明显反差。对此，他不得不加以调整。1926年年底，陈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8年春，北大请其兼任佛经翻译文学课程，秋季又改为蒙古源流研究。前者“因为同学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最后只能得到一点求法翻经的常识，深一层了解没有人达到”。后者因部分学生对元史有所准备，尚能应付。[14]
清华研究院结束后，陈在清华大学的文史两系任教，所讲课程已较研究院时期降低难度，学生仍然不能适应。1934年，该校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15]可见其调整课程实有适应学生程度的不得已的苦衷。
清华研究院时代，恰值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动**，青年学生倍受时局刺激，难以安于学业。吴宓抱怨道：“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16]研究生虽被一般学生视为老先生，也难免世风熏染。梁启超说该院有共产党二人，国民党七八人，国家主义青年团也将研究院学生列为运动对象，周传儒、方壮猷等还想组织一精神最紧密的团体，一面讲学，一面做政治运动。[17]这在主张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陈寅恪当不以为然。
此外，清华相对于北大独树一帜的学风，因其严谨而令学子们难以坚守。加上梁启超对于疑古辨伪颇有共鸣，后学者又因古史辨派的轰动效应易于附和，部分学生与外校学生共组述学社，反对信古媚古，有的甚至同时又将成绩提交北大国学门。[18]政治与学风交相作用的浮躁心情，也影响了在一般同学看来已是兄长甚至叔叔辈的研究生们潜心向学。对于陈寅恪以学术为目的的纯粹学问，更难引起兴趣和共鸣。
陈寅恪一生治学，虽文史兼修，而重在治史，语言方面的训练，在他只是工具。研究院学生及时人震慑于此，可谓本末倒置。早在1923年，他在致妹书中就说：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
后来他基本放弃语言学关系较重的研究，实在因为条件有限，而其治学又不甘为牛后。欧洲汉学界中，会十几种外文的人并非屈指可数。巴黎学派正统领袖沙畹的高足、曾参与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事宜的法国学者戴密微，就“通十数国言文，而习中国书已十载”。[19]
不过，如果将陈寅恪致妹书作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历史一面不当囿于中古。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除别有深意外，要在宏通与专精相通相济，决非一般人以为的撰述通史之类。关于中国历史，陈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20]他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1]，原因在此。但他对明清以降的近代史，却很早就予以关注。在清华研究院的指导学科，已包含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1926年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该门提出的研究题目四项，由本科三年级以上学生选修，四题为：1.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吐蕃古文）。2.鸠摩罗什之研究（龟兹古语）。3.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4.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22]
原来随梁启超研究明史的陈守实，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任国文教员，常回校向“寅恪师”请益，“谈明清掌故颇久。师谙各国文字，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陈寅恪指出《清史稿》诸多弊病，所论涉及外交档案、外人著述、军事情报、内阁档案等，无一不是当时研究清史的大道要津。他搜集满洲文学史料，正是准备编写满洲《艺文志》。
1927年冬，恰好有由李盛铎保存的七千麻袋内阁档案因存放困难急于出售，陈寅恪闻讯，认为“内阁档案，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研究院如能扩充，则此大宗史料，实可购而整理之”。[23]这些档案，原为清内阁大库所存，宣统年间，装成八千麻袋移置国子监，民初以烂字纸低价出售给商人做造纸材料。除北大得一小部分，罗振玉以三倍价将其余七千麻袋购回，因财力不足，拟转售外人。李盛铎急以一万八千元（一说一万六千元）买回，月出30元租一房贮存。因其无暇整理，而所租房屋上雨旁风，欲再度出售，索价两万。先此，罗振玉将这些档案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日本满铁公司闻讯，即与李氏订立买约。马衡等人听说后大闹，不使出境，并请傅斯年等设法。因款项不易筹措，未果。清华研究院原来全年预算共5万元，王国维去世后，压缩一半，也无法购置。此后又有燕京大学购买之说。陈寅恪对此一直关注，1928年9月，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谈及，“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名誉之事也”。[24]后终于由傅斯年转请蔡元培以两万元购回，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于广州，陈寅恪即被聘请为研究员，以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希望他就近在北京负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25]陈所属史语所第一组的研究标准是，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对象；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对象。第一项分别由傅斯年、丁山、容庚、徐中舒负责，第二项由陈垣负责，陈寅恪本人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搜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26]由此可见，至少从清华研究院时期起，陈寅恪的研究重心之一，已经转向明清史，并有整理内阁档案的愿望。只是开始尚偏重倚靠异族域外语言的民族文化关系一面。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表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或以为“不古不今”指国史中古一段[27]，与陈的内心追求不相吻合。陈因家世关系回避晚清史可以理解，但志在宋代史学的通达，必不肯自囿于所谓中古一段。综观其一生治学，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均有极其深入而影响重大的成就。即使对先秦两汉和晚清史，虽鲜有专文，但偶尔涉及的二三论断，较一般专门研究者尤胜一筹，如对先秦各家影响社会的作用分析、晚清变法派不同之二源、梁启超不能绝缘于腐恶政治的原因理解等。《寒柳堂记梦》论述晚清史实，更有入木三分之功力。深入理解其关于清流浊流的冷静分析，大概不会产生陈氏对张之洞情有独钟的误解。
1933年，张荫麟撰文称龚自珍作于道光二年（1822）的“汉朝儒生行”诗中某将军指岳钟琪，陈阅后，托容庚转告张“所咏实杨芳事”。张荫麟思考再三，接受其意见，并复函道：
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诗中“一歌使公愳，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杨无疑。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次年定庵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芳”之诗，劝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28]
张荫麟是当时新旧各方公认的才子，没有极深功力，岂能轻易从他笔下看出破绽？可见陈寅恪此时亦能在晚清史解释今典，一展其同情式以诗证史的绝技。
陈寅恪晚年治史由中古转向明清，方法又由外族语言转向本位汉语，都有其前因与必然。没有这种站在本来民族地位上对外来学说尽力吸收后对于传统和西学的超越，其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治学方法就难以完善，近代中国史学就无法在宋代的高峰之后再创新高，与国际学术巨匠引导的主流并驾齐趋。对于陈寅恪晚年转向的误解，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对其个人的评价，而是对民族文化命脉与价值的理解。就此而论，清华研究院时期不仅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文化抱负，也显示了其一生学问的大体和脉络。他与其余几位教授及讲师关系的疏密和学行的异同，则在一定程度上浓缩了那一时代国学界的共相与变相。
[1] 《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子馨文在》第3卷《思桥集》，449～450页。
[2] 《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公报》（香港），1977年2月23日。
[3] 《教授来校》，《清华周刊》第359期。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称其在清华研究院首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实该课程为清华大学时期所开设。
[4]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237～239页。
[5]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纪文学》第16卷第3期。
[6] 《研究院学生招考规程》，《清华周刊》第441期，1928年5月18日。
[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72页。吴宓对于该院事务，相比之下与梁启超的共识反而较多。
[8] 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43页。
[9] 《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对于梁氏学问的粗浅博杂，胡适、周善培、容肇祖等人均有所议论。
[10] 《梁任公教授谈话记》，《清华周刊》第352期。
[11] 《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清华周刊》第354期。
[12] 《欢送赵元任先生》，《清华周刊》第416期。赵妻杨步伟与人合作开一小食店，原拟自用，后学生要求搭伙，颇受欢迎（参见杨步伟：《杂记赵家》，55～5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日记》手稿本1939年9月22日。
[14] 劳干：《忆陈寅恪先生》，《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
[15] 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6页。其在中文系所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敦煌小说选读、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等。
[1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53～54页。
[1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18、1129页。
[18] 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3页。
[19] 缪子才：《送戴密微教授归省序》，《厦大周刊》第152期，1926年5月29日。
[20]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21]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9页。
[22]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00号，1926年12月8日。该通告写于12月2日，则陈寅恪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的时间较以前所说为早。
[23]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24]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2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5]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64～65页。陈于1929年正式应聘。
[26] 《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5卷，371页；《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7]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81页。
[28] 1934年3月7日《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