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组织考古学会主要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那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与中国的相应机构结盟而成立。

考古重心东移，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日本虽然国力渐盛，教育学术发展迅速，但在考古学这一特殊领域，受制于客观条件，尽管发端甚早，进展却不大。而风气由欧化转为东方主义，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解释与表现。对于东亚探险考古活动大都由欧西学者主持、中国学者几乎无关、日本学者贡献也极少的状况，滨田耕作等人感到十分遗憾。要想改变，就必须将考古发掘的现场扩展到日本以外，尤其是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国内政局动**，中日关系又日趋紧张之际，没有中方的协助，这一目标显然很难实现。

20世纪20年代，日本借退还庚款之名举办东方文化事业，引起中国各地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相互之间长期交涉竞争，纷纷加强对日本的交流。以此为契机，在政治与学术关怀的交相作用下，中日两国学者积极开展合作。北京大学利用其首席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从一开始便展开了强有力的角逐。1922年，胡适与蒋梦麟等人拟订计划，主张在中国国立大学和日本帝国大学互设中、日讲座，提倡东方文化研究。[1]而中日学术协会的发起与此关系更为直接，可以说简直就是东方文化事业的派生物。

该会成立于1923年10月14日，起因为年初北京大学校方召集任教于北大文科的留日出身的教授，如陈百年、张凤举、马幼渔、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以及在京都大学进修过的沈尹默等，商议日本对华文化事业。是年3月13日，周作人、张凤举前往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晤谈。刚好这时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京都大学教授今西龙、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等人相继来北大讲学或研究，与北大教授常有交流应酬，显示了北大在中日学术交流中作为首席国立大学的重要地位。

9月，北大诸人与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著名“支那通”坂西利八郎中将及土肥原少佐相识，商议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中方以张凤举为干事，日方以坂西为干事，规定每月开常会一次。其实日方成员均非学者，其目的也不在于学术，而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想争取与国民党有渊源者搭桥过渡，以便与新政权接洽，将来谈判时保留日俄战争所取得的权利。所以坂西在成立会上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2]在此名义下，北京大学与日本教育视察团团长汤原、服部宇之吉及对支文化部的朝冈健等人多次就文化事业进行会谈。可惜日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因形势发生变化，对北大失去兴趣，该会活动维持了约一年时间，无形停顿，硕果仅存的只有由日方出资、北大出人合办的天津中日学院。[3]但北大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东方文化事业的竞逐，先是提议推举王国维出任该事业计划中的北京人文研究所主任，以抗拒声望尚隆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意图包揽[4]；后来又有鼓吹“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5]，引起校外学者的普遍不满。

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术机构随教育发展而增多，风气转移之下，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由原来以学者个人名义进行，逐渐变为有组织进行，如互赠书刊、邀请讲学等。北大国学门借天时地利之便，积极活动，成为其中的要角。与北京大学国学门交换刊物的日本学术机构有东亚协会、日本考古学会、京都文学会、日本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等。[6]继今西龙之后，1923年，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来华，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演“东洋美术的精神”及“中国古代音乐之世界的价值”，北大国学门也聘请泽村为通信员。[7]今西龙和泽村还参加过国学门的活动。[8]东洋音乐史权威田边尚雄据说是“在中国学术讲演中，与人铭感最深的日本学者”之一[9]，他边演讲边播放自己携带的“兰陵王破阵曲”等几种中国古乐唱片，很受听众欢迎。[10]

1925年1月，来华考察的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应邀在北大国学门讲演“风俗品的研究与古美术品的关系”。[11]后来顾颉刚等人呼吁保护江苏吴县保圣寺的杨惠之塑像，即得到大村西崖的响应。他于1926年春专程前来考察，回国后写成《塑壁残影》一书，引起叶恭绰等人的关注，经过努力，终于修成保圣寺古物馆，移像其中。1925年北大筹建东方文学系，固然出于研究日本的时势需要，但也不无东方文化事业这一背景的影响。

中日学术交流升温和北大积极的对日态势，使得急于找到合作伙伴的日本考古学者自然把目光投向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1925年，滨田耕作和负责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原田淑人以及朝鲜总督府的小泉显夫、原来满铁的岛村孝三郎等人，鉴于日本考古学研究机构基础不好，如东京大学的考古标本室很乱，也没有什么书，欲图振兴，希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以便参与殷墟等处的实地发掘。他们选中北大国学门的考古学会为合作对象。日本原有的考古学协会，不是由大学的专门考古学教授及其教研机构组成，与北大考古学会的性质不同。为了寻求对等，日方遂筹划以东西两京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机构及教授为核心，组织东亚考古学会。该会的发起人有担任委员的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池内宏、羽田亨，常务委员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12]，计划将来扩充到所有公私立大学的考古学专任教官和研究室，但对大学以外的团体加入该会，鉴于中方的北大考古学会未予承认，暂不考虑。只是作为个人会员，则不论是否属于其他团体，均一视同仁。其会则明确规定，以东亚各地的考古学调查研究为目的；如有必要，可与中国方面性质相同的机构联盟。可见其预期目标即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滨田耕作在两年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对此明白宣示，不加隐讳。[13]

坚持以大学的专门学者与机构为限，很可能不仅表现了日本学者的自律，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日方其他机构乘机插足以图混水摸鱼的警惕。因为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筹备及此后的活动中，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起着重要作用，满铁和关东厅也积极介入。1916年，日本殖民当局在朝鲜京城设立博物馆，开始为期五年的古迹调查事业计划，主管机构为日本枢密院。在后来兼任古迹调查主任的关野博士的主持下，发掘乐浪郡汉墓，所得丰富宝藏令世界震惊。关野到欧洲访问研究期间，滨田耕作和原田淑人出任调查委员。1921年，朝鲜总督府设学务局，将本来由枢密院管辖的朝鲜半岛古迹调查事业移交该局负责，成立了古迹调查课，从事调查和保存。[14]1931年，以学术振兴会为核心主干成立的朝鲜古迹研究会，继续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会的事业。[15]而关东厅和满铁，则积极参与了后来东方考古学会的考古发掘活动。

东亚考古学会于1925年秋组织完毕，但尚未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便直接寻求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当年9月下旬，滨田、原田乘再度发掘朝鲜乐浪汉墓之机相继来华。这时中国各地的国学研究机构十分重视方兴未艾的考古学，希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支持。滨田、原田等人与北京学术界广泛交流意见，“以为东方考古学之研究，非中日两国学术机关互相联络不易为功”，并举行学术报告会，得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沈兼士、陈垣以及朱希祖等人的积极响应，双方决定合组东方考古学会。为此，日方首先邀请马衡访问朝鲜，参观当时引起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乐浪郡汉墓发掘。

10月中旬，由研究地质、热衷考古的大新矿业公司理事小林胖生垫付资助，马衡由留学北京畿辅大学的智原喜太郎陪同翻译，如约前往朝鲜，先后参观了乐浪郡汉墓、江西郡高句丽时代的古墓壁画和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与京都大学教授天沼俊一、东京大学教授村川坚固、田泽金吾、朝鲜总督府博物馆馆长藤田亮策、小泉显夫、京城大学预科校长小田省吾、教授名越那珂次郎、高田真治、黑田干一、东京美术学校讲师小场恒吉、新泻高等学校教授鸟山喜一等交游畅谈。归国后在北大国学门举行演讲会，报告此行收获。[16]

在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彼此沟通之下，1926年6月，滨田耕作和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来北京，双方正式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17]1926年6月6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公教大学召开第四次恳亲会，小林胖生应邀出席，并发表关于其古代箭镞收集和研究的演讲。[18]6月30日，以北京大学第二院为会场，召开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第一次总会即成立大会，中日双方联合举行公开讲演，并得到中日及欧洲学者的祝贺。其会则规定：该协会的目的在于交换知识，以谋求东方考古学的发达；研究结果将以日、中、欧三种文字发表；隔年于日中两国轮流召开研究总会。[19]此外，选举了委员、干事。7月3日，东亚考古学会的日本人士归国前在北京饭店设宴答谢中国学者，出席者有沈兼士、沈尹默、张凤举、徐旭生、陈垣、林万里、罗庸、翁文灏、李四光、马幼渔、朱希祖、裘子元、黄文弼、顾颉刚等，其中多数为与北大相关而热衷于考古事业的学者，当是参与东方考古学协会的骨干。[20]

按照双方约定，1926年秋将在日本召开第二次总会，并借此机会，举行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因预定出席的中方学者有所不便，耽搁下来。[21]1926年11月，岛村孝三郎等再度来北京，与中国考古学者协商，定于明年3月开会，并邀请中国学者派人赴会。[22]1927年3月27日，在东京大学召开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回总会，同时举行中日学者的公开讲演会。中方讲演者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编辑部主任罗庸、北京大学教授马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讲题依次为“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中国之铜器时代”、“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日方讲演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池内宏，讲题为“支那之古玉器与日本之勾玉”、“汉人之缯绢”，池内原定讲乐浪出土之封泥与朝鲜古史的重大事实，后因病未写成文。另外担任东亚考古学会及东方考古学会干事的小林胖生也随同赶赴东京。[23]

中国学者在东京参观了帝室博物馆、东洋文库等学术机构，并访问京都、奈良、大阪等地。4月上旬，沈兼士、马衡、罗庸取道朝鲜归国，途经汉城[24]，在儿岛献吉郎、高桥亨、以及小林、高田、森等日本学者的介绍陪同下，参观了京城大学、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李王职雅乐部，并到清云洞观看韩巫舞。其中李王职雅乐令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聆听了乐师们为中国学者演奏的七首具有代表性的雅乐作品，中国学者一面谈论“礼失而求诸野”，一面却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为“闻雅”的报告[25]，此行沈兼士等人带回有关考古、博物、图书、绘画、雕塑、建筑、地理等印刷品共计78种，丰富了该所的文献图像资料。[26]

1927年夏秋，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强行改组北京大学，企图取消研究所国学门。叶恭绰在师生的请求下，向教育部长兼北大校长刘哲提出改组为国学研究馆，叶出任馆长，下设总务、研究、编辑三部，其研究部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艺术及其他七组，导师增至29人。[27]

1928年4月28日至29日，东亚考古学会在京都召开第二次总会，并举行公开讲演会，中方亦派北京大学国学馆导师马衡、刘复以及馆长叶恭绰的代理阚铎等人出席。会期第一天为东亚考古学会总会，于乐友会馆召开，报告该会进行的事业，并观看貔子窝发掘以及朝鲜庆州古迹调查实况的电影。次日上午到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参观貔子窝发现遗物，午后举行公开讲演。马衡、刘复的讲题分别为“戈戟之研究”、“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日方演讲者高桥健和小川琢治（代法国学者E.Licent宣读从天津寄来的论文）的讲题分别为“日本上代の马具より见たる大陆との交涉”、“Ordos河畔に於ける旧石器时代遗迹并びに东蒙古に於ける新石器时代遗迹に关する调查报告”。[28]

1929年10月19日，东方考古学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回总会，并举行讲演会，由滨田耕作、梅原末治、徐炳昶、张星烺分别演讲“世界各国研究东亚考古学的现势”、“Seythai文化在欧亚考古学的意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工作之概略”、“中国人种中之印度日耳曼种分子”。[29]

在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名义下，中日象征性地共同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与调查的合作。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联合进行貔子窝发掘，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驹井和爱、宫坂光次、京都大学滨田耕作、小牧实繁、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小泉显夫以及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中方的马衡、陈垣、罗庸、董光忠中途前来参观，并在其中一处亲自发掘。所以滨田耕作称此项发掘虽由东亚考古学会单独进行，却可以作为日中两国学会亲和的一个事例。将来北大考古学会和东亚考古学会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则成立东方考古学协会的效果，将不仅体现于学会本身的事业。[30]

1928年10月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牧羊城，北大考古学会派助教庄严前来参加发掘一周。作为还礼，1930年北京大学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老姥台时，也请日方学者参加。双方还协议互派留学生。从1928年起，日方每年一人，先后派到中国留学的有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三上次男。中方因经费困难等原因，派往日本的仅有1928年度的庄严。1930年3月，原田淑人由东方文化事业部出资，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学两个月，具体担任考古学课程的讲授[31]，在清华还担任讲师，另外再与蒋廷黻、孔繁霱、刘崇鋐等人分任“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课程[32]，其间与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者广泛交流[33]，原田是另一位给中国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讲演者，此行他在北大、清华等校举行系列讲演“从考古学上看古代中日文化关系”时，因前来听讲的学生人数太多，不得不换到大教室。[34]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9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57～258页。

[2]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33～336页。

[3]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册，300～406页。

[4]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此函所说，已出王国维各年谱及长编均误以为请王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主任。

[5]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09页。

[6] 《北京大学日刊》第1504号（1924年6月25日）、1517号（1924年8月30日）。

[7] 《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周作人日记》中册，304、307～338页；《鲁迅全集》第14卷《日记》，454～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 《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恳亲会》，《晨报》，1923年10月1日。

[9] ［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下）》，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4月。

[10] 《国文系教授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238号，1923年5月14日。

[11]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610号，1925年1月9日。

[12] 《东亚考古学会会则》，引自［日］吉村日出东：《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の开设——国家政策と学问研究の视座から》，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历史》1999年1月号。感谢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提供此文。

[13] ［日］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第2卷第4号，1927年5月。感谢狭间直树教授特为复印此文见赠。

[14] 《大正十年度政务提要》，《朝鲜》第83号，1922年1月；［日］编辑官藤田亮策：《乐浪の古坟と遗物》，《朝鲜》第120号，1925年5月；［日］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32～42页。

[15] ［日］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159页。

[16] 马衡：《参观朝鲜古物报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1月。

[17] 《学问の思い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25辑，1963年3月。据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东方考古学会成立于1926年6月30日（第127页，该书记为东亚考古学会，应为东方考古学协会）；［日］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第2卷第4号，1927年5月。

[18] 《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

[19] ［日］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第2卷第4号，1927年5月。

[20] 《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3日。感谢顾潮女士寄赠此条资料。鲁迅也曾接到邀请，但辞不去（《鲁迅全集》第14卷，606页）。裘子元时为教育部办事员，好金石碑刻。

[21] ［日］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第2卷第4号，1927年5月。

[22] 《东亚考古学协会》，《文字同盟》第1号，1927年4月。

[23] 《东方考古学协会公开讲演会》，《史学杂志》第38编第6号，1927年6月。

[24] 《汇报：参观》，《京城帝国大学学报》第2号，1927年5月。

[25] 天行：《侨韩琐谈》之三《清云巫舞》、之四《雅乐》，《语丝》第134、137期，1927年6月4日、26日。

[26]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134号，1927年6月25日。

[27] 遐庵汇稿年谱编印会：《叶遐庵先生年谱》，同会1946年出版。另据日本《史学杂志》第39编第5号（1928年5月）《北京に於ける考古学研究机关》，研究部分六组，无其他一组。

[28] 《东亚考古学会第二回总会》，《史学杂志》第39编第6号，1928年6月。

[29] 《东方考古学协会讲演会》，《北京大学日刊》第2259号，1929年10月19日。

[30] ［日］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第2卷第4号，1927年5月。

[31] 《史学系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

[32] 齐家莹编撰，孙敦恒审校：《清华人文学科年谱》，87～88页。

[33] 《史学系通告》，《史学系教授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341、2367号，1930年2月18日、3月21日。

[34] 《学问の思い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25辑，196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