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考古学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联合组成，追溯该会缘起，自应详究北大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缘起与日本及欧美考古学界不无关联。自19世纪末起，日本即开始关注中国的考古发掘。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避难京都，所带去的甲骨及殷墟出土古器物引起内藤虎次郎、富冈谦藏等人的极大兴趣。1913年9月，京都大学决定开设日本最早的考古学讲座。因负责的滨田耕作留学欧洲，由朝鲜史家今西龙暂管。1916年，有日本考古学鼻祖之称的滨田耕作博士从欧洲归国，正式开设考古学讲座，提出殷代金石过渡期说，并计划发掘遗迹。[1]东京的林泰辅、鸟居龙藏、大山柏等认为中国局势复杂，应朝着中日合作的方向发展，较易着手。[2]而中国方面与此不谋而合，也在筹划建立新型考古学机构。梁启超虽称“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宋朝”[3]，实则原来只有金石器物之学而无考古学。1908年，美国亚洲文艺会书记马克密以中国古代文化称盛，而古物为中外窃毁者多，在北京成立附属于该会的中国古物保存会，呼吁保护中国文物，得到各国驻华公使、使馆人员、欧美学者的热烈响应，陆续入会者达三百余人。民国以后，其活动除撰具禁毁中国古物广告四处张贴外，还将保存办法函达中国政府外交部，以期中外合力，共同保护。其实清末民初盗卖古物之风兴起，与来华外人从事掠夺关系甚巨。[4]

随着全球考古发现的重心逐渐东移，欧美日本等国相继在中国展开考古探险和发掘活动，所获成果震惊了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中国学者对于考古事业的关注，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为积极。1918年4月，治古物学的巨擘罗振玉抵京，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往其下榻的燕台旅馆拜访，请他担任北大的古物学讲座。罗以衰老不能讲演婉辞，“并言近在日本京都亦不任教科，惟在支那学会中与汉学家时有讨论而已”。蔡“乃与商专设一古物学研究所，请为主任教员，无教室讲演之劳，而得与同志诸教员共同研究，并以研究所组织法及全国古物保存法请先生起草”。[5]罗先受后拒，最终只担任后来成立的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导师。1921年，任职于中国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安特生在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6]其成果和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很快引起胡适等北京大学新进学者的关注，他们积极支持安特生提出的为北大开设比较古物学课程的建议。[7]

1921年年底，北京大学调整研究所结构，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率先成立的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8]由于参与其事的新文化派诸人受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认识到“欲研究人类进行之过程，载籍以外，尤必藉资于实物及其遗迹”[9]，对于新兴的考古学和风俗学尤其重视。筹设考古学研究室时，曾有意聘请国外学者担任这一新学科的教授。为此，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特委托留学京都大学的张凤举、沈尹默拜访滨田耕作，了解情况，咨询意见，请求指教。

这时京都大学的考古学在滨田的苦心经营下，已设陈列室三间，分别展出中国、日本、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西洋、印度的考古资料。但东西两京大学的考古学仍然附属于史学，没有独立，学生也没有专攻考古学的。滨田对于中国设置专门的考古学研究室十分高兴，详细介绍了日本东西两京考古学的状况，并根据其学养和经验，对中国同行提出了全面意见和建议。他主张将考古学与美学相联系，不要仅仅作为史学的辅助研究；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成立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等；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为此，要积极培养年轻而通外文的人才；设立教授、学生研究室和陈列、实验、图书室；多搜集中国文物，与外国博物馆和大学进行交换；并开列了总价值千余元的考古学应备书目，赠送京都大学出版的两册考古学报告。此外，他还认为：“西洋虽有许多考古学者，但多是历史家兼的，所以言论总难得中。若请西洋人教，这一点要留意。芝加哥大学教授Laufer先生前于东方考古素有研究，著作也忠实，若能请他来，比请别人好。”[10]这对草创中的北大考古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后来该研究室的规划设施显然参照了这些意见。

1922年年底，曾经代管过京都大学考古学讲座的文学部史学科教授今西龙由日本文部省派来中国研究史学一年，北京大学趁机请其担任朝鲜史特别讲演，并聘为北大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11]在华期间，他除讲授朝鲜史外，还分别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史学会演讲“关于中国考古学之我见”及“中国历史里边的古文书学”。[12]不过，这时与北大考古学联系的外国学者不止于日本，被国学门同时聘为考古学通信员的还有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

1923年，美国政府斯密苏尼恩博物院调查古迹代表毕士博和芝加哥博物馆东方人类学部长劳佛相继来华考古探险，其间参观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该研究室虽已成立一年，因经费有限，未能充分设备，只有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的零星材料，颇难进行考古学研究，而又无力实行探险发掘，所以“本学门一年来关于考古学方面著力较多，而成绩却还不甚佳。中国之考古学向无系统，古物之为用，仅供古董家之抚玩而已。我们现在虽然确已逃出这个传统的恶习范围之外，知道用科学方法去研究，但为财力所限，未能做到自行发掘、实地考证的地步。研究室所用的材料，均由市侩辗转购得，器物之出土地点及其相互联属之关系，均不易知，故进步甚难”。[13]

考古研究室成立之初，即拟组织一考古学研究会，以便与校外古物学会等机关联络[14]，后于1923年5月24日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因同志尚少，未能积极进行。美国同行权威的远道而来，尤其是毕士博据说预定七八年发掘计划，劳佛则为考古名家，[15]令该会感到中国古代文明有待考古发现者多，“本会当此时机，更应努力进行，以期对于世界有所贡献”。[16]于是广泛征求同志，以谋发展。其章程不仅要求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人才协力合作，还规定可在不以输出发掘物品为条件的前提下接受外国财团与私人捐款（该会许可的复出品不在此限），以及与外国发掘财团交换物品。

考古学虽然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努力发展的重点之一，但为北大的财政拮据所困，难以着手。该会成立后，除了呼吁保护文物古迹并在北京附近做过几次调查外，只有马衡前往河南新郑、孟津调查出土古物，经费还须校长另行专门拨款。[17]会员发展方面，似乎也不顺利。1924年5月19日，古迹古物调查会召开会议，到会的会员共12人，为：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马衡、徐炳昶、董作宾、李煜瀛、铎尔孟（Andre d′Hormon）、陈垣。这次会议决定更改会名为考古学会，修订后的简章规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强调“与国内外同志团体之互相联络”，特别捐款则不限于外国。[18]此后直到1926年6月，情况仍无根本改善，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及考古学会主要还是收集或接受外界捐赠金石甲骨玉砖瓦陶等器物，制作拓本图录和照相。虽然先后派教授马衡、徐炳昶、李宗侗和会员陈万里调查河南新郑、孟津出土周代铜器、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以及参观朝鲜汉乐浪郡汉墓发掘，[19]但除了后一项参观活动外，其余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 ［日］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27页，东京，平凡社，1973。

[2] 《学问の思い出——梅原末治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8辑，1969年8月。

[3]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欢迎瑞典皇太子演说辞》，《晨报副刊》第53号，1926年10月26日。

[4] 《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5期，1915年11月。

[5] 《罗叔蕴先生来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54号，1918年6月4日。

[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 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1）。

[8] 《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9] 《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

[10] 《张凤举先生与沈兼士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第974号，1922年3月6日。

[11]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287～288、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165号，1923年1月26日；《史学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1208号，1923年4月9日。

[13] 《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337号，1923年11月10日。

[14] 《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156页。

[15] 有人称劳佛为中国考古学最大的权威。参见［日］岩松五良：《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史学杂志》第33编第3号，1922年3月。

[16]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

[17] 《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337号，1923年11月10日。

[18]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各会章程及纪事录》，《晨报副刊》，1924年6月17日。

[19] 《本学门开办以来进行事业之报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4期，192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