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成立后表示：“考古学——特别是研究东亚考古学，实为东方诸学者所负一大人类义务。这是数千年栖息于此、有悠久传统和众多遗产的亚细亚民族的特权。日中两国学者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可使此‘亚细亚之光’于人类文化史上灿然生辉”，以此为该会存立的意义并预祝其未来的发展。[1]而中国学者显然也有借此光大本国文化和发展学术的期望。只是双方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共同机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想法并不一致。

日方动议日中合组考古学机构，公开声称是“为促进东亚诸地的考古学研究，与各国特别是邻邦中华民国考古学界增进友谊，交换知识”，实际上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利用合作名义，便于在中国境内进行调查发掘活动，尤其想参与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二是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考查。此举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及风尚转向东方主义相吻合，因而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其发掘考查及派遣留学生，均由外务省、关东厅和朝鲜总督府提供资助。东方考古学协会作为日本“对支文化事业”的一环，虽以“提携日中两国间的精神与文化”为目的，实际上日本官方一开始就视为“帝国政府的事业由帝国单独实施”，只是鉴于该事业主要在中国境内进行，须与中国人合作，才要尊重中国朝野的希望和意向。[2]而中方虽然也有引进外国财力和技术的愿望，以落实长期不能付诸实现的实地考古发掘设想，却较少政府意愿，并限于学术本身。因此，在东方考古学协会的旗号之下，双方的不和谐时有表露。

首先，在名义上，东方考古学协会与东亚考古学会时有混淆。如1927年在东京举行的大会，既是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年会[3]，又是本应成立于前的东亚考古学会的第一届总会。而1926年、1929年的北京会议和1928年的京都会议，则分别为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第一、三回总会和东亚考古学会第二回总会。[4]两会的交错和中日双方各自强调与己关系密切的一面，使得社会上乃至学术界本身误传甚多。关于第一次貔子窝发掘的主办者，1927年8月日本《史学杂志》第38编第8号刊登消息《貔子窝の发掘》，声称系以东方考古学协会名义组织，桥川时雄主办的《文字同盟》第3号报道此事，也以《中日学者合作之发掘古物》为题，称“日方好古之士，与中国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国立历史博物馆代表陈垣、罗庸、董光忠、马衡等四人共参其事”。“发掘所得，暂由京都帝大运回整理。俟整理后，运送北京一部分，交北大考古学会及历史博物馆陈列。”而后来日方撰写报告书时，则以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的名义，并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关东厅的援助。报告书出版时也标名为“东亚考古学会的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亲历其事的庄尚严后来回忆，组织东方考古学会除互相观摩、交换学生外，还“互相参加两国自己举办的考古发掘工作”。[5]滨田耕作专文介绍两会的联系与区别，立意之一，当也在澄清误会。

然而，名义上的不协调反映了双方实际利益和态度的差异。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以及东方文化事业经历了重大风波。1928年4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了济南事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鉴于日本暴行，全体辞职以示抗议。日方虽未废止原订计划，但将发展重心转到在国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6]形势逆转之下，1929年北京的讲演会虽仍使用东方考古学协会之名，可是预定发表演讲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委员朱希祖不仅未做报告，还于前一天分别致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和东方考古学协会，提出辞职，理由是：“本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重大事务，如发掘貔子窝牧羊城古物事件，均未经本会公开讨论，正式通过，致有种种遗憾。委员仅属空名，协会等于虚设。希祖忝为委员之一，对于上列重要事件，其原委皆不预闻，谨辞去委员，以明责任。”[7]由此可见，日方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各项考古发掘，对其国内虽然坚持声称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但在中国境内，为了活动以及与中国同行交流的方便，确实借用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名义而未经双方具体协商。朱希祖的辞职，代表了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对于日方诚意的怀疑和对其行为的强烈不满。

不过，在学术范围内，日方的参加者还能保持的学术良知与真诚，没有凭借武力进行掠夺性发掘，其活动以合同方式进行，必须有中国学者到场，且事后须返还发掘品，日方只保留照片。在合作的名义下，日本考古学界独自举办的考古发掘顺利进行，还趁机广交中国学者，密切彼此关系，来华留学和访问的日本考古学者学生因而获见《宋会要》稿本、《皇明实录》等珍稀秘籍，参观中国学术机构在殷墟等地的发掘现场，甚至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一年内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8]东方考古学协会解体后，东亚考古学会仍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活动，战争期间更有依靠军部从事掠夺性探险发掘的劣迹，成为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工具。[9]

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组成及活动，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事业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从事考古活动的中国学者乃至来华进行探险发掘的多数欧美学者，大都半路出家，并非考古专门出身。滨田、原田等日本学者，曾在欧洲接受正规的考古学训练，使用的方法十分精密，在乐浪汉墓发掘中实际运用，令前来参观的中国学者颇受启发，而“此种考古途径，在我国尚未有人著手提倡也”[10]，促使中国的旧式金石学加速向近代考古学转化。马衡回国后即派国学门事务员董作宾赴上海请蔡元培组织殷虚和汉太学遗迹等处的发掘工作。以后又与北平研究院携手，亲自担任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团长，发掘老姥台。[11]

1926年10月，与北大国学门渊源甚深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顷闻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之东亚考古学会，共同组织一东方考古学协会，为国际的研究考古学机关”，要求校方“一面推举代表，参加该会，一面由本校组织一发掘团”，声称“非实行探险发掘，不足以言考古学的研究”，欲借此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12]后来又计划与北京大学联合进行风俗调查和古物发掘，“南方风俗则本校担任调查，北方发掘则请北大担任招待，如是既省经费，而事实上亦利便多多”。[13]

不过，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这被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为主，设有考古学陈列室和考古学室委员会，由李济担任主席。[14]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的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过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15]在交往过程中，日方似乎察觉到开始的偏颇，注意加强与清华研究院等机构的联系，以图调整弥补。但预期通过组建东方考古学协会达到参与殷墟发掘的目标，因其事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承担，而该所负责人傅斯年素有“义和团学者”之称，李济等人又先此与美国的毕士博合作，日方虽曾通过来访的北京图书馆金石学研究室研究人员刘节了解有关情况，并派梅原末治、内藤乾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前往参观[16]，始终未能实际参与。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疑古风潮的涌动下，对上古文献大胆怀疑，而将信史的重建留待考古学事业的发达。早在1921年1月，胡适就宣布其古史观为：“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17]1924年年底，李宗侗（玄伯）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发表文章，认考古学为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顾颉刚虽然指其“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但只是针对有史时代，总体上则承认其所说“确是极正当的方法”。[18]当时王国维以著名的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高赞誉。其实，王国维的所谓地下资料，仍是传统金石铭文的继续，而非正规的考古发掘，更不是实物形制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自成立之日起，就认定实物与遗迹较载籍之于上古史更为重要，只是一直困于财政与技术，加上其中的专家还有金石彝器的本行，迟迟未将考古发掘付诸实践。在此期间，北京大学虽然在中国学术界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even Hedin）联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中扮演要角，仍然重采集轻发掘。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合作，本来未必不是良好机缘，可以在重建古史的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恰好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从发端而初盛的时代。以成果卓著的殷墟发掘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论，其观念宗旨的渊源明显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但具体事业却主要继承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至于后人不免误解抹杀，将北大国学门视为单纯疑古。而北大在实行考古发掘方面陷入困顿，其他原因之外，作为合作伙伴的以日本东西两京帝大合组的东亚考古学会难辞其咎。正是在与之合作的过程中，北大坐失了天时地利的良机，最终不得不将首席国立大学在这一至关重要领域的应有地位拱手让人。

[1] 《东方考古学协会公开讲演会》，《史学杂志》第38编第6号，1927年6月。

[2] 《大正十二年朝冈事务官ノ上海ニ於ケル文化事业谈》，《东方文化事业关系杂件》，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缩微胶卷分类号H-0-0-0-1。引自［日］吉村日出东：《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の开设——国家政策と学问研究の视座から》，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历史》1999年1月号。

[3] 《新书介绍：考古学论丛》，《北平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5号，1928年9、10月。

[4] 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辅仁学志》第1卷第1期，1928年12月。

[5] 庄尚严：《妙峰山·跋》，转引自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65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6]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156、17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日］山根幸夫：《东方文化学院の设立とその展开》，《近代中国研究论集》，东京，山川出版社，1981。

[7] 《东方考古学协会委员朱希祖先生辞职书》，《北京大学日刊》第2260号，1929年10月21日。

[8] 《学问の思い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82辑，1991年7月。

[9] 参见［日］吉村日出东：《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の开设——国家政策と学问研究の视座から》，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历史》1999年1月号。

[10] 《新书介绍：考古学论丛》，《北平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5号。

[11] 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595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12]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发掘之计划书》，《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

[13]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年10月16日。

[14] 《北京に於ける考古学研究机关》，《史学杂志》第39编第5号，1928年5月。

[15]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33～34页。

[16] 《北支史迹调查旅行日记》，《东方学报》（京都）第7册，1936年12月。

[17] 顾颉刚编著：《古史辩》（一），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8] 顾颉刚编著：《古史辩》（一），268～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