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动向截然相反。欧洲“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1]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2]

中西思想界倾向迥异，在对法国汉学泰斗沙畹（E.Chavannes）逝世的反应上突出显现。1918年1月，正当盛年的沙畹不堪战争环境的严峻以及友人被难的刺激，52岁即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其介绍沙畹的学行。柏卜一面称赞沙畹“学极淹博，性尤谦逊，在欧洲一生精于演讲贵国历史美术文学，宣扬贵国名誉不遗余力”，一面感叹“具有首倡此项演说资格”的沙畹“天夺其寿，实我中法两国之不幸也”，希望众多法国人士“步其遗尘，时来贵校交换智识，及贵国多数学生前往巴黎暨法国各省大学，研究学问”。[3]而当时正为推陈出新大造舆论的《新青年》，却对国粹派趁机鼓吹“东学西渐”大为不满。署名“冰弦”（梁襄武）的《蔗渣谭》一文，为了反对国粹派引沙畹的“东学瘾”之深以自重，对沙氏不免出言不逊：

嗟乎！夏先生死矣，我固为好学不倦者哭。然而夏氏其人者，决不出两途：尊之则为采译《春秋繁露》冀与《天方夜谭》齐名之某氏；卑之则直作公牍读八股试帖诵缅甸佛经之俦耳。[4]

沙畹之死的不同反响，反映了思想价值与时势人心的顺逆正比关系。

尽管新文化运动者与欧美汉学家的文化取向表面不同甚至相反，真正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异域人士还是汉学专家，尤其是亲历其境的来华任教研究者。当时北京的各国来华人士不少，其中喜欢文学者于1919年组织了文友会，定期举行演讲等活动，有数十人参加，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参与其中，胡适还担任过为期一年的会长。任教燕京大学、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e.de.Vargas）也是文友会会员，他于1921年6月拜访胡适，后又来函并登门采访有关新文化运动之事。1922年2月15日，将所获在文友会以《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Som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为题发表演讲，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名誉书记顾令（Samuel Couling）创办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两人因此交往多年，成为很熟的朋友。[5]

不过，胡适虽然对王克私提供参考意见，却认为其文“实不甚佳”，次年4月，复用英文自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 Chinese Renaissance），分为宋学、王学、清学、新文化四期。胡适一生就此题目在国内外不同场合长时期反复演讲，均缘于此。

1921年10月，胡适在法国《政闻报》主笔孟烈士特（A.Monestier）的宴席上与瑞士汉学者戴密微（后入法国籍）相遇。戴是沙畹的弟子，少年时即得到沙畹、马伯乐（H.Maspero）等汉学名家的指教，1920年考进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6]来北京时已能读中文书，看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译成法文，但尚未能自信。两天后，胡适在原康乃尔同学王彦祖的宴席上与之再会。[7]这一机缘促成戴密微于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在《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载文介绍胡适关于井田制的反传统见解及其章学诚研究，并探讨胡适的新诗创作。[8]

德国的卫礼贤本不是学院式汉学家，但与中国学者的联系较为广泛，在德国的影响一度也十分普遍。他虽然景仰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并不排斥新的变化。他与北京大学关系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6月，就应邀到北大演讲“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主张将中国哲学的人道、实用与西洋哲学的秩序、批评、历史相融合，形成最完全的世界人类的哲学。[9]1922年底，又于出席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时，发表演讲“文化的组织”，将北大校庆视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希望北大顺利发展，使“最古的和最新的相联结而成中国的文化”，不仅古文化为世界所知，新文化“也要渐惹世界的注意”。[10]1923—1924年尉氏任教于北京大学期间，参与国学门的活动。是时国学门声势极盛，一度有会员160余人，尉氏因而提议：“将中国学者生卒年月及重要学说报告英美学者，编入世界学术史。”[11]1924年，北京大学及梁启超等人发起纪念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活动，卫礼贤也有所响应，曾到清华学校演讲“中国之戴东原与德国之康德”。[12]

巴黎学派的其他汉学家在全面关怀中国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新文化运动。早在1921年2月，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要角的少年中国学会巴黎分会请几位法国学者发表对于宗教的感想，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最先作答，他说：“我一点不迟延，便回答贵会的问题，你们贵会可算是最令我特别注意的。”对于所问人是否宗教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以及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三大问题，其简要的答复是：“人类由有宗教渐渐变到无宗教，要算是人类的根本进化”；中国旧宗教已随社会变迁而消灭，无须白费力气以求恢复，希望中国人的思想“永远保守这个无宗教的道德精神”；为一民族重建一种宗教，为矫揉造作且甚危险之事，新中国“在今日无宗教的需要了”。[13]这对留学生很有鼓舞作用。先后从学者有杨堃、李璜、凌纯声、陈学昭、陈锦等。

巴黎学派的另一大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也关注新文化运动。1927年他为《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历史家》一书撰写了中国及中亚部分，评介整个国际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提及的中国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胡适、朱希祖、顾颉刚、张凤、梁启超、陈垣、刘复、贺之才、朱家健、蒋瑞藻等，尤其注意归国留学生努力运用西洋研究法的新兴学问运动，认为时日虽浅而作品甚多，显示了令人感兴趣的成果。尽管他承认欧洲人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宗教关怀远不及政治事件，还是注意到这些领域新的变化。他评述了青木正儿与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等人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文章，Tsen Tson-ming《中国诗小史》对自由体新诗在西洋文学影响下的起源、趋势与特征的论述，以及张凤对现代诗坛传统、改革两派的略述，戴密微关于胡适新诗的检讨。同时指出，在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中，戏曲小说较诗歌更有成效。[14]

此外，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在出版于莱顿的荷兰、丹麦、挪威东方学会联合会机关杂志《东方学报》（Act.Orient）第1期载文《文艺复兴在中国》（A Literary Renaissance），论述以胡适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15]戴原为驻华外交官，久住中国。1918年归国，先后任莱顿（Leiden）大学汉学研究所会员、教授，参与主编《通报》，并组织了汉学研究会。1926年初访问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吴宓等人会面，还谈及中国的新文化等问题。[16]

1926年胡适赴欧洲出席庚款会议，并阅看敦煌卷子等史料，途经苏联，与人称苏联汉学泰斗的阿列克（V.M.Alekseev）发生联系。[17]阿氏为沙畹入室弟子，主治中国语文思想宗教，他既是沟通苏俄与欧洲汉学界的桥梁，又是苏联第一代汉学家的养育者。虽然他主要使用巴黎学派的正统方法，却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予以关注，从1925年起，即在列宁格勒的《东方》杂志载文介绍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集，并提及胡适的序言。次年他应邀赴法国讲授中国文学，最后介绍分析胡适的《尝试集》（1929年发表于《巴黎评论》Revue de Paris 15Avr，全部演讲集1937年在法国出版），并在《法国东方爱好者协会通讯》（Bullein de’ I’Asslciation Francaise des amis de I’Orient）等杂志撰文《现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当代中国文学之问题》，评述中国的教育、国语、新文学，详细介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同时阿氏还注意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1925年在《东方》第5辑发表关于1922年版《先秦名学史》的长篇书评。此书由一位法国汉学家从北京带到巴黎，转交阿列克，阿曾于1923年在苏俄考古学会做初步介绍，并写成长评。他大体赞成胡适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但对其研究创作方法及成就则颇多保留和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论白话诗），认为胡适著作只是历史新篇章的序言。近年来加拿大和俄罗斯学者依据上述史实提出：“第一个在欧洲介绍及评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是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院士”；阿“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胡适新诗的汉学家”，[18]则失之于蔽。尽管瑞士学者王克私的文章发表于中国，但用英文，对象是国际汉学界。况且还有戴密微、戴闻达、马伯乐等人的著述。1930年代苏联开始大清洗，阿列克因所谓只承认中国的旧学术和文学传统，强烈诽谤现代中国文学，玷污苏联学者的体面而遭到严厉批判，则不免厚诬时贤。[19]

美国的传媒从1921年开始注意中国的文学革新，5月的《世纪》杂志（Century）就此发表专论。[20]而保持兴趣的则是恒慕义（A.W.Hummel）。恒氏原是来华传教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胡适“我的朋友”之列。顾颉刚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发表后，恒慕义读过，写信给顾，希望译成英文，“因为这虽是一个人三十年中的历史，却又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的记载”。胡适得知，表示“很赞同这个意思”，并在1926年旅欧途中所写书评特地引以为证，说明该书的重要。而恒慕义在1926年和1928年写的书评与论文中，又引胡适的书评，并将胡适作为重点介绍对象，称：“现在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重要趋向，就是坚决地要求用科学方法把本国文化的遗产从新估价一次。”而“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生机，就是对于过去所持的新的怀疑态度和最近学者之醉心于新的假设。”疑古辨伪虽然自清代始，但“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他进而希望中国将这块“新大陆”公开，“使各国学者带他的文化背景所供给的特有知识来到此地通力合作”。[21]

[1] 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2] 魏时珍：《旅德日记》，《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3] 《法公使莅本校演说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63号，1918年6月15日。

[4] 《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96、255、263、267～268、28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1953年3月23日。

[6] 耿升整理：《戴密微》，《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6）。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237、239页；胡适：《记辜鸿铭》，杨犁编：《胡适文萃》，656～659页。

[8] アンリ·マスペロ著，［日］内藤耕次郎、内藤戊申共译：《最近五十年支那学界の回顾》，《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1号，1935年1月；第6号，1936年8月。

[9] 《北京大学日刊》第639号，1920年6月21日。

[10] 《北京大学日刊》第1139号，1922年12月25日。

[11] 董作宾记：《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二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506号，1924年6月27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晨报》，1924年6月16日。

[12] 《要闻》，《清华周刊》第305期，1924年3月14日。

[13] 李璜译：《法兰西学者的通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

[14] 《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1～6号，1935—1936年。

[15] アンリ·マスペロ：《最近五十年支那学界の回顾》，《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6号；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2期，1942年1月。梁文称戴闻达专任莱顿大学汉学教授在1930年，疑误。

[1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3册，125、175页。

[17] 胡适日记未记载他与阿列克等苏俄汉学家的交往，1934年蒋廷黻到苏联看旧俄史料，函告胡适：“你的旧朋友Ivanov and Alexiev都要我代问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57页）则胡适此行当与阿氏见过面。

[18] 李福清（B.Riftin）：《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阎德纯主编：《汉学研究》第1集，341～345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19] 藤枝晃：《アレクセ—エフ教授の业绩》，《东方学报》第10册第1分，1939年5月；Gilbert Rozman ：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p.166。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99页。

[21] 胡适、恒慕义各文及王师韫中译文均见《古史辨》第2册，335、445～453页，北京，朴社，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