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虽然同属儒教文化圈，在近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却截然不同，因而对于国际思潮变化的反应各异。如果说青木重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日本尚属例外，朝鲜知识界对此则有相当普遍的共鸣。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也出现了建设本国新文化的呼声。1920年6月创刊的《开辟》杂志，以开新纪元，创新时代，养新人物为宗旨，于当年10月出版的第4号发表主编李敦化的署名文章《朝鲜新文化建设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识、普及教育、改良农村、都市中心、科学专家、思想统一等六个阶段，实现新文化建设。而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势必为其所关注。该刊第5～8号连续译载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译者梁白华，名建植，字菊如，号杏村洞人，是当时朝鲜十分活跃的汉文学研究者。早在1917年11月，他就在《每日申报》撰文《关于支那的小说及戏曲》，指出：

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有利于发达本国文学，支那文学输入朝鲜三千余年以来，给予极大影响，深深扎根，故不解支那文学，不能于我国文学有一知半解。况且支那文学具有一种特性，于世界文坛大放异彩。支那为东洋文化源泉，思想郁然磅礴，词华灿然焕发，合北方沉郁朴茂与南方横逸幽艳成一雄浑壮大的支那文学，浸及于朝鲜、日本。

该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说戏曲发展简史及其对朝鲜的影响后，指出小说戏曲具有平民文学性质，希望与正在输入的西洋文学融贯调和。[1]他翻译青木的文章，正是想借鉴中国的文学革命，以创建朝鲜的新文学。

1920年12月，《开辟》社致函胡适，寄赠已出各卷外，还请胡适为新年号题辞。胡适从留学时代起就关心亡国的朝鲜同学，与金铉九交友，对其境遇充满同情，常以无力支持帮助为憾，曾自责道：“韩人对于吾国期望甚切，今我自顾且不暇，负韩人矣。”[2]他接信后，即于12月19日题写“祝《开辟》的发展”，并复函：

适批阅贵志，方知贵志为东方文学界之明星，兹将数字奉呈，以为贵志之祝笔，代登为感。专此敬请贵社日益发展。同呈敝同事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君祝词，并乞收纳。[3]

高一涵的题词为：“开辟：威权之敌。”另有上海《兴华报》社的祝笺。[4]《开辟》的编者将祝词和复函一并影印刊登于该刊1921年新年号上。胡适致函青木正儿时，对《支那学》将变成一个“打破国境”的杂志表示“极欢迎”，并称《开辟》译登青木的文章，“也是打破国境的一种现象”。[5]

1921年1月，梁建植又致函胡适，表示仰慕之外，希望其赐稿和照片以刊载于《开辟》。[6]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压制朝鲜民族主义者与中国进步人士的联系，《开辟》屡遭处罚，此事没有结果。两年后，梁建植参与的《东明》周刊于第2卷第16号（1923年4月15日）刊登了李允宰译胡适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并附有胡适的站立照片。译者解题道：

中国文明精华雄浑，经史书集绚烂，诗赋词章灿然极备，旧文学足当世界。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世，全国一时风靡，破二千年迷梦，精锐步武高扬革命旗，对崇尚陈旧腐败死文学的朝鲜人以深刻刺激，特抄译供诸君参考。

1925年1月，胡适应邀为《朝鲜日报》撰文介绍评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界》，该报称胡适为“思想界之泰斗，青年界之头领”。[7]1931年，柳根昌在《新生》杂志10月号载文《扭转新中国命运的人物》，仍将具有“英国人的沉着，美国人的创意，德国人的探究心”的胡适，视为中国学界的代表。

1910年代以来，朝鲜留华学生为数不少，并开始谋求结合团体。起初因人数不多，又分散在南北两京，相距太远，未能遂其志。后来留学生人数增加，先以地域为基础结合，成立了上海留沪学生会、南京学友会、苏州留吴同学会、北京高丽留学生会。在五四运动风潮的鼓舞下，继而于1921年夏由留沪学生会和南京学友会发起，筹划组织全中国高丽留学生会。7月，首先成立了高丽华东留学生联合会，就读于江苏、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朝鲜留学生加入者达130人，以郑光好为会长，卓明淑为副会长，金善良为议事长，职员及议事员有姜斌、金柱、朴赞永、朱耀翰、李康熙、崔志化、安原生等。他们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性的学生组织活动，先后派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弱小国家大会和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并注意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向，报告回国。[8]一些成员归国后，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鼓动者。如议事员朱耀翰于1926年5月创刊《东光》杂志，任编辑兼发行人，提倡个人主义，精神启蒙，其精神背景为以安昌浩为中心的兴士团。据说这是韩末和日帝时代朝鲜国内唯一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民族主义的大本营。朱氏原来留学日本，1919年2月曾创办《创造》文艺杂志于东京。

此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主张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陆续为朝鲜的报刊杂志介绍评论，如整理国故、新诗创作、白话文、大众语、国语统一及汉字改革、东西文化论战、非宗教运动、国民文学与普罗文学等。关于胡适著述有李像隐译《实验主义》（《现代评论》），吴南基译《孙文学说之科学的批判》（《新朝鲜》），金刚秀译、李季著《胡适著哲学史孔子论批评》（选译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第6章“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评”，《新兴》），以及胡适的几首白话诗。翻译的梁启超著述有《新民之新理想》《民族解放的基调与自我解放原理》（《新民》）、《知识教育政治教育》（《开辟》）。以“北旅东谷”为笔名发表的文章《树立新东洋文化》，论述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重点评述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梁启超的新学会宣言，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京大学新教育，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王世栋的新文学革命等，全面介绍中国改革旧思想旧文艺，建设新文学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对朝鲜社会有所裨益。[9]该作者还载文论述中国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作为朝鲜文化运动的借鉴。另外《新民》杂志译载了中国范弼诲的文章《新中国及其国学主张》，介绍中国正在将传统的五经改造为哲学、史学、政治、经济等新式学科。[10]

梁建植除继续翻译撰写有关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论文作品，介绍“文学革命首倡者中国的胡适不仅是哲学者，还是诗人”[11]外，还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思想的研究介绍，在《东光》《新民》《新生》《文艺时代》《如是》《文艺公论》《东明》《东亚日报》等报刊先后翻译中国的传统及新编戏曲《西厢记》《琵琶记》《东厢记》《四弦秋》《桃花扇传奇》《马嵬驿》和小说《水浒传》，发表了《水浒传》《五字嫖经》《红楼梦是非：中国的问题小说》《元曲概论》《从艺术上看西厢记及其作者》等论文，介绍评论中国、日本有关研究和翻译的得失。如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论文，从分析作品的情节寓意、人物塑造入手，比较于《水浒》《金瓶梅》的特色，并重点评述了红学各派的观点，涉及蔡元培、胡适、俞平伯、钱静方等代表性诸说。[12]此外，他还撰写了《现代思想的源泉：老子学说大意》，叙述老子的生平学说，评介欧洲、日本学者如武内义雄等人的研究进展和趋势[13]；翻译了章炳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近代学问的发达》，主张借他山之石看待中国固有学问。[14]

梁建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评论，既批评旧礼教压抑人性的正常发展，又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他认为文学的反抗精神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穷促，因此帝俄时代和最近中国的文坛生机勃勃。礼教本来是为了帮助人性的适当发展，但过度钳制，则导致相反效果。压抑与缠足，即为变态的证明。《西厢记》等作品显示对旧礼教的反抗和对人性的正当追求，是人性从礼教下解放的凯旋曲、纪念碑。[15]这与中国的新文化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主张较为合拍。和梁氏同为非海外文学派重要成员的丁来东也撰文称：中国新文学勃发之际，一度盛行全盘否认古代文学，后来整理国故热，重新发现古文学的价值。胡适等人依据文学的用语评定优劣，周作人和郭沫若等则主张根据作品的内容。中国文学与西洋诸国比较，各有长短。中国文字为文学的表现器具，重象形表意，意味深长，因而诗歌发达。但叙事诗较西洋为少。近来重视民间文学，则发现弹词等长篇叙事诗。[16]

当时朝鲜思想界的一般倾向是着重反儒教以求精神解放。据1918年到汉城的蒋梦麟描述：“如果说朝鲜青年对日本的态度是仇恨，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就是鄙夷。年老的一代惋叹充满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17]1920年7月创刊的《废墟》杂志，即从泰西、儒教和朝鲜古文化的关系立论，认为：现在地球上仅泰西一隅文化灿烂，一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新思潮起而改造社会，泰西文化将弥漫全世界。努力改造贫弱精神各方面的运动，将作为各种新事业建设的一部分。欲使本国文化于世界有所贡献，令祖先的思想事业影响人类的幸福，就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是从守旧的儒教思想和顽固的礼节下解脱出来，从非科学的教育的班阀主义走向自由发挥才能。现在朝鲜青年复活过去固有文化的暗光，对于将来第二代青年的生活，现今自己的生存价值，以及迈向新时代的路程计划，都十分必要。[18]这显然是希望摆脱儒教的束缚，使朝鲜的古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榫。1922年金昶济以《儒教与现代》为题，评论当年中国和日本一些地方举行纪念孔子逝世2400周年的祭典，作者对中国言论界倾向于反孔颇有同感，认为孔教过去为东洋道德基础，但现在对社会的支配力已经降低，应当追求新的道德观念。[19]后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予以驳论。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局限及其调整变化，朝鲜人士也予以密切关注。1928年丁东从北平报道：五四以来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文言，但接受西洋文学，多由日本间接转手，所介绍的古典、浪漫、表现、未来等各种主义，全是“抄书著作家”，以耳代目，创作多为模仿，批评也杂乱无章，成功者只有周树人、作人兄弟等少数人，《小说月报》则主张自然主义。过去的一两年，自然、唯美、趣味、未来等派别均趋于没落。1928年春，受苏俄和日本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学抬头。但是，仅仅一个阶级的文学有所局限，因而将向大众文学转换。[20]同年梁柱东在《东亚日报》发表文章，评论中国文坛关于国民文学与无产文学的论争。[21]梁白华则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反新文学出版物流行的异象。[22]

[1] 《每日申报》，1917年11月4～8日。

[2] 《胡适留学日记》，58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

[3] 《开辟》第7号（1921年1月1日），此函《胡适书信集》未收。

[4] 《开辟》第7号，1921年1月。

[5]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257页。

[6] 耿云志：《胡适年谱》，91页。

[7] 译文载《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8] 上海复旦大学姜斌：《高丽华东留学生联合会诞生与由来》，《开辟》第24号，1922年6月。

[9] 《开辟》第30号，1922年12月。

[10] 《新民》第42号，1928年10月。

[11] 梁建植：《新诗谈（译胡适〈尝试集〉序）》，《东明》第6号，1922年12月10日。

[12] 《东亚日报》，1926年7月20日—9月28日。

[13] 《新民》第34号，1928年2月。

[14] 《东亚日报》，1929年1月19日—29日。

[15] 梁建植：《从艺术上看西厢记及其作者》，《东亚日报》，1927年11月17日。

[16] 丁来东：《中国文学的特征》，《学灯》第22号，1936年1月。

[17] 蒋梦麟：《西潮》，181～182页。

[18] 李丙焘：《朝鲜的古艺术和我们的文化使命》，《废墟》第1号，1920年7月。

[19] 《东明》周刊，1922年11月12日。

[20] 丁东：《现代中国文学的新方向》，《新民》第42号，1928年10月。

[21] 梁柱东：《丁卯评论坛总观（一）：国民文学与无产文学诸问题的检讨批判》，《东亚日报》，1928年1月1日。

[22] 《开辟》第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