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是东邻日本。据亲历其事的桥川时雄说，日本最早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动向的是《朝日新闻》的大西齐。[1]然而，尽管《朝日新闻》长期注意中国问题，目光主要还是集中于南北对立、军阀纷争、中外关系、利权归属等方面，至于文化运动，不仅报道极少，而且多少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积极发展对华文化交流的刺激，[2]显得有些被动应对。其他报刊的态度更加轻慢。《读卖新闻》发表驻上海记者所写《金瓶梅与中国的社会状态》，以《金瓶梅》人物影射时人，不时有与新文学相关的片断报道。[3]

个别进步人士的态度较为积极，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黎明会，因为与李大钊及《每周评论》的密切关系，在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注意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1919年6月，吉野在《新人》杂志发表题为《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的文章，除肯定五四运动的方向外，特别指出其背景为“两三年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统率之下，思想焕然一新，欧美之新空气遂极浓厚。最近新发行之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尤极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倡言‘文学革命’”。[4]1920年5月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东京大学与该校“十七日会”联合举办演讲会，其间东大学生田民演说《中日文化之结合》，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新文化运动实有共通之点，应结合以图共进”。[5]吉野等人的关注重点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由此顾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用。

堂堂正正地介绍和批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之人，便是后来以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史闻名于世的青木正儿。1920年，他在京都和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人创刊《支那学》杂志，于第1—3号发表长篇论文《胡适を中心に涡いてある文学革命》，这是迄今所知国际学术界最早正面报道研究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文章劈头就说：“中国文坛近年来革新趋势频频高涨，人称文学革命。概言之，即鼓吹白话文学。”该文详细介绍了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响应，钱玄同、刘半农附和，与“王敬轩”论战，《新潮》继起，小说戏剧改良的全过程，涉及文学革命的各方面。同期书评栏还刊登了青木为胡适的《尝试集》所写的评论。

青木一直阅读《新青年》等杂志，注视中国文学革命的动态，1919年大阪《大正日日新闻》发刊时，即受友人怂恿想撰文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因该报不久停刊，未能如愿。当时在日本无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青木描述自己好像“孤影孑然旷野独行”。[6]《支那学》创刊后，青木随即致函胡适，并寄上发刊号。以后两人多次通信，互赠书刊。胡适在欣赏明清艺术及新诗创作等方面引青木为同调，并介绍周氏兄弟（树人、作人）、吴虞、沈尹默等与之结识，同时托请青木代访章学诚遗书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由此与京都学派的领袖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沟通联系。胡适后来写成《章实斋年谱》及《水浒传后考》，特别感激“我的朋友”青木热心搜求水浒材料如同自己的事。[7]1925年青木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华留学，曾在北京与胡适会面[8]，对于胡适为政治运动所扰颇感遗憾，并认为其头脑清晰学识机敏在新人中难得替代。[9]

在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之后，青木正儿还想“继之拟做一个思想革命的介绍文”，包括“破坏中国旧思想”和“输入欧洲新思想”两大方面。他从《新青年》等杂志了解到吴虞“在破坏礼教迷信军阵头恶战甚力”，本想特笔大书其阵容，后因自己专攻文学，思想问题别有论客，未曾动手。由于胡适的介绍，青木与吴虞建立通信联系，彼此投契。1921年《吴虞文录》出版，寄赠青木，青木决意作文将其“高论介绍日本的支那学界，使他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吴又陵先生”。[10]不久，青木便写了《吴虞の儒教破坏论》，刊于《支那学》第2卷第3号，他认为继续中华民国政治革命而来的是文化革命，“其中道德思想的革命令人相当痛快。那是要努力破坏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儒教道德，代之以从欧洲文化输入的合适的新道德。率先站在第一线的冲锋陷阵者，便是吴虞与陈独秀”。文章分析了反儒的时代背景，概述了根据西方政治学和伦理宗教学说反对孔子之道的陈独秀的主张，尤其是详尽介绍了依据古文献从法制上论证儒教不适用于新社会的吴虞的观点，并且指出吴虞倾向老庄之道在破坏旧道德的新人物阵营中占有特殊位置。

青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介绍评论，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青年学生了解新文化运动，多是从阅读《支那学》的有关文章发端。随后陆续出现了一些介绍中国当代新思潮与新人物的小册子，如《支那现代思潮》《支那黎明人物》等。不过，胡适等人似乎有些误解《支那学》杂志代表京都学派的意见。其实这并非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机关刊物，也不代表京都学派。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小岛、青木、本田成之，甚至武内义雄，都有超越京都学派主帅内藤虎次郎和狩野直喜藩篱的意向，而引起后者的批评。[11]

明治以后，日本一度倡行欧化，后来国粹主义抬头，中国研究随之复苏。因此，日本的中国学者，大都主张保持和发扬东方固有文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反传统的倾向很不一致。青木公开反儒，实属例外。鲁迅从在京都研究文学的沈尹默处听说“青木派亦似有点谬”[12]，当反映京都学派主流的意见。狩野直喜认为用索引方式重新条理中国文明的整理国故，大有筑坝令峡谷风景沉没之感，而主张保持和爱惜其自然风光，体会天然景色的韵味。[13]这不仅与新文化派的见解大相径庭，而且是针对后者的主张。所以本田成之虽然作《法家与儒家之关系》，将陈独秀、胡适、吴虞并称为继黄宗羲之后近年主张非孔主义之人，却函告吴虞：“不佞尤服先生睥睨千古，能主张其说，而不屈之胆气。不佞辈未能不顾虑于父母师长之圈，不然直杜衣食之涂，不能养妻子也，是固所深耻。”[14]

即使像青木这样的新派，也自称有“乾隆文化的讴歌癖”[15]，其论文不仅指出文学革命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以及新诗像散文而欠诗味的不足，还声称“很爱中国旧世纪的艺术，而且遗憾的事情不鲜少”，希望倡导新文艺者发扬中国之长，而以西洋文艺的优点翼补所短，以“做一大新的真文艺”。[16]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就在于自古以来不断地融合外来文化以壮大自我，转换方向以开创新局面，因此华洋混杂的不协调恰是中西合璧的过渡。从这一意义上，他将中国青年转换文化方向的尝试和努力，视为拯救应受尊重的大国文化于衰老病中的长生仙术。[17]

尊孔崇儒的东京学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较为消极，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对新文化派批判固有文化、尤其是抨击儒学的主张提出异议。1921年7月，胡适到一声馆拜访来华的小柳司气太，笔谈中后者提出：“儒教为中国文化一大宗，其中有几多真理，一旦弃去，甚可痛惜。”胡适回应道：“我们只认儒教为一大宗，但不认他为唯一大宗。”[18]1924年4月，服部宇之吉等人访问北大，当面向蔡元培指责北大“近遂不尊崇孔子，且又废讲经，大不可也”！蔡举北大新旧教授讲经之事以对，声明于儒学诸子，“均一视同仁，平等研究”，所反对仅在独尊儒术。[19]市村瓒次郎所著《论环境与文化之关系并及儒教之体系与革新》，亦隐约批评吴虞等人视儒教为共和障碍而加以攻击的做法，主张革新儒教使与环境相顺应。[20]

民国以后，来华留学、研究和调查的日本人明显增多，其中一些人与中国的新进学人有所交往，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自然在关注之列。1921年来华留学的东京大学研究生竹田复，曾到北京大学向胡适请教关于五四运动的事。[21]1917年来华的桥川时雄毕业于日本传统汉学的重镇东京二松学舍，先后入《顺天时报》社、共同通信社、大和俱乐部。他与中国学术文艺界人士交往最广，又与新文化运动众将有缘，曾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李大钊、刘师培、黄节、吴虞等人的课，亲眼目睹五四学生运动，后来翻译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向日本介绍中国的新学术和新文学。

主持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麿自1918年来华，到1931年归国，在北京十余年，每年巡游大江南北，结识众多的新旧各派学者。[22]1922年曾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界状况的小册子，分别概述中国南北中各地的新旧学派，1931年又据以扩展为《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1931）的专书，全面检讨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的状况，对于北京大学、梁启超、孙文等三大新学派的主张、立场、分歧有所评议。他认为，概言之，现代为学界衰弊时代。虽然北大一派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旧学术为新的开端，但前景未可乐观。[23]所列举中国诗文界各派代表，也没有白话文学的位置。

更多的登门拜访者则直接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主张的怀疑和担忧。1920年至1921年间留学中国的诸桥辙次访问胡适，笔谈中除称赞胡适赠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及请教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研究的参考书外，提出两大问题：其一，宋代自由思想郁兴，学术发达的主因为何。其二，“近年敝国人之研究经学者，多以欧米哲学研究法为基，条分缕析，虽极巧致，遂莫补于穿凿。弟私以为东洋经术、西洋哲学既不一，其起原体系研究之方法Method，亦宜有殊途。然而弟至今未得其方法，又未闻有讲其方法者。请问高见如何”？

对于前者，胡适的回答是印度思想输入融化。精于宋学的诸桥怀疑单纯外因的力量，强调内部思想发展及相互影响作用。对于后者，胡适则答非所问，他说：“鄙意清代经学大师治经方法最精密。若能以清代汉学家之精密方法，加以近代哲学与科学的眼光与识力，定可有所成就。”并举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和《清代汉学家之科学方法》以供参考。[24]其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同样有诸桥所指之弊病。而诸桥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东方学术，实在是20世纪国际学术发展的根本难题。以胡适的世界主义观念及其对科学的崇拜，很难虑及于此。在他看来，治世上一切学问皆可以一种科学方法。

此外，诸桥还来函提问：

一、中国领土广大，南北各异，语言以白话代文言，宁不招国语紊乱而致人心乖离吗？二、文言有固定性质，白话有进化性质，若以白话代文言，则朝变暮改，还可期系统的发达吗？三、学童所修专是白话，则彼成人之后，不训读文言，则旧库载籍岂不空束高阁了吗？则禹域3000年文化将**然扫地。请问有何办法可救此弊？[25]

诸桥后任文理科大学教授和静嘉堂文库长，多次来华，所言足以代表一般来华日本学者“往往替‘东方的遗产’抱着过分的忧虑”的态度。[26]他后来回忆与中国学者的交往，还是以遗老旧人为首为主，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过附带提及。[27]以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中国学界长期不受重视，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京城帝国大学文学部的辛岛晓开设了专门课程，另外竹内好等一些东京大学哲学、文学科出身者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行月刊《中国文学》，关心现代中国文学。东京大学直到30年代末，才由宫原民平讲师开设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课程“周作人随笔”[28]，其中还不免夹杂政治因素。

[1] 《学问の思い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年1月。

[2] 参见［日］后藤孝夫：《辛亥革命から满洲事变へ：大阪朝日新闻と近代中国》，东京，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7。

[3] 《文学革命と我》，《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16页。

[4] 《东方杂志》，1919年7月。

[5] 《晨报》1920年6月15日。有关吉野作造等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参见王晓秋：《“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300～3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 《文宛腐谈·支那かぶれ》，《江南春》，63页，东京，平凡社，1972。

[7] 《水浒传后考》，《胡适文存》，570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胡适文存二集》，109～110页。

[8] 此事青木日记中记载。参见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日］青木正儿：《胡适を中心に涡いてある文学革命·附记》1926年9月，《支那文艺论薮》，398～399页，东京，弘文堂，1927。

[10] 1921年11月13日青木正儿致吴虞，赵清、郑诚编：《吴虞集》，394～39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 《学问の思い出——青木正儿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1辑，1965年11月；《学问の思い出——仓石武四郎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40辑，1970年9月；《先学を语る：内藤湖南博士》，《东方学》第47辑，1974年1月。青木与王国维不大投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前者与京都学派的不一致。但尽管京都学者一再解释，至今仍有误解《支那学》杂志代表京都学派者。

[12] 《鲁迅全集》第11卷，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3] 《胡适》，《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432页。

[14]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95、100～101页。青木批评东京的学者研究态度未纯，对孔教犹尊崇偶像，而“京都的学徒，这等迷信很少。……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13～14页）。其实京都学派的师长固然崇儒，弟子除青木外，也不敢公开反儒。

[15] ［日］青木正儿：《杭州花信》，《江南春》，4页。原载1922年5月《支那学》。

[16] 耿云志：《胡适年谱》，88页。

[17] ［日］青木正儿：《杭州花信》，《江南春》，7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133～134页。

[19] 赵清、郑诚编：《吴虞集》，239～240页。

[20]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273页。

[21] 《学问の思い出——竹田复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7辑，1969年3月。

[22] 《学问の思い出——今关天彭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3辑，1967年1月。

[23] ［日］今关天彭：《近代支那の学艺》，21～25页。

[24] 《胡适和诸桥辙次的笔谈》，《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25] 耿云志：《胡适年谱》，93页。此为编者归纳的大意。

[2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62页。

[27] ［日］诸桥辙次：《支那学者の思ひ出》，《支那の文化と现代》，85～94页，东京，皇国青年教育会，1942。

[28] ［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华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