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把“文明”应用到社会上去，一方面改造堕落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提高民族的国际地位。二者本来相辅相成。“但是外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明，只看见中国现代的社会，遂以为现代堕落的社会，便是中国文明的结晶，因而对于中国民族存一种轻视之心。近来吾国文化运动虽十分热闹，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亦不过是抄袭欧洲学说，小儿开始学步罢了，还不能减少他们轻视的程度。”[1]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整理国故三方面，其中思想改革只在朝鲜引起普遍反响，在日本得到个别回应，在欧美则很少共鸣。胡适游历欧美、日本期间反复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公开发表演讲，都旨在引起关注同情，否则新文化运动缺少必要的国际支撑。文学革命的反响虽较为广泛，评价则很不一致。一般是肯定文学革命的趋向，而批评其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至于整理国故，虽然也有京都学派从方法上表示怀疑，大都基本积极评价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的方向。这与新文化运动在国内的反应刚好相反。

思想文化运动多由社会现实问题生成，东西方均无例外，社会现实有别，精神取向自然有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观动摇和东方主义盛行的背景，国际汉学界对于以批判反对固有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简单化倾向异议甚多，因为他们不仅从研究以传统为主的中国文化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而且试图从东方传统文化寻求补救西方近代文化弊病的灵丹妙药。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前景，又抱有一定的期望，视为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重要体现。就汉学界本身的学术思想准备而言，封闭论与停滞论曾是欧洲传统中国观的典型观念，经过巴黎学派领袖沙畹等人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

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2]

继夏德（F.Hirth）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劳佛（Berthold Laufer）持同样观念：

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3]

由此可见，国际汉学界在致力于古代中国研究的同时，鉴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关注，并予以研究，而没有后来主观上的畛域自囿。

随着新文化运动倡行者的自我调整，以及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与国际汉学界的沟通逐渐畅顺。早在1921年，留学德国的王光祈就提出：“我以为要抬高现在中国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够创造新文化，以贡献于世界，否则至少亦应将中国古代学术介绍一点到欧洲来，一则使东西文明有携手机会，可以产出第三文明，二则亦可以减少欧洲人轻视中国民族的心理。”并以“中国文明仅由辜鸿铭传到欧洲”为“我国一般文化运动家所当引为深耻”之事，希望中国青年“不要专心从事输入，还须注意输出”。[4]虽然新文化运动者未能独力完成这一使命，整理国故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文化趋势的不自觉回应和对新文化运动本身简单化倾向的调整补充。这一股颇为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和后来学人所诟病的回流，客观上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国际目标的实现。而国际汉学的盛兴，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变化相互呼应，使这一运动在改造内部的同时，也成为民族文化更新的表征，扩大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了解。

[1] 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2]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3] Berthold Laufer：1874—1913，Monv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华裔学志），Vol.Ⅰ.ffscⅡ，1935。

[4] 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