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派遥相对立的南高学派，在五四之后也开始改革课程。1919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郭秉文提出“改良课程案”，把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原为国文部下的史地学科，升格为史地学系。以后又改为文史部，历史系独立，所开设的课程为中国文化史、朝鲜史、日本史、印度史、亚洲文化史、史学问题、大战史、历史教学法、中国通史等。同时因为实行选科制，历史系学生要选修国文、西洋文学、地理、哲学等系的课程。其必修课即包括西洋哲学史、哲学入门、伦理学、地学通论、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等[1]。

南高学派因为对北大的新文化派多有批评，历来被新派学者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其实正如近人所指出，他们只是反对激烈地反传统文化，提倡调和中西文化。而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又主张溯本求源，全面系统，反对断章取义的拿来主义。该派中留学生与老师宿儒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就是其主张的最佳体现。南高学派同样重视史学，1920年5月就成立了史地研究会，较北大还早两年。其中在史学方面发生影响的主要有柳诒征、徐则陵、陈训慈、缪凤林等。该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先后演讲的指导员和会员及其讲题有徐则陵的“史料之收集”、“新史学”，柳诒征的“史语史之性质与目的”，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陈训慈的“何谓史”等，并经常邀请外校及外国学者演讲。

与北大相比，南高学派提倡史学研究的态度颇有异同。其相同或相近方面，如重视外文及西书，强调以欧洲新法治中国历史，给予中国文化以适当的历史地位[2]，注意科学史学的潮流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向，认定史学为各种科学之汇合等，与北大精神大体一致。其相异方面，则有：

一、以史学为实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矫正新文化运动的虚浮偏颇。南高史地会的《史地学报》“编辑旨趣”称：“近年以还，国人盛言西学，谈论著述，蔚为巨观。顾于真实之学，輙相畏避，史学地学，尤希过问。”[3]陈训慈提出《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批评“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皆浮浮自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社会诸学，亦仅及其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诚有专门学会之出现，倡导社会，于真正学术有所贡献，将使智识界空气，由浮虚而趋于笃实。而所以说明源流，促起真实之研究者，史学会其尤要者也”。[4]

二、既注意欧美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又讲究本源，观照全面，以免偏于一端。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史学蠡测》（第3卷第1—3期），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第1卷第2号），叔谅的《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第2卷第3号），王庸译的《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均力求全面观照欧美各国史学流派的渊源脉络，了解史学与地理、地质、天文、人类、人种、古物、古生物、年代、谱系、方言、文字、古文字、古文书、政治、法律、国家、社会、经济、论理、哲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味趋时逐流。

三、认识近百年来史学发展的两大特征，都是受浪漫主义和实验主义两大思潮影响的结果。史学既有科学的一面，又有非科学的一面，史学当有条件地采用科学方法，但并非一定要科学化才能显示其伟大。能否科学化，不是史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科学化，也与自然科学不同。这对于盲目遵信科学化的新文化派主张，无疑有补偏救弊的作用。

即使在拥护科学史学者的内部，实际做法也不一定走社会科学化的路线，尤其是专门研究机构。在北京大学，按照朱希祖的设想，教育体制对于学生专精研究的训练，是由大学院或研究所负责实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即承担培训史学研究者的责任。国学门的主办者提倡或响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们认为乾嘉朴学方法近于科学，只是未得到科学之辅助，“今日科学昌明之际，使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辅助，急图整理，则吾国固有之学术，必能由阐扬而更有所发明”。[5]其所说科学，又分为科学方法和科学门类，总体上说，不排除任何学科，实际上却有所分别。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讨论研究规则时，沈兼士虽提出打破学系观念，但仍以文史哲三系为基本。因为研究所另设有社会科学门。国学门欢迎本校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者到所提出题目，分别研究，[6]主要是因为要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种专史纳入研究范围，须有各学科的专家参与，这与社会科学化的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解释整个历史或主要用这些学科的方法研究史料，归纳史实，有着极大的距离和分别。

研究不同于讲授，首先要处理原始资料，而未经整理的材料存在许多问题，必须以专门方法加以鉴别考订，这不是简单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条理解释所能够解决。沈兼士就批评“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而治科学者又率不习于国学”，主张派“深于国学”或“国学优良”的教授学生留学海外，以掌握科学方法，再归而整理国故。[7]在国学门各机构中，除考古学会较强调各相关辅助学科的协作外，一般只是泛泛而谈所谓科学方法。具体而言，则主要是注意国际汉学界或东方学界的人文学科的科学方法，而对于新起的社会科学方法有所保留。[8]这一趋向，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筹划中的东南大学国学院和稍后的厦门大学国学院普遍存在。而且专精的研究，与普遍的教育之间显然存在矛盾。清华研究院为此曾引发风潮，最终完全放弃国学的普通教育。

就全国大学本科的教学而言，南高学派以及各校国学研究院（所）的主张开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科学影响历史学都是大势所趋。至少当欧美仍然方兴未艾之际，崇尚西学的国人很难不为左右。而且这一趋势对于冲击旧史学确有颠覆性作用，又能很快建立大体上自圆其说的新架构，填补旧的解释系统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史学在中国从来不仅是学术，还是道德伦理的重要体现，因而须臾不可缺少。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大学教育在量的方面出现迅猛增长，后起的大学史学系纷纷朝着社会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步伐较北京大学更加积极。清华学校1925年正式成立大学部，1926年设历史学系，并开设专修课程。其课程体现中西并重，注重西史方法的精神，有中、西通史，历史研究法，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英、美、日、俄等国别史，欧洲近百年史，远东及太平洋沿岸史，另有外系开设的选修课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本国文学、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等。[9]先后担任历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罗家伦、蒋廷黻等，可以说都是革新派，因而该系课程的设置一开始就相当新进。其他公私学校历史系的课程也纷纷改进，以顺应新潮。

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与教学，本科与研究（院）所之间由分工而引起的分歧日显突出。20年代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使得考据方法再度流行，并且逐渐形成独大之势。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总其成，将急功近利的综合史观派打入另册，他宣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非泛泛而谈的学习西学，而是选择了欧洲已经成熟并占据正统地位的语文学派的史学路径，排斥正在兴起之中的社会科学派。尽管傅斯年早年也曾从整理史料的角度重视过社会学，但那主要是指领域而非方法，其一生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距离，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10]他反对疏通，不仅体现于排斥太炎门生，还反映于对待钱穆和郭沫若的态度，在他看来，后二者的成果可以接受的，仅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宏观架构的建立。[11]

傅氏的观念对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直接或间接有所影响，他一度在北京大学兼职兼课，幕后主政，强调先治断代史，而不主张讲通史。其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必修课，北大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12]，遂聘北平各校专家分段讲授。1933年后，才由钱穆一人统之。钱虽然并不提倡社会科学化，所主张的先博通后专精，仍须一定架构，只是架构的形式及来源与社会科学派不同而已。

到30年代，“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13]与此相应，各大学的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193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比此前有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于：一、通史断代化，中国史分为上古、汉魏、宋史、满洲开国史，欧洲史也分为中古和近代两门；二、专门课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在原有基础上，开设了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历史地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清代史学书录、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中国雕板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南洋史地、战后国际现势等课程。有的课程有因人设事之嫌，如王桐龄的东洋史之外，又有李宗武的日本史，即使不重复，亦不免琐碎。清华的情况大体类此。这与“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14]的状况有关，研究日趋窄而深，通史类课程即被视为等而下之。辅仁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在20年代末已经分成六段，陈垣甚至认为思想史、文化史之类，“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讲义的教科书的”著述，“三五年间即归消灭”。[15]

[1] 参见区志坚：《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张其昀的贡献》，李荣安、方骏、罗天佑编：《中国自由教育：五四的启示》，香港，朗文（朗曼）出版有限公司，2000。

[2] 对于外国人治中国史，南北两派评价都不甚高。朱希祖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还谈不上，“但外国人讲我们中国史，也是没有好的。所以我们自己整理中国史，是我们中国人唯一的责任”（《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赵仲滨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陈训慈也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自为中国文化耳。而浅率西人，至有置之原始文化至西方文化之过渡，吾国迂曲学者，又自谓灿烂莫备；要皆无史学之观念也。诚使有史学会为之中心，于古文化为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避免之过去，则必可畀中国文化以正当之地位。且传播吾国真史，使外人明了吾国之地位，是史学会不但有造于中国文化，且于世界文化有关也。”（《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2年3月）

[3] 《编辑要则》，《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5月。其旨趣称：“同人深维史地之学，一由时间之连续，示人类之进化；一由空间之广阔，明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其博大繁赜，实超其他科学。而就其近者言之，则一事一物，漠不有其源流与其背景，果屏斯二者，即不足晓事物之真，更无由窥学术之全。是以各种学问，靡不有所凭于史地；而史地之可贵，亦要在出其研几所得，供各学科之致用。此所以西洋自然科学发达，而史学地学与之偕进而无已也。”

[4] 《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2年3月。

[5]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6] 《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963号，1922年2月21日；《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968号，1922年2月27日。

[7]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

[8] 参见拙著：《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章《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9] 有关清华历史系的情况，凡未特别注明者，均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0] 傅斯年：《毛子水〈国故与科学的精神〉识语》，《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傅斯年的意思，是说国故在世界的社会学等学科的材料上占有重要位置。不过后来他直截了当地断言史学的对象不是社会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参见《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均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傅斯年并非一概排斥史观，而是反对急功近利地搬用现成的框架体系。

[11] 傅斯年承认钱穆著作止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对郭沫若则重视其《两周金文辞大系》，而不屑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 《读书杂志》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10日。

[14] 《致李埏书》，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8页。

[15] 1928年6月24日致蔡尚思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