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文科下设历史学门，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其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等。[1]但是北京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开办历史学门，只是在预科及文学门的言语学类开设史学课程。

兼任（随即改哲学系专任）该校文科史学教授的陈黻宸，于1913年写成了《中国通史》20卷，分朝代依次叙述自春秋至清代的历史。陈氏继编辑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后，曾在任广东方言学堂史学教习时，借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历史讲义。[2]其《中国通史》很可能被用作北京大学的教学，至少是参考书。夏氏的教科书本来是为中学而编，但后来多次再版，不少大学教师和研究者颇有好评，其分章节的编排体例一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旧貌，很长时期内无人可以超越，1933年更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1935年陈寅恪授课时评论当时坊间教科书，虽然认为夏著已经过时，但仍为“最好”的一本，“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3]

夏曾佑的教科书自成系统，便于讲述，但其中牵强附会，甚至削足适履处也不在少数。如果用作大学历史系的讲义，问题便无处不在。除了史料处理的当否外，简单进化论的解释框架也不能令接受西学日益丰富的民国学人和学生感到满意。1917年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于暑期后改革学制，文科增设史学门。[4]其课程设置为：中国通史（陈汉章）、地理沿革史（张相文）、东洋通史（钱硕人）、法制史（陈汉章）、学术史（叶瀚），另有特别讲演中国史学通义（黄节）、人地学（铎尔孟）、《史记》探源（崔适）。[5]相比之下，似较京师大学堂时期的章程规定还有退步，尤其是辅助学科的课程，除地学外，几付阙如。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据说是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的，讲中国通史大概也如出一辙。

注册在国文门但喜欢到其他门听课的傅斯年，那时尚未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受新思潮的鼓动，对社会科学尚不排斥，他写了《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的长文，针对中国学人写作史学教科书者多模仿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的分期，而后者实以远东历史为依据，并不适宜中国的情形，重新确立分期标准，同时指出史学“要以分期为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他认为历史“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6]这与他后来治史的路径分别不小，并多少含有批评北大史学课程的意思了。

北大史学课程的状况并不符合先期设定，因此不能全面反映主办者的主观认识。依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史学门课程分为通科与专科两类，前者包括历史学原理、中国通史、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后者包括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地理沿革、年代学、考古学、中国文明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欧美各国史、亚洲各国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细亚地理及历史。特别讲演则分为三种：一、以时代为范围，如上古、三代、两汉、南北朝、辽金元、法国革命、欧洲十九世纪等。二、以一书为范围，如《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三、以事件为范围，如中国人种及社会之研究、苗族之考证、中国古代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之比较、墨西哥交通中国之证据等。[7]由此看来，办学者的主观认识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有所前进，只是限于条件，难以落实。因此理念与实际之间的差距不免过大。

北大史学门事属初创，对课程不满似乎不是普遍现象。1918年5月，教育部视学刘以钟陪同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汉学专家林泰辅博士和同校教谕诸桥辙次到北大参观，希望旁听文科教员讲授古学，蔡元培亲自导往听讲崔适的“《史记》探源”和黄节的“中国史学通义”，并与座谈。[8]但在五四运动和太炎门生取代桐城古文家掌管北大文科之后，史学系的现状就似乎令人难以容忍。1920年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看了德国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认定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反观中国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于是一面让何炳松翻译鲁宾孙（Robinson）的《新史学》，以摧陷扩清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一面在本系将课程大加更改，本科一二年级先学习社会科学，作为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特别注重社会心理学。同时请何炳松担任历史研究法课程，即以鲁宾孙的《新史学》为课本。此书何氏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用作讲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据说修课的同学“统以这本书为‘得未曾有’”，现在改换题目，依然颇受欢迎。[9]

朱希祖发起的史学课程改革，其实只是将清末以来条文所载的规划落到实处，在思维的方式和方向上与前此一脉相承。当然，时间毕竟有近二十年的差距，译书数量增加，留学程度提高，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更加清晰化。1922年北大成立史学会，朱希祖进一步阐明其改革课程的目的。他认为，研究史学最初注重历史文学，其后注重历史哲学，最近则注重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包括地理、生物、人类、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伦理，“而尤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为最重要。我们懂了社会科学，然后研究历史，方有下手之处，否则历史中种种材料，那一种是重要，那一种是不重要，就没有标准了。我们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就是依据以上所说目的和方法定的”。[10]

朱希祖的这一套理念，完全是受提倡综合史观的新史学的影响。当时所谓综合史观，即Lamprecht主张的“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以为史事演进之状态，断非一单独原因所能解释，必也就其时之群体心理中求其解，方能说明某时代之史迹。此种社会的心理，虽受各方面之影响（如地理、经济、政治），但既汇融众源，发之于事，则史事演进之主原，自在群心”。[11]按照朱希祖的理解，美国的鲁宾孙主张历史的时间连贯性，而德国的Lamprecht和Mehlis主张空间的普遍性，二者殊途同归，均归于社会科学，将美国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即可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

同时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上发表演说的杨栋林，更清楚指出了提倡新史学所针对的现象：其一，社会科学化，是对中国旧史家“以词章治历史”和新进学人“就历史中求史学研究”而言，不懂相关科学，就编不了相关专史。其二，社会学化，是针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而言，两派或重个人，或重社会一方面的一种特别状态，未先就社会全体通盘观察。其三，地方权化，针对偏重政治及其中枢——中央政府而言，既然注重社会事情，应以州县为单位。其四，数学化与平凡化，针对“大事记派”和“琐碎派”或“好奇派”而言，数学化即统计化，用以归纳凡人小事。[12]

朱希祖的改革，虽然顺应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的趋向，却使得史学的特色有所损失，有人怀疑其所定课程中外都有，太不专门，不过是高等普通的历史罢了，“再加以种种社会科学，分了一半，所得历史智识，有限得很”。朱希祖辩解道：要谋合时间的连续与空间的普遍，只能如此设置课程。至于要谋专门精深的研究，则学校方面，有大学院或研究所，在学生方面，须靠史学会。这样一来，其心目中的史学研究，其实是两分的，“把普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讲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所组织的史学会了。讲堂上所讲的，是共通的方法多，诸君自动的研究，是一种实地的试验”。后者不可随便说空话，必须切实多读书，研究结果，确有心得，才有发表价值。所以要“一方面研究整个的史学，一方面试验分析的史学，并行不悖”，在收集一代史料的基础上，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13]此举目的原在于改造旧史学，结果却仅仅改变公开课程，而将本科学生学习具体研究的重任交由业余的史学会来担负。所以在改革课程的同时，朱希祖就筹设史学会以为辅助，只是因为学生罢课等事，耽搁了两年。

两分法当然便于教学，但是史学系的课程不能教学生具体研究，情理上似乎说不过去。朱希祖和杨栋林异口同声地要求学生学好外文，因为提供条理和系统的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舶来品。这种读西书的办法，很难了解西学的全貌并且区分主次正邪。北大毕业留学欧洲的傅斯年便有亲身体验，他去国时，便已决定学心理学，北大师友则多劝其学历史，傅氏为想解决心中蓄积的个人与社会、效率与智力等等的关系问题，坚持以学问救济心理的疾病，所偏好在于以生物科学讲心理者与心理分析学，而不喜专以自然科学之方法讲心理者。

1920年8月，傅斯年曾致函胡适，抱怨在北大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看似仅仅批评旧学者，其实更主要的是指责新风气。他告诫胡适：“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希望北京大学里造成一种真研究学问的风气”。傅在北大，受胡适影响最多，“止于批评”的学风的形成，胡适难辞其咎。所以傅斯年犯颜直谏，“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请胡适勿为盛名所累，“期于白首……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4]傅斯年这封支支节节，不能达意的“私信”的含意，在两个月后致蔡元培的“公函”中讲得更加坦率，他说：

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这并不是我不满之词，是望大学更进一步去。大学之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这样的精［神］大发作之后，若没有一种学术上的供献接着，则其去文化增进上犹远。

傅斯年的觉悟，看来是到欧洲后受其文化熏陶的结果，因为“近代欧美之第一流的大学，皆植根基于科学上，其专植根基于文艺哲学者乃是中世纪之学院”。进一步讲，“牛津环桥以守旧著名，其可恨处实在多。但此两校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而且那里是专讲学问的，伦敦是专求致用的。剑桥学生思想彻底者很多，伦敦何尝有此，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独一切弥漫的商务气乃真无办法。伦敦訾两校以游惰，是固然，然伦敦之不游惰者，乃真机械，固社会上之好人，然学术决不能以此而发展。”[15]“极旧之下每有极新”，确是指明了思想革新的适时与学术研究的唯是之间的差异。他虽然将北京与上海、北大与清华比附于剑桥与伦敦，实则在剑桥与北大之间，后者只能扮演伦敦的角色。而朱希祖在史学系的课程改革，虽然以学术为目的，结果很可能如胡适在哲学门的作用，仍是朝着议论的风气，供给社会舆论者多。

[1] 《教育杂志》第5卷第1号，1913年4月。

[2] 《致孟聪侄书第十七》，《陈黻宸集》下册，1125页。

[3]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9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

[5] 《文本科第三学期课程表·中国史学门第一年级》，《北京大学日刊》第109号，1918年4月12日。

[6] 《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1918年4月17日。

[7]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38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8] 《日本学者来校参观》，《北京大学日刊》第127号，1918年5月3日。

[9] 朱希祖：《新史学序》，何炳松：《译者导言》，均见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3卷，3～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0] 《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赵仲滨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11]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期，1924年6月。

[12] 《杨栋林教授在本校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秦志任笔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9号，1922年11月28日。

[13] 《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赵仲滨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

[14] 1920年8月1日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6页。

[15] 《傅斯年君致蔡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715号，192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