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使人们无法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只能成为断代或专书的专家，不断重复而不是继续前人的研究。又举请杨树达教汉史的例子，指其精通前后汉书的版本及章句解释，但教了一年后，却不能正确扼要地讲述汉代发生的大事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如何变化，这种重视古籍版本而忽略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于是对旧学者敬而远之，致力于引进新人，用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研究历史，这样一来，1929—1937年清华历史系的课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

揆诸史实，蒋的回忆出入较大。清华历史系从来就重视大历史和相关学科的训练，1931年蒋廷黻自己在《历史学系的概况》中说：“清华历史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以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蒋担任系主任期间，该系课程有所调整，如1929年将“历史研究法”改为“史学方法”，将中国上古、近世史改为宋辽金元等断代史，增加中国、西洋史学史、西洋史家名著选读、西洋近代史史料概论和考古学，最突出的是增加了若干专门史课程，如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十七八世纪史、中国外交史、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以及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的专题研究。到1934年，因为开设本科与研究院共修课程，专门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如断代史分为秦汉史、晋南北朝隋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此外又有中国上古史、明代社会史、清史史料研究，中国学术史要分为上古至东汉、东汉至清两门，另外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世界史方面也有细分化趋势，国别史之外，还有上古近东及希腊、罗马史、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俄国在亚洲发展史、欧洲海外发展史等。

杨树达任教清华，是在国文系，从《积微翁回忆录》和《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找不到他在历史系讲汉史的记载。1931年底，陈寅恪曾劝其在历史系兼课“以避国文系纠纷”[2]，似也没有下文。诚然，课程的名称与实际的教法之间难免存在差距，蒋廷黻在清华确有改革，只是所针对者并非杨树达，而是陈寅恪。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的那一年，陈寅恪也被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陈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如高僧传之研究、唐代西北石刻译证，在蒋看来大概都属于治史书不治历史的范畴。1934年，代理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所写《历史系近三年概况》中，对陈寅恪所开课程有如下的评述：

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近年继续更改，现分二级，第一级有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第二级有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及隋唐史专门研究。第一级之二门系普通断代史性质，以整个一个时代为对象；第二级之二门系Seminar性质，以图引导学生用新史料或新方法来修改或补充旧史。[3]

蒋廷黻所提倡，名为考据与综合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1932年，他请好讲文化形态史观的雷海宗回校任教，而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4]其实陈并不否认综合，也同意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外来理论间架，他后来推荐雷海宗主编三卷本的英文《中国通史》，表明作为应急，还能接受雷的史观。陈寅恪治学的办法和成就，得到新旧各方的赞许，蒋廷黻不便公开作对，只好拉出和陈关系密切的杨树达作为箭垛。

随着北京地区大学数量的激增，各校教师兼课的情况相当普遍，使得不同学校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逐渐趋同。1929年至1930年度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东洋史、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清史（朱希祖）、清史（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罗家伦）、清史（外交）、南北朝高僧传、西藏史、中西交通史、英国史、史学方法论、史学史（西洋）、史籍名著评论、历史专书选读（中国）、历史专书选读（西洋）、金石学、考古学、地理学（人文）、地图学、地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中国美术史，另有外系课程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外交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学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文字学、言语学。[5]

不仅课程名称与清华大体相似，就连任课教师也往往是同一人，如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王桐龄的东洋史，刘崇鋐的英国史，孔繁霱的西洋史学史，朱希祖的中国史学史，罗家伦的中国近百年史专题研究，蒋廷黻的清代外交史，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陈寅恪的南北朝高僧传，陆懋德的中国上古史，原田淑人的考古学等，两校同时开设。有的虽然任课教师不同，课程名称和内容却几乎一致，如北大的中国、西洋历史专书选读，清华叫作史家名著选读，也是分开中国和西洋。北大有傅斯年讲授的史学方法论，清华则有孔繁霱讲授的史学方法，北大的史籍名著评论，清华叫作史学名著选读。不仅专业课如此，相关学科的辅助课程也大同小异。蒋廷黻所谓“惟一无二”的特色，其实不过是当时的潮流时势而已。

考据方法在文史学界一枝独秀的局面令其他各派日益不满。章太炎、张尔田、钱穆、张荫麟、萧一山等人从研究的专精与博通的角度提出严厉批评，史观派立足教学，也发出反对呼声。1936年10月，雷海宗在《独立评论》第224号发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声称历史系毕业生反映，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对史学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认识，原因之一，在于课程的分配与组织。他列表比较美国与中国几个重要大学的西洋史课程，认为中国的办法不合理，“极需彻底的改革”。其精神是加强通史，减少国别史，停止专题史。他特别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缭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虽然他以西洋史为例，所针对的显然也包括中国史，他本人在清华担任的课程即主要是中国通史。

不过，“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6]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研究者之中，另一普遍偏象，即所谓“空言史观，游谈无根”[7]。192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介入的学人大都并非以史学为专门，影响却极为深远广泛，尤其在青年学生中间，几乎成了一面倒之势。到1930年代初：

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8]

早期的社会史观当然不免公式化，但是造成学生普遍关注这类问题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社会科学化。在泛社会科学化的解释系统与历史本身的异样之间，讲授的教师固然有所分别，除少数专讲史观史论者外，具体研究问题时往往还是以考据为主或为先。提倡社会科学的朱希祖就认为要研究一代的历史，须将这一代的一切著作品都搜集起来，考出一代的真相，然后应用最新的史学方法，组织一部很有条理系统的新历史。[9]而刚刚入门的学生则容易进一步放大先生在课堂上讲述的观点，在理论间架与史实的不吻合处，首先去修补或改换间架，而不是研究史实。其极端者甚至认为史学理论自成系统，只是为了解释社会规律，而不是研究历史事实。

历史本来是统一整体，因自身存在矛盾，作用于人们的思想，遂出现不同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不同的学派。史学虽然是中国学术历来的强项，但近代在中体动摇之下，解释系统不得不随西学的压倒优势而改变。而西学这一并非欧美固有的概念（其实是东亚人对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笼统认识），包含各种差异极大的歧见。国人各取一端，复因各人对西学认识的深浅而有高下之分。20世纪前半叶，社会科学侵入史学已成大势所趋，但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得到普遍公认。加上国际汉学界语文学派占据优势，对中国发生直接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与之争胜的迫切心情，所谓“史料学派”自然成为主流。而伴随着教学与社会需求而生的社会科学化史观，多少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只是新式教育体系的急速扩展，使得史学急于重新条理系统以便教学，社会科学化刚好提供了对应的体系。受此影响，中国史学界长期学派分立，窄而偏与泛而浅，一直困扰着有心治史的学人，如何既博通又专精，迄今仍然不能妥当协调。

[1] 《蒋廷黻回忆录》，124～12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2]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59页。

[3] 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36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4] 忻平：《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史学理论研究》，1997（1）。

[5] 《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

[6]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7] 《致李埏书》，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378页。

[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12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9] 《逷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赵仲滨速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116号，192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