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四元说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逆转并非与其前驱完全对立的反命题或对立面。因此，它不是黑与白的对立，不是列维·斯特劳斯[1]所谓的两极对立，也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四位一体的连续性，一部分来自于逆转时过时的成分；一部分来自于新媒介或新效应，因为新媒介或新效应确实包含着刚刚过去的那个媒介的某些特征。于是，由电视逆转而来的个人电脑还保留着电视屏幕，或电视屏幕的翻版，有线电视和录像机也是这样的。只有全息术才摆脱了屏幕，但是它保留了电视的一些其他特征，突出的是它那种单向的从听觉到视觉的表现形式。

如果说，数字时代的特征，是用视窗和浏览器选择信息而实现的个人化，那么，在数字时代以后的时代里，我们则期待与之类似的表现个人选择的载体。只不过将来的载体的用法不同，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而已。

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根据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59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星河战队》（Starship Troopers，1997），描绘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未来，表现得非常生动。小说故事的核心是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战争。地球人已经创建了一个统一的、斯巴达式的社会。要义务服兵役才能取得公民权，只有公民才有选举权。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地球人必须要思想动员并献出一切——总之就是要接受宣传洗脑，正如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的经验一样，那时的媒介是至上而下控制的。然而，数字时代对媒介的控制已经减少，它鼓励通过网上的积极选择接受教育，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灌输，它冲破了电视的寡头统治，绽放出许许多多专门化的节目，供人们挑选，人们对这些节目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绝对反对宣传的数字化的网络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范围的宣传运动怎么能成功地发动和贯彻呢？

海因莱因1959年写小说的时候，他当然不用直面选择和宣传的问题。但是，范霍文20世纪90年代将其搬上银幕时，就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了。他的处理方式触及网络至关重要的一个逆转点：就使用者的控制能力而言，超文本具有歧义性。在网络当前典型的表现中，制作网页的人对别人的选择当然手握控制权，他们决定网页中可以包括的链接。网上冲浪的人只能够选择业已存在的链接。但是，可供选择的数量真是多得难以计数，难以预料，因此冲浪者实际上享受着无与伦比的选择信息的自由。毫无疑问，千百万人在网上冲浪的自由，和电视屏幕上享受的自由相比，胜过不知凡几，上网的自由肯定比20世纪50年代电视屏幕上的自由要多得多。

然而，万一网上的超文本链接受有意识的控制，万一它只提供政府想要人民得到的那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信息，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范霍文把这一可能性表现得十分精彩。据信，未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主题的信息，政府可以任何时候闯进来做实况信息发布。但是，预先录制好的信息是经过仔细编程、细心构建的。在这个网络上，浏览人每次点击之后看到的，仅仅是天地大战的片断、外星人对地球威胁的片断，还有像视窗一样的选项条，以及其他的链接信息。这些链接点出现在屏幕的上方。一个低沉、吸引人的新闻播报人式的声音问道：“还想多知道一点吗？”浏览人点击相关的板块，再轻轻点击播报人公告的主题时，跳出来的却是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宣传。事实上，所有这些预先选定的项目，全都是由同一台聪明的宣传机器生成的，只不过传达略微不同的信息而已，比如外星人的性质（“了解你的敌人”）、地球人英勇的抗战等。给这样的侮辱火上浇油的还有对人的伤害。有一些点击可能隐藏着极端的暴力，包含着被拦截或被“审查”的部分。显然，至少对看这部电影的人而言，未来的网民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退出不看，以终结这一场宣传。

因此，在这部电影表现的场景中，我们在网上选择的胜利，逆转而为未来网民选择能力的幻觉。既然媒介四定律各个方面的连续性都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完全可以问，我们当前在网上的自由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幻觉呢？实际上，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在预定的选项中做出的选择而已。在这一点上，媒介四定律给那些心怀恐惧的人提供了支持。他们担心，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对我们数字环境的控制，可能会太过分。当然，根据媒介四定律，集中控制（centralized control）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是潜在的，它会牺牲我们个人的控制能力。事实上，这一套定律的目的，就是要注意每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所固有的逆转种子。我倾向于把政府看成是这个逆转的载体（所以，有读者说我在《软利器》中，对政府的“传播风化法案”提出了辛辣的指控，见奥夫德海特［Aufderheide］1977年的书评）。同样，范霍文也持这样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一些人的意见相左。他们认为，政府在防止自由网络发生有利于公司的逆转。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是意见一致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危险既来自政府，也来自微软。双方都认为对方危险（政府更危险，因为它握着枪杆子，详见Levinson，1988）。

然而，关于谁最危险的辩论，使我们注意到逆转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比如我们眼前的此刻，未来的逆转都是潜在的、假设的，尚不真实的。在用四定律分析新媒介时，只有逆转这一条定律还没有起作用（显然，把四定律用来分析过去的媒介比如广播时，我们已知其逆转）。因此，我们不仅能够讨论将要发生的一个具体的逆转——正如我们能够讨论其他三条定律那样——而且我们能够说明和控制这个逆转。

能够阻止这个逆转吗？

我在本书和其他地方都说，对未来选择自由的威胁，来自政府而不是公司的力量（正如杰弗逊总统所见，而且我要说，政府一直是这样的威胁）。但是，我这样的主张可以并将要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始终拒绝麦克卢汉不做价值判断的立场，我不同意他常常说的技术对人类处在居高临下的因果地位，其原因正是，我认为，人的理性和判断能力可以对未来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可以驾驭逆转的方向，使之向着这个那个方向前进。

为此目的，我们的确必须从价值判断入手。宣传的确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法避免的，正如麦克卢汉和埃吕尔[2]（Ellul，1965/1973）所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拥抱宣传，也不能允许所有改善了的媒介去进行宣传。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从一条道德规定着手。根据这条规定，由迥然不同的个人来控制信息，总是比集中的权威来控制信息好。强化的宣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需要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样，将来和《星河战队》中进犯的奇异昆虫作战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同时也在玩火。我们最好还是寻求更好的手段来控制宣传吧。

因此，在本书结尾的一节里，我们要超越麦克卢汉。实际上，我们要把他的预测颠倒过来，他说人坐在技术的膝头上任其摆布。我们要考虑如何提高对未来的控制能力。当然，既然逆转总是包含着生成它的体制所带的成分，我们的讨论既是超越他研究成果的讨论，也是审视他的成果的讨论。

[1] 列维-斯特劳斯（Léi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奠基人之一，长期在法国、美国和巴西从事田野调查和教学工作，代表作有《亲属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神话集》等。

[2]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之一，著有《技术社会》《政治的幻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