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肯定不是绝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媒介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者看见的未来是必然的未来，是从解释得一清二白的历史中必然产生的未来。然而，麦克卢汉撷取的最生动的媒介及其影响的例子，常常是未经我们赞同、处在我们知觉之外的操纵我们的东西。看书的时候，谁能够意识到，这个经验正在抹平拼音字母出现之前声觉空间和世界的多维特征呢？看电视的时候，谁（媒介理论家除外）又曾想到，屏幕上射出来的光线是在阅读我们，使我们参与其中呢？而且，谁又能想到，电视机射出来的光线和电影院里从银幕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和壁画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呢？上网的时候，谁又曾故意成为一个新型而互动的地球村的一部分呢？谁又能知道，这个地球村正在使电视产生的那个窥视村过时呢？

麦克卢汉的著作乐意兜售上述例子，因为它们具有令人震撼的价值。本书也必然要如法炮制，因为这些例子是早晨唤人起床的铃声，让那些对媒介强大力量浑然不觉的人清醒过来，让他们知道媒介在一切社会里都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例子是媒介理论家的看家货。

麦克卢汉说，没有无线电广播就没有希特勒，尼克松1960年竞选失败是由于他对新型的电视媒介太“热”。我在《软利器》中写媒介史的时候，首先探讨伊克纳顿（Ikhnaton）[1]的一神教如何在没有拼音文字的情况下遭遇失败。我们解说伊克纳顿的失败时，只说了事情的一部分，我们宣传的是我们认为最吸引人的那一面。

然而，只需略加思索，就可以揭示事情的另一面。这一面当然是存在的。这是人与技术关系的另一面：对于我们的发明，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可以提炼技术，指引技术，使之按照适合我们感知和需要的道路去发挥作用，而不是按照改造我们感知和需要的路子去发挥作用。因为如果不希望对媒介的影响有所作为，只是用它来吓唬人，那又有什么意思呢？麦克卢汉想要把我们从媒介造成的麻木中唤醒。无疑这是因为，他认为我们觉醒之后，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路子去维持媒介的影响，按照自己不喜欢的路子去终止或减少这种影响。

媒介四定律的每一条都包含当前媒介逆转的潜在性而不是实际性，都含有媒介影响的多样性。这说明人类改善和控制技术的预设已经嵌入了这四条定律中。可以说，第四条的逆转律有这样一个含义，甚至是坚定的立场：人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的逆转律不像亚里士多德的第四因（Fourth Cause）或终极因（Final Cause），这个逆转律是固有的命运、目标的终点。它随时会冒出来供人去把握。

决定论的逆转发轫于生命的诞生。无机反应的结果几乎是2+2=4那样可以预测的。与此不同的是，生命过程是由一点一点的不可预测性激活的。在个体的层面上，这个不可预测性当然可以导致成功和死亡。对总体的生命而言，这个决定论的噪声，成为因突变而生的奇异物种的源头，它是进化过程中一把锋利的刀刃。

进化过程产生人的智慧时，决定论发生另一次逆转。这个逆转之深刻，和程序开放的生命诞生时发生的逆转是一样的。所谓幻想就是把单一的、不可避免的前景散射到无穷的可能性中。使这些幻想体现到技术中去，就是极大地限制可能性的领域——因为物质的东西不如思想那样容易锻造。不过，即使是一小批技术，哪怕只有两种，就足以打破单一的、必然结果的符咒。

补救性媒介证明，具体技术的决定论要逆转过来。我们不愿意忍受偷窥者汤姆（Peeping Tom）的冲击，所以我们发明了窗帘。我们不甘心让电视屏幕上喜欢的形象飞逝而去却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发明了录像机。我们不愿意在文字的沉重压迫下洒汗挥毫，让语词从构思那一刻起就被钉死在纸面上，于是我们就发明了文字处理机。拉开距离一看，这些逆转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媒介自动的、必然的突变，是窗户、电视和文字遭遇到功能的外部极限时发生的突变。然而实际上，它们是人有意而为的，是人类理性煽起和完成的逆转。如此的人类首创和成就，并不是要否定或颠倒逆转的过程，而是要给逆转提供信息、指示方向、加以改造。与此相似，人类在世界上的出现，改变了蚂蚁、鸟类和水獭业已表现出来的技术努力。事实上，人的出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生命形态的技术努力。

互联网及其体现、证明和促进的数字时代，是一个“大写的”补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um write large）。这是因电视、书籍、报纸、教育、工作模式等的种种不足而产生的逆转，差不多是过去一切媒介之不敷应用而产生的逆转。许多诸如此类的补救，并不是如录像机那么有意为之，录像机是为了医治电视的短命而苦心孤诣制造出来的。但是，在新千年里，许多媒介集中起来、结合起来，以助于解决过去媒介面对的各种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数字媒介使传播速度加快、省事省力。于是，有意发明的媒介，和歪打正着解决问题的媒介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数字传播提升了人的理性把握，在这一点上，一切媒介都成为立竿见影的补救媒介。

这里既有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有我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给我们带来这个前途光明的转折点，它可以把我们抛入一个逆转过程。在这个逆转中，个人的自由选择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一个个狡诈的守门陷阱。不错，这些门是开着的，但是，门里的地盘早已划定。超文本链接的网页，可能是政府审查后用高明的手法稍稍扭曲了的网页。这些网页不是窗口，而是镜子——仅仅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的重放而已，我们看到的东西，最多是一小撮精选的官员认为我们该看或不该看的东西。

另一方面，媒介演化的加速，把我们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给我们带来一个初露端倪的机会。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选择和理性指向的机会。与此相比，杰弗逊总统所谓的理性时代，只是一个只把公民权授予富有的白种男性的时代。他那个理性时代，只不过是我们如今需要再现的幼苗，需要精心培育成为参天大树的幼苗而已。他那个理性时代，就像古希腊的民主，就像把野蛮人与民主隔离开来的时代。

在新的数字地球村里，是没有野蛮人的。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虽然不是无限的——权力去阻止不符合我们利益的逆转。至少，我们有权力迟滞这种逆转前进的步伐，以保存和开发我们喜欢的媒介环境。

所以，麦克卢汉的有生之年尤其他那画龙点睛的媒介定律，可能给我们明明白白地展示了媒介的活力，展示了它们不可抗拒、无意为之的后果。在我们的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对技术的控制能力。

这是麦克卢汉毕生刻意为之的结论吗？

抑或是另外一种结论呢？媒介决定论的数字消解，上述一切媒介演化的解释，以及若隐若现的预测，是否业已见诸麦克卢汉的著作呢？这是否就是他一切非刻意为之的结果中最为重要的结果呢？

请不要等待我或任何人告诉你结论是什么。

请你读麦克卢汉的书，读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重读我这本书，然后自己去得出结论。

[1] 法老伊克纳顿（Ikhnaton），3000多年前，他创制了一种一神教，他一去世，祭司们迫不及待恢复原有的多神教，他创制的普世的、一神教的太阳神阿顿随之销声匿迹。莱文森和麦克卢汉学派的其他学者认为，埃及一神教的失败证明，拼音字母表是一神教产生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