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逆转为有线电视，书籍和图书馆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继电视而起的电脑屏幕也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多样性是这两种新媒介的一个活跃成分，绝非偶然。我们的媒介选项总体上增加了。这很像是一个吸引盆——吸引进去的媒介越多，它发挥的力量也就越大。

黑格尔把这种效应的融会叫作时代精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黑格尔这个融会的思想来确认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丛”。此外，黑格尔还设计了一个更著名的工具来评价人类的文化与活动。这个工具叫辩证法，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黑格尔的三段式辩证法（tripartite）和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涵盖面基本上是一样的：实际上，黑格尔的综合所再现的命题，是早些时候的命题，是被过去的命题弄得过时的反命题；其综合被用作新命题并产生一个新的反命题之后，它行使的功能，就像媒介四定律所谓的逆转。

两家的理论在此出现了重要的分歧。我们知道，逆转再现的是曾经过时的成分，因此它与过去相似，即使它向着未来运动。与此相对，辩证法的新反命题完全不必和新命题（或过去的综合）之前的东西有任何联系：它只需要是新命题的对立面，具有某种深刻意义的对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具有狂热的革命性——它不必向过去颔首致意——即使在马克思的面前，它也是头手倒立的。与此相反，媒介四定律坚持用已知的东西编织成创新的东西。这和他借用比方和后视镜是一致的。如此，媒介定律就成为过滤历史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筛子，成为观照未来的一架意义重大的投影机：于是，未来就好解释了，它是披着新形式的外衣重演一番的人类模式。

当然，黑格尔的工作走在麦克卢汉的前面。黑格尔辩证法与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之所以相似，至少是因为麦克卢汉的思想有黑格尔的成分，虽然他尽量与逻辑、哲学保持距离，尽量使四定律和辩证法拉开距离。1977年我研究他的媒介定律时，他给我写过许多表示欢迎的信札。我真的受宠若惊。想想看，在我开始攻读博士的第一年，竟然差不多每周收到他的书信。而他却是汤姆·沃尔夫恰如其分地比喻为达尔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似的人物。他特别不赞成我在《玩具、镜子和艺术》一文中的观点，因为我依靠黑格尔的三段式（three-part schema）。他在1977年9月8日的信中说：“仅此忠告：你的三元说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改成四元说。换言之，玩具、镜子和艺术——每一种都是四位一体的东西。三者相加构成三元一体，其中缺损一个项目。你第159页上的再现因素（第三项）被压抑了，这是不是因为你敬畏黑格尔？”（McLuhan，1977b）在此，我讨论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玩具、镜子和艺术”；我认为，这样的三分法和皮亚杰、麦克卢汉、弗洛伊德和柯斯勒[1]等人思想有相似之处。这三个技术发展阶段与皮亚杰的三个思想发展阶段有相似，他认为人的思维发展要经过感知运动、具象和形式化三个阶段。我这个观点和麦克卢汉人类传播的三个阶段论也相似，他认为人类传播经过了口头、文字和电子三个阶段；和弗洛伊德性表现的三个阶段也相似，他认为人的性表现经过口欲、肛欲和性器欲三个阶段；和沃尔特·翁（Walter Ong）的三阶段论亦相似，他曾经比较弗洛伊德的三阶段论和麦克卢汉的三阶段论。此外，我这三个阶段论和柯斯勒的三阶段论也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人的创造性经过弄臣、圣贤和艺术家（Jester，Sage，and Artist）三个阶段。关于“玩具、镜子和艺术”的其他方面，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玩具、镜子和艺术”。

麦克卢汉说得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再现兴旺一时。但是，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那样，麦克卢汉没有提供预测未来的深厚的历史基础。不过，这并不等于有理由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偏爱麦克卢汉的四定律，更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偏爱四定律。三元说毕竟比四元说更简明，仅仅举这一条理由就足以说明，三元说是更加可取的简略表达方式。数字时代是个体传播的书籍报纸与大众传播的广播电视综合而成的产物。这样的说法具有意义，又很实用。这个新的数字命题刺激我们去寻找新的反命题。这个寻找的方向必然和逆转的方向相同，虽然它没有四元说的历史广度和深度。

1978年秋天，我在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所有名的“马车房”，参加他周一晚上例行的研讨会。我把上面这段话的意思说完之后，他笑吟吟地走到我的跟前说：“你瞧，我弄明白了，为什么你这么看中逻辑和辩证法的人，还这么同情我的成果。因为你加入那些搞逻辑的人之前，还搞过音乐！”他说的是我在60年代末的“职业生涯”。我那时尝试过写歌、出唱片。读者没听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唱片的销售量几乎是负数。不过，我曾经不只一次请他们夫妇两人欣赏我的杰作，而且还把我 1971年的专辑《双重押韵》（“Twice Upon a Rhyme”）送给他们。

我的回答是：“我注重逻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即使在音乐里，你也是先有三个音符的和音，然后才有四个音符的和音。”

当然，美妙的和音遇到五六个音符时也可能很难听。三元说和四元说都向我们发出一个持久的讯息。我认为，这个讯息就是：社会分析工具的构造成分，不存在具有魔力的数字。不错，四元说和许多四元结构产生深刻的共鸣。从DNA的四种碱基对，到《圣经·启示录》里的四骑士，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four causes）的中世纪的“四艺”（quadrivium），都有一个“四”字。麦克卢汉尤其是喜欢“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艺”是剑桥大学13世纪文科硕士的四门主干课。这“四艺”不言而喻比“三艺”（trivium，拉丁语法、修辞和逻辑）略胜一筹。“三艺”是剑桥大学当时文科学士的主干课（他说“三艺”和“四艺”，无疑他喜欢其中的双关含义，即三元说要比四元说略逊一筹）。话又说回来，三元结构在历史上也产生过同样的冲击力。罗马教廷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许多童话里的三个愿望，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事实上，如果说数字时代的精神是多样性，那么这个精神既包含“四艺”，也包含“三艺”，二者联手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七艺”（seven liberal arts），乃至更多。可以说，互联网不仅是正规教育的载体，而且是生活中学习的载体，这一点更加重要。互联网使“七艺”过时，它偏爱不再有太过僵化分界的课程大纲，拥有数以千计的课程，这些课程常常是互联网上意料之外的奇珍异宝构成的，而不是由大学里的系务委员会决定的。

我们不妨把这种新型的反传统体制的课程叫作数字艺术（digital arts）。

[1] 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出生的小说家、科普作家、新闻记者和评论家，写过许多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作品。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蓝天中的箭》《看不见的笔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