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 月，我休假回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一则最令人高兴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留言——来自麦克卢汉。他没有自报家门，因为他很清楚，我会立即听出他的声音。他说：“我喜欢你的论文，但是你的表达有误。你把伊尼斯和我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者’，是不妥当的……”

这篇论文是我的，题为“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9）。我也立刻听出来留言的实质，这是不同意批评时，委婉客气的回应。他回应批评的典型方式，最公开最为人所知的，是在《安妮·霍尔》这部片子中的姿态（1973）。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位自命不凡的傻乎乎的教授，这位仁兄硬说电视是“热”媒介。得到他对我博士论文的回应，更不用说是部分肯定的回应，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时的他，不仅是我心中20世纪最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我至今持这样的观点），而且是我亲密的朋友。与此同时我坚信，把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说成媒介决定论者是正确的。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是错的（谦虚从来就不是我的美德——如果谁真有这种美德的话）。他的回应使我由衷的高兴，同时我又坚信他错了，两者兼而有之。

几周以前，我向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委员会呈上了论文。尼尔·波斯曼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又是我的首席导师。与此同时，我将论文手稿邮寄给麦克卢汉，论文中的一部分引起了他的注意。麦克卢汉有一个观点被我描绘成“媒介决定论”。他说：“人仿佛成为机器世界的**……孕育和进化出新的媒介形式”（McLuhan，1964，p.56；亦请见本书第3章）。耐人寻味的是，我和麦克卢汉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着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实质上的不同。毕竟，我的论文说的是媒介演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为了生存而选择最适合需求的东西。所以我实际上同意麦克卢汉的意见：我们使媒介受孕。而且，我实际上发展了这个洞见，把他变为自己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见本章前面一些文字）。但是，他这个“受孕”说，还有他“催眠”观（见《理解媒介》第4章“自恋性麻木”），两者相加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是媒介的产品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于是，我把这个观点（还有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其他类似观点）说成是“媒介决定论”。虽然人对媒介有一些控制能力，但是他们两人认为，发号施令的是媒介。新媒介把旧媒介转换为艺术。新媒介把世界重新塑造成为地球村。当前的媒介成为后视镜，使我们眼花缭乱，看不清新媒介的冲击力。上述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却自恋麻木、又聋又哑，死死盯着媒介的内容。换句话说，根据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最重要的特征是调控信息、决定事情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却死死盯着鸡毛蒜皮、令人眼花瞭乱的内容展示，幻想自己在掌舵，从而把自己给娇惯坏了。

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虽然我依然认为，在面对技术时那些观点把人放较低的位置。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依然与他意见相左：他强调技术，贬低人对技术的控制力。这是他那些观点必然的内涵。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抵制这顶帽子，这和他置身事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

波普尔曾经详细证明（Popper，1945，1957），历史研究和“历史决定论”大不相同。历史研究试图描写和解释历史；“历史决定论”企图从上述解释中抽象出包罗万象的理论来涵盖人类社会及其演化。后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充分的证明。首先，它指认一种塑造历史的核心的人类活动。接着，它轻易跨出一步声称，这种活动要继续进行下去，以预料之中的方式，产生某种必然的未来，而且这种未来还是可以说得非常具体明白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断言，经济关系决定社会中的一切其他关系。它假设，在最先进的社会里，工人会掌握真理，控制自己的生活，控制社会。它声称，革命必然要传遍世界。当然，后来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在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巅峰时期，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预言也在以逆向的方式展开：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爆发时，这两个国家是经济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而不是最发达的国家。早些时候，列宁用俄国的经验对偏离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说，那是因为西方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帝国主义利益，使那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焕发了一时的活力，马克思来不及预见到这一点。然而，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苏联垮台了。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也好，资本主义的推翻或消亡也好，那是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的浪潮。这里的教训是：未来基本上是无法用单一的决定论来预测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指出了这样的教训。人类生活中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有趣的是，阿西莫夫在他的科幻系列《基地》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些小说里，他描写了所谓的“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该“学科”试图以预测大众行为的统计数字为根据，勾画和控制未来。这个企图失败了。或者说，只有在积极干预的情况下，才会有结果。而所谓积极干预，又是要考虑“心理历史”预测所不能看到的事件（Asimov，1951，1952，1953）。

我们看到，麦克卢汉是一位媒介决定论者——他用媒介替换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代替了劳动和财富管理的方式。但是，他代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公式中的前半部分。换句话说，麦克卢汉看见并探索了媒介对社会的一切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一切方面包括政治、艺术、教育、商务和本书考察的许多其他活动。不过，麦克卢汉并没有推演出未来必然如何的具体预测。事实上，对于媒介如何在过去运作，他没有提出什么无所不包的理论。他没有看见媒介冲击力的任何单一的方向。他只是强调，媒介的运作过去和现在都是极其重要的，其结果常常压倒我们选择的能力。因此，他给我们留下的，不是理论，不是理论必然暗示的预测，而是洞见——“媒介即讯息”“后视镜”等洞见。当然，洞见是可以生成某些预测的。但是，除非这些洞见是某种宏大理论的一部分，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假定，这些预测有可能指示着同样的方向。

在这个领域，我和麦克卢汉的研究有两点不同。然而殊途同归，我们的结论都是一个开放的、不可预测的、不可规定的未来。实际上，这两个相左的意见是互相抵消的。首先，我确实认为媒介演化有一个涵盖一切的模式。换句话说，媒介演化的方向，和前技术时代的人类传播方式越来越协调一致。与此同时，媒介维持着超越时空的延伸，这样的延伸由我们的幻想提供灵感（这就是我所谓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其次，我认为人基本上掌握着这个演化过程，有时明确地、有意识地运用理性，在补救性媒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媒介不是这个涵盖一切的模式或无所不包的什么东西的一部分，媒介不会压倒我们选择的能力。也许媒介会使我们麻木，会使我们着迷，但是麻木和痴迷状态总是短暂的。本章大部分内容的要旨是证明，我们如何才能不看后视镜，同时又证明，我们实际上已经把目光从后视镜移开了。早在1915年，萨诺夫就意识到，无线电用作大众媒介音乐接收器，效果会非常之好。西奥多·纳尔逊等人很快就看到电脑崭新的传播用途。再次，我们当然可以觑着眼看，使目光在后视镜里游移。因为想到纸张有方便和耐久的长处时，我们就可以断定，正在来临的“电子墨水”，就必须解决方便和耐久的问题。事实上，推而广之，电子文本及其前景，也要具备方便和耐久的长处。

倘若1975年我申请攻读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时，就已经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可以在此结束了。但是，麦克卢汉还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后的惊奇之举，这一点不足为怪。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媒介理论。它仅仅一个诊断工具——就像他的“冷热媒介”“光透射对光照射”和“后视镜”工具一样。但是，这个工具与其他那些工具不同。它是综合性的工具，不仅包含历史，而且包含他关于媒介和历史的一切洞见。这个工具试图包含其他一切工具。这个工具的工具（tool of tools）嵌入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机制。但是，这个未来不是单一、宏大、统一的未来——根本不是决定论说的那种东西，决定论看到的未来是世界必须走怎么样的一条既定的道路。相反，这里的未来是多样的未来，甚至是无数的未来，无数的技术可能性产生出来的无数个未来，万花筒式的众多的未来，我们当前面对的媒介的众多潜在因素所产生的许多个未来。

换句话说，这个工具令人称奇：一是它试图把全部历史压缩为一串共同的特征；二是它用这些共同特征指向未来。但是，除此之外，这正是你意料之中他会干的事情，是他对一切可能性抱着极为开放的态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起初，这个工具以一篇小文的形式，刊登在1975年1月的《技术与文化》上。但大约两年以后我走进尼尔·波斯曼的办公室去求学时，我尚未看到这篇文章。尼尔在纽约大学主持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同时，他还担任《如此等等》的编辑。这是国际普通语义学学会的刊物。我进去时，他苦苦思索，眉头紧锁，手里悬着的一支烟，眼看就要烧到手指头了。

他抬起头来，示意我就座，问道：“保罗，你看这篇文章怎么样？”

他把写字台上一部很薄的手稿推到我的面前。

封面印的字是：“媒介定律，麦克卢汉著”。这是我们下一章，即最后一章的主题。“媒介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