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媒介的改良，关键在于控制媒介，在于我们的控制能力。虽然我们常犯错误——今天、昨天、明天都犯，而且为数不少，但掌握技术总是好事，理所当然。我们掌握的技术总是胜过我们不能控制的技术，我们可以用掌握的技术去做这样那样的选择。如果技术超越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不能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就像是无智能的有机体那样可怜。除非有人争辩说，对万物、对地球而言，无智能的有机体比人更强，而且争辩说，我们增强控制力不是进步，而是退化——倘若如此，我就乐意对他做出让步，继续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了。然而如果你相信，人的理性和他以前的生物比较，是意义重大的进化，而且相信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么我就请你继续往下读。

麦克卢汉认为，理性是希腊人“编码的线性思维方式”产生的后果（见Stearn，1967，p.270）。换言之，理性是拼音字母的产物。他在坚持论断、举例证明时，保持着高度的理性精神（Levinson，1981a）。无论如何，他倾向于这样的认识：人类历史的整体和局部都是技术影响产生的结果，我们几乎完全不能控制技术的影响，而且常常对技术的影响一无所知。事实上，他对我们缺乏控制力的强调，使他对价值判断的抗拒能自圆其说：倘若我们真正对媒介最深刻的影响和冲击力麻木不仁，倘若我们真像那喀索斯那样，在痴迷追求自己的水中倒影时憔悴而死，那么如果要判断哪一种媒介孰优孰劣，还有什么意思呢？反正，对于这样命定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了。

然而，媒介的历史，尤其是我提出的所谓“补救性媒介”证明，我们的确是有控制能力的。我们发明了窗户。对于原来的墙壁来说，这是改善。比起笨拙的不透光的墙壁，或者有孔而不保温的墙壁来说，有窗户的墙壁的确好多了。后来我们发现，窗户的发明使窥视者能够往里看，于是我们又发明了窗帘。我们发明了电脑的运行软件“视窗”。对于DOS枯燥无味的准确性和Macintosh好玩的模糊性来说，“视窗”是一种改进。当我们发现“视窗”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要发明和窗帘一样的东西（换言之，回头看第7章，起诉微软公司搞垄断是太离谱了：其产品只要有用就会走红）。还有许多例子能够说明，我们对媒介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改进媒介，是富有理性的。窗户和视窗仅仅是其中的两个例子而已。我们不是讨厌不在家里时接不到电话吗？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补救这个缺憾的电话录音机（实际上，爱迪生1877年发明唱机时，他首先构想的用途是录音。那是在贝尔拿到电话专利的第二年）。我们不是因为受电视日程的支配而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们就发明录像机把自己从电视的铁腕统治下解放出来吧。（关于补救性，媒介详见Levinson，1997b；关于窗户是原型媒介的早期讨论，详见Wachtel，1977/1978）。

事实上，我在探讨媒介演化时，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媒介演化的总体情况：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此满足我们幻想中的渴求（因此，埃及的象形文字、希腊的拼音文字和电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语词延伸了千万年、千万里）；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因此，照片捕捉住文字中失去的那部分直观形象，电话、唱机和收音机重新捕捉住了语音）。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互联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媒介的改进（关于“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我的首次长篇论述见1979a；关于我首次讨论补救性媒介的情况，请见1988b，pp.225-226）。

于是乎，我看见了补救性媒介，看见了人类理性和控制力在补救性媒介中占上风。我认为，人类的理性和控制力在媒介演化及其后果中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和非刻意的媒介效果一样，补救现象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谓非刻意的媒介效果，就是我们视若无睹的技术效果。在大半辈子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卢汉献身于研究和说明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媒介演化本身是“冷”的——它隐藏在表层之下，放低姿态，但是它总是要求我们关照，以便使之改进。

我们可能掌握着驾驭媒介的舵盘，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后视镜。它不仅是停放我们错误感知的太平间，不仅是记录我们看不清的现在和未来的速记本，而且它还是积极引导技术走向康庄大道的设备。

说具体一点，我们如何向后视镜请教呢？

波斯曼（1998）常说，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用一种新媒介解决或谋求解决什么问题？他心中想说的答案是，经过仔细琢磨，找不到什么具有重要意义的答案。波斯曼的结论是，我们拥抱技术，或出于错误，或出于轻浮，结果是浪费时间，最好的结果也会搅扰我们的安宁。与此相反，我认为后视镜是一种工具，它可以给波斯曼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答案。

后视镜是刚刚过去的东西进入现在的一种放映机，是有助于我们跟上当前真正问题的理想设备。在功能清楚的补救性媒介中，比如审视录像机时，我们不需要后视镜，因为手边的问题及其补救措施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人都知道，电视有缺点，它提供的东西是短命的，而且其内容无法编程；录像机的发明，就是要补救这两个缺点。录像机的这些优点，人人都立刻认识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媒介还像奔驰的马车一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说，媒介解决的问题并非是立马可见、不言自明的。实际上，完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手边有一种媒介，但是我们对其解决的深刻问题却浑然不觉。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贝尔发明电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给妻子发明助听器；爱迪生起初认为，他发明的唱机将是一种电话录音机（已如前述）。十年之后，他终于认识到，唱机首先解决了永远保存音乐的问题，成了一种娱乐的工具。他起初对电影的构想，是把它作为唱机的直观辅助器（详见Levinson，1997b）。和录像机这种直接因果关系清楚的补救性媒介相比，意料之外的媒介显然要多得多。在这些情况下，后视镜成了一个基本的工具，它可以告诉我们，应该去喜欢哪些最初的感觉。

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产生的理由和它要处理的深刻问题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实际上，它起源于军界的连线网络“阿帕网”（ARPANET）。这和它粉碎守门人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结果，真正是南辕北辙。这正是本书始终探讨的问题。创办“阿帕网”的目的，是要促进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体制里的信息流动，继起的互联网增加信息流动的能力却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结果是它铲平了一切等级系统。凡尼瓦·布什、恩格尔巴特[1]和泰德·纳尔逊[2]等理论家，与重新需要中介的深刻的传播问题保持接触。他们在探索新媒介的可能性时，用后视镜与这些问题保持接触。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互联网的好处（关于这三位理论家，详见Skagestad，1993、1996）。互联网缓解了许多问题。除了守门人的问题之外，还解决了纸媒传播缓慢的问题，网下传播把许多脑袋关在门外的问题——夸美纽斯[3]把许多人的交流叫做“伟大的对话”（“Great Dialogue”）。它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差距问题，解决了难以用可触摸方式表达思想的问题。有了互联网，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本书讨论的旧媒介的许多短处，也由于互联网而得到缓解。在后视镜里，上述一切问题都更加清晰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视镜能化解一切问题。也不是说，一切问题在后视镜中都已经像水晶一样透明。它不是普里斯特·约翰[4]王的“魔镜”，可以看穿媒介王国里的一切谬误、歪曲和密谋。新近历史的次要成分的一丝反光，也可能使人眼花缭乱。比如我们把收音机叫作“无线电”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仔细审视过去的环境，结果还是忽略了关键的特征。比如我们说“电子墨水”，说它可以磨掉，不像印刷油墨那样无论如何磨不掉。换句话说，像其他一切技术和理论一样，后视镜也不能盲目地搬用。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保留地接受后视镜的思想。“乘客小心，镜子中的物象可能比实际距离近 ”（我们讨论应用麦克卢汉的后视镜需要小心时，我的儿子西蒙常常引用汽车侧视镜上的一句警示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种估量未来的非常有用甚至是必需的手段。因为估量未来的唯一理性的办法，是借用过去。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或者用开车人的观点来看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假设的中间点，它链接最近的过去和最近的未来。

大多数时候，麦克卢汉关注的主要是过去如何走到现在，而不是现在如何展开而进入未来。他首先关注的是历史。他生动的比方，要么利用过去的环境来给人启示（如地球村），要么借用其他领域的比方（如形容爵士乐的“冷”和“热”）。批评他的人忽视了他历史造诣的深度、广度和精度。还有人把他的美德扭曲为累赘，德怀特·麦克唐纳臭名昭著的话就是这样的。他说，“他掠夺了一切文化，从洞窟中的原始画到《疯狂》[5]漫画杂志，用东拼西凑的碎片来支撑自己系统的废墟”（转引自Stearn，1967，p.203）。不过，这些批评家感到沮丧并非是全盘皆错。因为按照他说明的形式，他并没有提供清楚指向未来的指南。因为他并不想当向导。探索和指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把麦克卢汉的研究成果引向未来，必然会产生一个要求：至少要把他的一些焦点从过去转移到未来。这就是本书的意图。因为最低限度说，如果要把麦克卢汉的概念用于研究当前的媒介及其影响，我们就要把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他创造的那些概念借过来，用于新世纪和新千年初期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这些观念用来探索和解释未来。

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要考察和梳理麦克卢汉思想中隐蔽的前景和困难。我们将梳理他的后视镜观点和其他的洞见，以助于勾画未来的蓝图。我承认这是我的意图，这是当前情况下最糟糕的双关语。但读者早就意识到，我迟早要禁不住勾画我们的未来。不过，我毕竟控制住自己，直到倒数的第二章，才亮明我的意图。

[1]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1925— ），美国发明家、鼠标之父、早期互联网领军人物。

[2] 西奥多（泰德）·纳尔逊（Theodor Nelson，1937— ），美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信息技术先驱，启动“世外桃源”（“Xanadu”）工程，提出“超文本”“超媒体”概念，著有《计算机解放》。

[3] 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捷克教育家、宗教领袖，提倡普及教育和“泛智论”，主张全民教育，以此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合作，代表作是《大教学论》。

[4] 普里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王的“魔镜”，说在遥远的中亚，有一个富庶而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国王普里斯特·约翰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长老，他声名显赫，拥有着一座域外的上帝之城。

[5] 《疯狂》画刊（MAD），20世纪50 年代美国的一种连环画刊，全名为《叫你发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