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说，电子时代是“神话的”时代（Carpenter & McLuhan，1960，p.ix）。他所谓的神话不是虚假或误导。事实正好相反，他用的是神话古老的、原生的意义，它传递的信息处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其洪钟之声与许多根本的真理产生共鸣（他特别喜欢共鸣这个字，因为它是一个声觉的比方）。这些根本的道理，我们平庸和日常的书呆子是观察不到的。因此，麦克卢汉的神话很像约瑟夫·坎贝尔[1]所用的意义，很像西尔维尔·恩道尔[2]1990年论述“太空时代神话”时所指的意义（Engdahl，1990）。她认为这些太空故事不是胡编乱造，而是我们宇宙公民固有身份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电子“神话”镌刻着巴厘人关于艺术的妙想：把一切事情干好。
互联网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在神话的创造过程中，时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神话——我喜欢称之为“纵向神话”（vertical myth）——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才能产生足够的头脑去加工故事，把一件事情从回忆加工成历史，再加工成神话。电子媒介的后果之一是，产生神话所需要的头脑的数量看样子转瞬之间就汇集起来，肯定比古典神话产生的速度快。电子媒介的这个后果，充分表现在它们同时达到的大规模受众之中，并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电影院会聚的观众之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全国同时会聚，而是几个月几年达到的这个效果）。我把这种现代的电子神话叫做“横向神话”（horizontal myth）。
事实上，达到神话生产所需头脑数量的过程开始加速，那是在印刷机问世的时代。哥伦布到新世界的航海达到了神话的水平。这也是在正面意义上说的，因为它鼓舞人们去完成各种壮举，因为它抓住了人类的基本渴求，而且使之放大。创造这个神话的过程，靠的是探险报告。15世纪90年代，这些报告从欧洲的印刷机中汹涌而出（Levinson，1997b，pp.25-28）。意味深长的是，再回溯五百年，挪威的雷夫·艾里克森（Leif Ericson）到北美的航海却没有产生类似的效果。他这些壮举没有发表出版，因而成了传闻轶事，名副其实的希腊词根上的anecdote。这些壮举的影响区域太小，仅限于北欧。流传的时间也不够长久，不足以渗透到许多人的头脑之中，去取得羽毛丰满的神话地位。所以，他的航海壮举没有以传统的纵向神话方式流传下来。因此，北欧人10世纪驶向美洲的航程，并没有产生发现的时代，没有产生欧洲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革命。
大众媒介如印刷机、电影、广播和电视与互联网合流，在20世纪里给真实的事件赋予神话的色彩。这里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媒介对“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道，以及后来使之上升为大众文化的现象。当然，一开始素材就在那儿：前所未有的海上游轮，据说绝不会沉没，却撞上冰山，沉入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处女航走向坟场，1500人葬身海底。况且，遇难乘客中包括当时世界上一些最阔的富豪比如本雅明·谷根海姆[3]、阿斯特[4]、伊斯铎·斯特劳斯夫妇[5]，还有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为沉船陪葬的还有船长和该船的设计师。航运公司（“白星航线”公司）的经理乘救生艇得以逃生。几条救生艇只救起了709人。附近的“加利福尼亚”号也许能够救上更多人，可是它没有对“泰坦尼克”号的无线电报呼救信号做出回应，也没有对它的灯光（闪光）信号和绝望的火箭信号做出反应。
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后一幕本身，是带有神话色彩的电讯悲剧。同时也是希腊式睥睨神明的悲壮史诗，这艘巨无霸太自信了。一些最富有的财神的自我牺牲精神，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最后几分钟下层阶级乘客和船上权威人士的冲突，都触动了值得荷马和莎士比亚大书特书的主题和神经。
当时的大众媒介报纸，迅速满足了大众的需求。此后，到20世纪末，一共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反复复地述说了这个故事，见电视评论片《泰坦尼克揭秘》（Titanic：Secrets Revealed，1998）；详见哈耶尔（Paul Heyer）《泰坦尼克遗产》（Titanic Legacy，1995）。20世纪80年代，这场悲剧在公众头脑中仍然挥之不去。在此激励之下，罗伯特·巴拉德（Robert Ballard）终于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它躺在北大西洋的海底，在水下两英里。在此之前，许多人寻找泰坦尼克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个使历史重见天日的事件，给许多传媒提供了灵感，产生了一系列作品，包括1997年重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1998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这是有史以来票房价值最高的电影。
整个1998年，互联网上《泰坦尼克号》的音乐不绝于耳。在网页上，船与电影、电影里的船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神话的王国。当然，报纸、广播、电视和新书携手合作，再次推出了这个神话王国。于是，泰坦尼克号进入了一个高尚的世界，而不是海底的冥界。狂热的浪潮热闹非凡，传媒和现实互相吸取营养，进一步刺激了神话的再生，又深化了对历史的理解。
最终产生的效应是对历史更充分和准确的理解，这使我意识到，横向的神话为何非常有用，因为媒介中大量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把事情办得更好。一般地说，纵向神话获得地位太缓慢，不可能真正增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我猜想，有人有感于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许多神话，从而发现什么迄无人知的遗址——这一点并非是不可能的，正如谢里曼[6]找到荷马史诗中的遗址特洛伊一样。然而这一类发现，由于其对象年代久远，和巴拉德给泰坦尼克残骸定位相比，几乎总是带有更多的试探性，不太可能盖棺定论了。
诸如此类的神话效应在电视和其他传媒上都在发生，随时如此，许多小事上都是如此。对媒介持批评态度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如何估计，信息灵通的人都比过去多了。毫无疑问，有些信息在有些情况下是扭曲的，完全错误的。故意捅给新闻界的假新闻，可以产生骗人的神话。但是，杰弗逊认为，纠正错误信息的最好办法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就可以指望，大量的信息传播产生的神话，大体上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远离真实的情况。因为人们能够理性地把真理和谬误分开，只要正确和错误的信息并存，且信息量也足够就行。因此，肯尼迪及其“亚瑟”王朝的神话，经过几十年关于他婚外情的报道之后，有一点淡而无味了。相反，克林顿花心的神话后来至少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独立检察官1998年9月给国会提交的报告，他本人的忏悔和道歉，证明确有其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继续不断的信息流使神话更接近现实。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公众官员的性事，是政治恩怨的恰当题目，我认为不应该这样。请见我的文章《只有天使才能当总统？》（Levinson，1992，pp.151-153）。上述例子能够支持杰弗逊的观点：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而不是虚构，无论相关的题目是什么。
而且，网络使这个过程更加明晰，强化了我们个人求真的过程，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个人挑选的时刻，去求解神话的信息。同样，没有谁能担保，我们在网上找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就像经过守门人把关的报纸和电视的信息也不能保证准确一样。不过，杰弗逊的原理同样适于互联网，而且是更加适于互联网，因为互联网是由许多作者和出版者构成的，它不像大众媒介是由寡头控制的。除非关于某一个题目的每一个网页都染上了错误信息的色彩，在广泛的浏览中，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早晚要揭穿骗人的神话。
媒介有产生“真实”神话（truthful myths）的倾向。互联网尤其对此做出了贡献，它是一种神话矫正机制。这是否意味着，大众媒介正在把我们变成万事追求完美的巴厘人呢？不。
但是，互联网似乎正在帮助我们把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办得更好。这一部分工作使我们成为信息更加灵通的公民。如果说艺术家是人类的触须（麦克卢汉引用庞德语），那么大众媒介肯定是在给每一个人提供多种多样的更加强大的触须。
然而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又怎么样呢？
比如，大众媒介对传统上认为是艺术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1]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美国比较神话学家，著有《神话的力量》《千面英雄》《上帝的面具》等。
[2] 西尔维尔·恩道尔（Engdahl，1933— ）美国科幻小说家，著有《星际旅行》（Journey Between Worlds）、《宇宙之门》（The Doors of the Universe）等。
[3] 本雅明·谷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1865—1912），美国企业家，身后留下家族组建的谷根海姆基金会，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4] 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1864—1912），美国阿斯特富豪家族成员，发明家、科幻小说家，经营若干大公司。
[5] 伊斯铎·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1845—1912）和埃达·斯特劳斯（Ida Straus，1849—1912）夫妇，美国百货业巨头梅西（Macy）公司创建人。
[6] 亨利·谢里曼（Hei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发掘特洛伊遗址（1873）、“米尼亚斯宝藏”遗址（1874—1976）和迈锡尼遗址（1876—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