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一开始就受到抨击（Schereiber，1953）。它是一种比游戏还要低级的活动——廉价的快乐，甚至像毒品（Wynn，1977）。据说，它对我们和儿童，对文化中高雅的东西，都有破坏性。可是如今，它已经开始向艺术提升。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电脑的作用（迄今如此），不如说是电影在有线电视和录像带出租业务中无处不在的作用。无处不在的电影打破了电视网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电视黄金时代的母题和技巧。1956—196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直播的《电视剧场90》（Playhouse 90；Brooks & Marsh，1979，pp.498-499），如今回想起来，还是令人赞不绝口。人们赋予它“合理”剧场的地位（剧场的数量和上升的电影院在比例上是“合理”的）。就连搞笑的情景剧也不断重播，比如《我爱露西》和《蜜月新人》。而且重播时还常常配上低声的旁白，评论其滑稽艺术价值（比如美国的有线电视节目《晚间的尼克》（Nick at Night）。此外，有线电视频道“电视王国”（TV Land）还重播50年代和60年代的广告，这纯粹是为了满足观众重新观赏的乐趣。

再者，电影发生自省式的转折。这说明媒介革命中，外观与背景（figures and grounds）经常换位。著名的电影使电视剧中成名的演员走上了大屏幕。这些电影有《亡命天涯》（The Fugitive，1993）、《碟中谍》（Mission Impossible，1996）、《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1997）和《淘气阿丹》（Dennis the Menace，1993）。50年代，电视取代了电影，成为日常的视听媒介，电影被推上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与此同时，电视又给电影提供了另一种服务，使电影在媒介消长曲线的另一端成为电视的内容。麦克卢汉所谓外观/背景的逆转（见本书第十五章）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战后时代开始执牛耳的电视媒介，把电影作为其内容和艺术。可是如今，在新兴的数字时代，电视却成了电影的内容和艺术。

当然，其原因是时移世易，数字时代及其包含的电脑、有线电视和录像带出租业改变了电影和电视的性质，至少是改变了人们看待它们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在我们生活里的角色。因此，促使电视地位变化的，是在有线电视和录像带上放电影，而不是电影本身。使电视地位根本变化的，是电脑，而不是电影。外观/背景的迁移绝不是简单的逆转，电影并不会变成这个逆转之前的电视，也不会恢复自己在电视诞生之前的地位和角色。相反，由于新媒介的到来，典型的电视网如今成了吸引人的内容和艺术；在这个功能上，电视网和小说一样，成为电影的内容和艺术。于是，新媒介就成为社会演变的先锋，一是凭借自己的成就；二是凭借自己对旧媒介施加影响的涟漪效应。因此，新旧媒介功能上的逆转——比如电视和电影的上述逆转，就是前进的，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恢复过去的功能。

然而，重新发现的作为艺术形式的过时的媒介，除了在我们的感知中的角色有所变化之外，未必需要其他变化——毕竟，自然还是自然，哪怕机器已经把它送到舞台之上。那么，我们在电视身上看见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使我们觉得电视是艺术，觉得它是电影的内容呢？答案是这样的：电视始终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更具体地说，使我们觉得电视最像艺术的某些东西，是它与对应的新媒介反差最大的那些东西。如果说，有线电视和租用的录像带能够使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电影，那么从中欣赏刚刚逝去的那个年代，和一周又一周地忍受电视连续剧中那几个人物比较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吸引人的东西呢？如果说互联网偶尔的超文本链接很出色，那么精心安排播放的老录像带《电视剧场90》，怎么不使人怀旧，怎么不凸显其价值呢？

用今天话来说，20世纪50年代“直播”的《电视剧场90》等早期电视节目叫做“实时”节目。它们受到称赞和珍惜，因为“实时”是“典型”电视的一个特征。但储存在录像带和互联网上的电视却走向了直播和实时的反面，这实在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看这些节目时，它们并不是正在表演，因为如果它们是录像带的内容，那么它们事实上早就录制好了。而且，也不是许多人在同时看这样的节目。“典型”的电视观众是千百万人同时看一个节目，录像机上看录像带的人，互联网上看电视片段的人，是个体的人，他们按照自己挑选的时间观赏，看的是电视的新形态。

当然，典型的同步电视观众，如今还是照旧。不过，他们现在看的节目，是通过卫星发射的，是真正即时的、国际的传播。超级橄榄球赛和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这样的大事。1982年，全球的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看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的婚礼。1997年，他们又聚在电视机前看黛安娜的葬礼。如此“典型”的电视观众是同步观众演化的典型形态。同步观众始于广场和剧场，然后进入配有放映机和屏幕的电影院。到20世纪，通过广播电视，同步观众最后达到了全国和国际的规模。比如，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讲话，就可以同时传播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但是，作为录像带内容的电视，却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它把电影从公共屏幕送回私人的放映机，这里的电影往往是一次一个人看。

然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样的逆转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早期看电影的人要走出家门，到有拱廊的电影院去，看他们喜欢的《弗雷德·奥特打喷嚏》等片子，而电影院开门的时间是特定的。相反，看录像的人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从这个意义上说，录像带上的电视和图书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它不像早期的电影。

网上存储供人观赏的“在线视频播放”电视，更加不受时间束缚。读书也好，看录像也好，都必须要事前决定去买书或借书，去买录像带、租录像带或自己录制像带。如果想看书或看录像，而事前并未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只能想想罢了。与此相对，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公众可以一天24小时得到，不必事前做什么决定，只需在网络上接上个人电脑就行（当然，和一切技术问题和生活问题一样，互联网的链接都可能会出错，因此我们并不能笃定立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自然使我们考虑机器（这里是互联网）如何把电视转换成一种艺术形式，如何使旧媒介的关系发生逆转。因为造就电视艺术性的，是互联网的轮廓，它的成就，以及它如何取得这一成就。换句话说，互联网投射在电视上的影子，恰好使我们在旧屏幕上看见的艺术性发挥出来了。

但是，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在上述转换中的作用之前，我们还需要看看电视的另一个侧面。对过去五十年的观众来说，这是它独特的角色。这个角色对它正在成为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