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麦克卢汉的乐趣之一，是给他描绘的媒介效应提出你自己的例证。我吃过许多熟食，很少坐（从来没有开过）敞篷汽车。麦克卢汉说，过时的形式是艺术形式，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观点时就突然想到，熟食品和敞篷汽车是两个首要的例子。

肉类的加工，首先是用盐，后来是用更加复杂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加工的方法起初是腌制。当然，冰可以用来延迟肉类的腐败（后来发现腐败是细菌造成的），但是冰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属性，那就是融化。因此它不适合长期保存，除非有经常不断的供应。于是，许多情况下，腌制成为比冰冻更好的办法。而且腌肉味道也要好一些。

最后，冰冻技术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19世纪上半叶，人们弄懂并运用了机械冰冻的原理——**变成气体会吸收热量，使周围的温度降低。19世纪末，电能的运用使冰冻更加有效，萨拉米香肠、火腿和热狗就要粉墨登场，扮演艺术的角色了。

这意味着，腌肉之所以受人喜欢，首先不是因为其功能和保存期，而是由于其味道。腌肉的使用功能还在那儿——火腿在冰箱里保存的时间比未经腌制的生肉保存的时间长，但是这个功能再也不是熟食存在的理由了。

另一种有意义的东西接踵而至。当不用防腐剂就得挨饿时，凡是不能立即致死或明显致死的防腐剂的副作用，都可以不在乎。早期的防腐技术是一种交易，我们的祖先没有多少选择。但是，一旦火腿和热狗可以随意吃时，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副作用就成为合乎情理和逻辑的担心了。纯粹为了好吃就去冒险，以至慢性致癌，得高血压，那合乎逻辑吗？这个逻辑的幽灵之所以产生，恐怕是因为吃禁果的人和不吃禁果的人一样多——因为带风险的活动本身具有吸引力（吸烟不幸即为一例）。不过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味道和风险同在，都成了盘中餐。

这个教训适合一切媒介。这是麦克卢汉“环境保护论”或完形理论的基本思想：媒介本身并不存在多少后果。更确切地说，它们的后果是在更大范围的背景中运作时表现出来的。就是说，环境中的变化，甚至媒介中看不到的变化，都会引起媒介运作的变化，并且肯定会引起公众对媒介运作感知的变化。（已见于第九章对冷热媒介的讨论。）冷冻技术使熟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但是，由于我们沿着另外的路子提高了对人体健康的认识，熟食又成了一种有风险的事情。（麦克卢汉经常对我说，当环境对当下的情况手足无措时，旧媒介的“再现”即从过去的角度来办事情，可能对当前有致命的后果，详见第十五章。）这样的后果，对电视的意义令人吃惊。我们将回头看电视的意义。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里，电视抢夺了我们的读书时间。下一个世纪，电视和网络争夺屏幕时间时，电视的冲击还要更加严重，它会更加分散我们的精力。

敞篷汽车给媒介的角色转换提供了洞见。汽车顶棚最初可以卷起来，以图凉快。在湿热的夏天，这是很实用的功能。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汽车安装了空调（另一种形式的制冷）。空调制冷效果好，它能降温，没有煤灰扑面，又不会把头发吹乱。有一段时间，汽车厂停止生产敞篷汽车。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敞篷汽车又回潮了，数量有所增加。它有了新的“艺术”目的。80年代以后，空调车满世界跑，这时的敞篷汽车，目的是为了扮“酷”——不是为了防暑，而是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意蕴：“伙计，真酷！”

进入新千年之际，也许“酷”这个字拼写成“kewl”更恰当，更逼真，从天气的凉爽（cool）变成社会上的扮酷（kewl）。这个例子令人高兴，说明技术在功能上有了深刻的变迁，但表示这个功能的语言标记却维持不变，因为表示“凉爽”和“酷”的凑巧是同一个字cool。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语词容许不同的意义，甚至以多重含义见长，所以它们未必能够可靠地指示具体功能是实用功能还是艺术功能。换言之，若判断技术是否在以实用功能运行，或已然获得了衍生的象征意义，语词未必是可靠的标记。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看”电视的意义也类似：和今天的情况既相当不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