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联合教育公司。1985年，我和妻子创办的这个教育公司，与知名学府合作，在网上完成研究生教育。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中心越来越少，我们的公司很适合这个世界的教育。（见第七章）我们的教务几乎百分之百是在网上完成的。早先是用凯普洛CP/M型的个人电脑，后来是用DOS型的电脑，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用调制解调器把电脑和电话线连接起来。办公室之外的唯一教务，就是和必须见面的院系主任偶尔会晤一下。在数字时代的初期，联合教育公司还提供了一本家庭办公室的教材。情况是这样的……

1985年秋季，公司开办起来的第一个学期，我们一共只招了12个学生。一个完全在新加坡的家里学习，一个在东京的办公室里学习，另外几个在纽约之外的各个地方学习。（我们公司的总部在纽约，我们的合作伙伴“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总部也在纽约。）我们深信，网络教育经济上是行得通的。第二年春天，注册学生人数已经超过50个。很快，虽然我已经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享受到终身教职的待遇，我还是辞去了副教授职位。该校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只隔着哈德孙河，十分钟车程。我把正在添丁加口的这个家的生活来源都押到联合教育公司上了。

此前三年，我已经谋到一个利益丰厚的终身教职。而且我的妻子已经是史密斯-斯特瑙保险公司的销售经理，该公司就在曼哈顿闹市区。1983年秋，我们用过的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是电话。我们的“文字处理机”是IBM的字球式二型电动打字机。我们没有孩子。可是这一切即将改变。

我的儿子西蒙生于1983年11月。蒂娜的产假请得比较长，原来准备再回去上班。但是，数字革命很快就提供了其他的就业机会——这样的工作不会与她带孩子的时间产生矛盾。1984年6月，我用我的第一台电脑伏案工作，用调制解调器链接到新泽西技术学院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IES）上。我开始备课，准备9月给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开一门网上课程（见第九章）。接通的第一个晚上，我就认识到了网上学术交流的价值。我给《自主学习的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的作者温内尔（Langdon Winner）发出一封电子邮件。他的名字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住在加利福尼亚，我住在纽约）。9月，网上教书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到了网络教育的价值。到年底的时候，我向社会研究新学院（1984年名叫“网上新学校”）提出一份网络教育计划。1985年1月，它接受了这个计划。于是，联合教育公司就起步奔跑了。

1986年的春夏秋三个学期，对联合教育公司来说硕果累累。11月，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孩子莫莉。这个家和联合教育公司成为一个理想的家庭办公室：在家里工作，我们可以使三岁的儿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得到照顾。我们网上工作的非同步性有这样一层含义：虽然公司的工作可以停，而且常常被孩子们打断，但是电脑连线另一端的人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停顿。我们可以在自己挑选的时间上网，也可以在想退出的时候退出来。蒂娜可以重新链接去完成一封电子邮件。我也可以重新上网去接着讲课。

而且，由于我们最初用的凯普洛个人电脑是“便携式”的（不到25磅——只要抱得动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可以搬得动这台电脑，把它插到你想插的地方），所以每年夏天，我们都把家庭办公室搬到科德角海湾租的别墅里去。7月里的许多个黄昏，我上岸回到家，浑身还滴着水，身上还穿着泳装，就上机去给网上课程加上几句话，把我在夕阳点染的海水中漂浮时想到的东西补充进去。虽然海湾里的浪头太低，不能冲浪，但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却在玩着另一种冲浪。我相信麦克卢汉会高兴的。（他和儿子埃里克1978年在我家吃过饭。蒂娜后来把我们招待他们的一道菜叫做“麦克卢汉烧锅”。我和蒂娜也到过多伦多，在他们的威栖伍德园家里做客，与他们两夫妇共进晚餐。很可惜，他未能活到我们的孩子出世。）

由此可见，以我们家为例，数字家庭办公室模糊了工作与游戏的界限。在事业和家庭合而为一的环境中，我们作为家长和公司老板的角色可以自由转换，轻松而即时地换来换去。我们发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能力大大地提高了。我们从预定工作日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使我们能够走出家门，离开亲爱的人去工作和游戏。我们发现，数字家庭办公室是一种深刻的解放。

再者，麦克卢汉可能会同意上述的结论，因为他说过“出版杂志那种重复操作里的被奴役的劳动”。（McLuhan，1976，p.270）他与任何人被奴役的日程暴政都不共戴天。他接着说：“大多数杂志的大多数读者因为它们千篇一律的面孔而郁郁寡欢。”

然而，网上奴隶的解放是不打折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