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守门人是谁，无论是教会、民族国家还是媒介自身，守门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信息就像食品和药品，根据美国的《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管理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和大多数国家的类似法律，公众接收信息之前，需要审查和批准信息。按照这样的推理，提供未经审查的信息，有毒害公众的风险，就像有毒食品或假药一样。因此，1919年，在“申克诉美国政府案”（“Schenck v.United States”）中，霍姆斯[1]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撰写的一致裁决中说：“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的保护，不会去保护在客满的剧院里乱叫‘失火啦’而引起恐惧的人……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是，他说的话……是否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见Tedford，1985，pp.70-7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第一修正案》的坚强捍卫者，他居然把这个看似合理的标准，作为政府在传播领域行使的唯一的守门人功能。很快，他就发现了自己推理的错误。1919年11月，在3月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以后8个月，他就发现自己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政府案”（“Abrams v.United States”）中成了少数派（和他并肩的只有出于同样好意的布兰代斯[2]法官）。联邦最高法院裁定，霍姆斯认为“愚蠢”的传单，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见Tedford，1985，p.75）。因此，霍姆斯先把守门人的门开一点然后又限制它的企图，刚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作为哨兵的《第一修正案》受到损害之后，美国媒介守门人的门就敞开了。最高法院在20世纪继后的裁决中，一般都支持报纸和新闻界不受政府干扰的出版权。最生动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文件案（Pentagon Papers case）。最高法院一致拒绝尼克松总统企图限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请求。尽管如此，广播媒介的命运还是要差得多。因此，联邦通讯委员会行使了相当严厉的守门人角色。它向广播电视台发放执照——这就是门票。其标准是，广播电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自从1933年的《联邦通讯法》以来都是如此（见Levinson，1997）。我们在第七章里已经看到，1996年的《传播风化法案》企图把互联网的门守得更紧。根据这个法案，“不体面”和“攻击性”的网上材料违反了有关条款，最高可以判入狱两年和高额的罚款。不过，联邦最高法院1997年裁决该法案违宪，认为互联网更像是报纸，而不是电视台。毋庸赘言，守门人的心态在国会持久不衰。

据信，科学、学术和文学作品对公共利益的危害，不像邪恶的政治小册子和广播娱乐那样直接。所以大体上说，没有任何民主政府对它们进行控制。这些传播形式要自己守门。因此，在学术出版的情况下，受尊敬的刊物把稿子送给“圈外”的人（与刊物没有联系的人）审读，由他们判断其价值。这个工作一般用“双盲”（“double-blind”）的形式。作者不知道审稿人的名字，审稿人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出版商出版学术著作时，一般也采用这样的形式（罗德里奇出版社在审查本书和我的《软利器》时，把我的选题计划和样章送给“圈外”人评判）。

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著作是未经把关就出版的，因此要判断把关的效果还比较困难。然而，伪造的东西说明，守门的专家并不能打包票，比如伪造的皮尔当人[3]和伯特[4]爵士在研究孪生子时伪造资料，就骗了专家。尽管那些领域最权威的学者曾经很重视这些编造的东西，他们的欺骗几十年以后还是被揭穿了。还有多少类似的欺诈逃脱了守门人的监察呢？

音乐、文学、绘画、电影等艺术具有不同的原则和要素，但是它们都一致承认，守门人可能会造成危险。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调查音乐节目主持人中的贿赂案（“payola” scandal），以此改进电台播放音乐的质量。主持人根据贿赂来播放节目，而不是根据音乐的品质来挑选节目，结果造成美国摇滚历史上最乏味的时期（1960—1963年）。1963年年底，披头士拯救了摇滚乐。此前，他们也吃了闭门羹，二十多家唱片公司拒绝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是守门人的又一次失败。1963年，他们终于与电气和音乐唱片公司签订了合同。美国电影也一度被“自律”准则拴住了手脚。“准则”禁止使用“hell”之类的粗话，禁止表现夫妻睡双人床。英国的“准则”也是由民间的英国审查委员会（British Board of Censors）进行自律而不是由政府把关，而且他们比美国更加严格。

在上述一切守门人的例子中，无论守门人是政府、学刊、唱片公司或电影理事会，麦克卢汉“人人都出书”的命题里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供我们思考：权衡起来看，守门机制实际上使我们有何收获？问题是，防止公众接触垃圾和错误的工作往往是效率低下的。而且我们必须承认，防止有毒的东西肯定是效率不高的。但是为了辩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假设接受这样的观点：守门把关的做法在政治、学术和艺术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什么补救。如果接受这一个观点，它带来的好处，能够抵消由于过滤而造成的损失吗？如果守门人剥夺了披头士、波普尔、默默无闻的弥尔顿和最纯净、最让人心宁神静的明珠，那么守门人带来的好处能够弥补我们因此而遭到的损失吗？

我觉得，我们差一点失去了卡尔·波普尔和披头士，我们失去这些好处的风险大大超过了未经评估的“大量可能的风险”。在网络时代的初期，麦克尔·海姆说，“大量可能的风险”是互联网的主要缺陷之一。（Michael Heim，1987，p.212）

结果却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选择可能更好，我们可能既摆脱守门机制，又维持评估，亦可能把守门从过滤机制变为评价机制。

[1]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841—1935），即小霍姆斯，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和法律哲学家，1902年开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30年之久，直至91岁时退休；被誉为“伟大的异议者”，主张法律克制，认为“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是经验”。主张思想自由不仅要包括我们所同意的思想，而且要包括我们所厌恶的思想。

[2] 布兰代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1856—194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3] 皮尔当人（Pildown Man），1912年在英国皮尔当发现的头盖骨，当时认为是史前人类化石，1953证明是伪造。造假者为英国律师陶逊（Charles Dawson，1886—1936）。经查，该头盖骨由620年前的现代人头骨和500年前的黑猩猩下颌骨拼凑而成。

[4] 伯特（Cyril Burt，1883—1871），英国心理学家，研究遗传对智力和行为的影响，去世后伪造数据的劣迹才被曝光。